“如果説有哪一個城市，由於深厚的歷史原因，本身即擁有一種‘精神品質’，能施加無形然而重大的影響于居住、一度居住以至過往的人們的，這就是北京。”趙園先生在《北京：城與人》的開篇説了這樣一番話，她的這番話使我産生了一些聯想。在這本書中，她原本要談論的，是“城與人”這個話題，她所要探究的，是城的文化性格以及這種性格將如何影響到生活在其中的居民。我則由此想到，一座城市的文化性格，或曰精神品質，將在怎樣的程度上影響到這個城市的出版文化？
北京味兒的味兒
前不久得到一本書，是著名的《浮生六記》。這是自晚清至民國以來備受文人推崇的一本書，曾以各種形式一版再版，林語堂先生還有英譯本問世，我手頭就保存著不止一個版本。而這個版本的不同，就在於它是“典藏插圖本”，此書一齣，其他版本就相形見絀，黯然失色了。出版者為此下了很大功夫，它的裝幀設計、版式編排，都在精緻秀美中透著一種古樸的味道；用紙也很講究，是那種古色古香的輕型膠版紙，又稱蒙肯紙；更讓我驚嘆不已的，是書中的插圖，編校此書的王稼句先生專門挑選與此書時代比較接近的繪畫、版畫以及攝影作品作為插圖，有二百五十余幅之多。而且，每一幅插圖都盡可能地與書中所記相配合，讀者可以互相參照和把玩，由此也可見編者之慧心。
在這樣一個以讀圖相標榜的時代，即便是典藏插圖本，應該也是見多不怪的。但此書卻讓我想到另外一些東西。它出自北京出版社，責編是鍾情于京城文化的老編輯楊良志先生，這一點也許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發，使我們感覺到城市氣質與出版文化之間微妙而具體的關係。
“味兒”這種東西很難説，它是在人與城之間特有的精神聯絡中發生的，是人所感受到的城的文化意味。北京是一座有著三千多年曆史的古城，又是自金以來近千年的都城，尤其是明清兩代的造就，使得北京這座城市散發著獨特的味道。它對出版文化的影響，主要的倒不在題材的選擇，不在於是否“寫北京”，而是出版物自身所體現的能夠代表文化古都審美趣味和審美態度的精神氣質。我舉《浮生六記》的例子，就是因為，它所傳達的信息遠遠不止書中所講述的那些故事，更重要的還有，它使我們感到，北京以其文化的溫厚蘊藉，給了這本書許多它所沒有的東西，比如它的超凡脫俗。這樣的書我們在北京的出版物中輕易就可以找到很多種，像陳師曾的《北京風俗》，陳志農的《舊京百影》，汪堯民的《古都舊景》，金受申的《北京的傳説》，這些書都顯示了北京的城市氣質對於出版者的文化選擇與審美選擇的干預。不是因為這些書都和北京的文化歷史有關，而是它們顯示了一種北京才有的氣度和精神。
舊北京與新北京
固然，北京是座古城，它的精神氣質包含了很多歷史性的審美積澱，但它同時又是一座新城，每一天都發生著新的變化，吸收著新的養分；它曾經是一座古都，1949年以後，這裡是新中國的政治中心，但它還包容了一個相對完整和自足的市民社會；北京還是一座文化城市，舊文人，新文人，都被這座城市所塑造同時又施加影響于這座城市，但它也是一座政治城市、革命城市，影響中國20世紀歷史進程的“五四”運動就發生在這裡。所以仍然為當今的讀書人心嚮往之。而清王朝覆滅之後，宮廷藝術、貴族文化流入民間，對於造就清末民初北京的文化面貌也是有貢獻的。北京人的優雅趣味和文化消費心態，很多就來自貴族文化的民間化。這一過程不可避免地在提高了北京市民的文化素質的同時，也影響到他們的文化價值意識。隨著新中國的建立，作為政治中心的北京再次成為中國最重要的文化中心。北平舊有的文化機關和知識分子、由解放區遷移進京的文化機關和知識分子、從全國各地（尤其是上海）抽調的文化機關和知識分子，三路大軍會師北京，使北京真正成為“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這樣一座城市必然要尋找可以感應它的召喚的出版者，創造自己獨有的出版文化。而出版文化也在一定意義上滋養了、呈現了這個城市的精神氣質和文化性格。學術性、思想性、專業性，是北京出版文化最突出的特點，而精緻、優雅、書卷氣則是它的內在氣質與審美趣味。1949年以後，創辦于1897年的商務印書館、創辦于1912年的中華書局以及三聯書店等上海出版業的重要角色相繼遷往北京，發展至今，北京所擁有的出版社已經佔到全國出版社總數的一半。這其中，包括上面提到的三家老店，作為北京出版文化之城的建造者，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外國文學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央編譯出版社、中國工人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中國電影出版社、中國戲劇出版社、文化藝術出版社等等，都是功不可沒的。一座城市總是在一定程度上規定著它的出版文化的精神面貌，而出版也時時塑造著這個城市的精神氣質和文化品格。這也可以看作是，這座城市與出版者締結的一種精神契約。其實，任何打算給一座城市或一種文化規定其本質特徵的企圖，都必須準備承擔片面性的風險。一座城市固然有一座城市的精神氣質，但這種氣質也只是存在於人們的不同描述之中，這些描述是非常不同的，有時甚至是南轅北轍的，而時間的流逝，往往也成為城市氣質中此消彼長的重要因素。事實上，我們總是能從一些書中嗅到北京出版文化的新的氣息，它們的身後是新一代的出版人和出版觀念。我們只要看看這些年來北京這座城市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化，就沒有理由懷疑出版文化的新的氣息的真實性。新一代出版人要和這座城市締結新的契約，這是遲早的事，沒有什麼力量可以改變這一點。最近我發現，連中華書局、三聯書店、人民文學出版社這樣的一些老牌大社，也改變了經營方略，向著流行和時尚的方向悄悄地移動，而一些新崛起的出版社和出版公司，也千方百計要在北京出版文化的大背景下上演自己的作品。這些都預示著，在新的世紀到來的時候，北京的出版業面臨著新的挑戰，也蘊涵著新的機遇。但它不會變得面目全非，不會變成另外一座城市，它的城墻沒了，它的四合院也快沒有了，但是，它的文化底蘊和根基不會隨著推土機的轟鳴而煙消雲散，它還會活在每個老北京和新北京人的心裏，生根發芽，長成參天的大樹。這是北京出版文化的希望所在。説，北京的文化特徵其實包含了至少三個方面，即王官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市民文化。這三個方面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又有不同的文化表徵，而且，它們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影響，相互融合的。這樣看來，上面談到北京城市氣質的時候，如果只強調它的傳統的一面，那麼，就將它簡單化、單純化了。有人曾在20世紀90年代初這樣來概括“京味兒”：一鄉土味，即北京城獨特的地域色彩和文化習俗；二傳統味，古都文化的積澱和老北京人的人格、心理；三市井味，北京下層市民的生活狀態、品格氣質。這種概括或許也是有失完整和準確的。文化總是處在不斷的變動之中，城市與出版的關係也在不斷地遷流。老舍筆下的“北京文化”，其實是北京的衚同文化，而王朔筆下的“北京文化”，則是北京的大院文化。所以説，北京的城市氣質或精神品質，應該是以其內在的包容性、差異性、豐富性和不確定性作為條件的，近現代史上的文化變動，當代社會更為劇烈、更為戲劇性的文化重構，都使得我們不得不以彈性尺度對待“京味兒”這個概念。北京出版人的社會視野我們再來看《以公民的名義》這本書。作者孫春龍是《西安晚報》的記者，書中的主角則是西安一位被尊為“馬哥”的出租車司機。作者寫他如何自覺地運用法律，維護出租車司機的權益，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出租車司機討回公道，他也因此成為出租車司機這個弱勢群體的“保護神”，並昇華為一種精神，一種以平凡而神聖的公民名義命名的精神——馬哥精神。從這個角度切入，作者揭示了西安市出租車行業艱難困窘的運營環境，以及與此相關的更深層次的社會問題。然而，這本書不是陜西或西安的某家出版社出版的，出版它的，卻是北京的中國工人出版社，責任編輯是以關注社會熱點問題而聞名的郝宏麗。
這樣的例子很容易找，僅以我手頭現有的一些書為例，像李靜主編的《中國問題——來自知識界的聲音》（中國工人出版社），像黃樹民著《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農村變革》（三聯書店），像淩志軍著《變化：1990年——2002年中國實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都是在全國産生了重大影響、關注並進而探討中國現實性、前沿性社會問題的論著。這些出版物總是使我想到北京人留給別人的印象，似乎人人都是政治家，都肩負著國家、民族乃至人類的重大歷史使命，而作為文化人的出版工作者在這方面似乎就更加敏感，更加顯得要有一種社會責任感。這種情況在其他城市我以為是很少見的，我們出差到外地，常常聽到人們以嘲諷的口吻説起北京人在飯桌上談論政治，有人説，政治是北京生活的鹽，沒有政治，北京生活就會變得寡淡無味。這種情形將北京和其他城市區別開來，成為它的“氣質”或“性格”之一。它規定和影響著北京的出版文化，他們更看重的不是這本書可能掙多少錢，而是它在圈子裏和社會上産生了多大的影響。
政治城市與文化城市
如果説，北京的城市社會和文化生態是圍繞著政治權力、官場生活而結構的，那麼，它的直接後果，就是造就了政治中心與文化中心的高度重合。而它的意義還在於，北京因此擁有了不同於任何城市的文化消費群體，這個群體不僅數量龐大，而且，具有較高的消費水平。實際上，自明清以降，六七百年來，北京一直是讀書人最嚮往的城市。明清時的科舉制，自然使京城具有了最強大的聚集、吸收知識分子的功能，即使是在帝制被廢除以後，北京仍然以其文化古都和學術中心的特殊地位，及其特殊的人文傳統、人文資源、人文環境所形成的獨特的文化生態，吸引聚合了當時一大批優秀知識分子。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京派文人的沙龍和客廳，至今還是許多知識分子嚮往的“理想國”，那種自由主義、人本主義的價值取向，朋而不黨、超脫瀟灑的行為態度，以及文化古都溫厚蘊藉的歷史文化陶冶和名士氣的遺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