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洪州琵琶歌，一定要在這樣詩情畫意的地方。
沒有清清溪水的侗寨不叫侗寨。
三位在自然中吟唱的侗族少女。
廊橋 陽光 水。
聲音是旅行的靈魂。
乘烏篷船飄在江南的狹窄水道中，若是沒有一點吳音相伴，幾縷越曲相隨，那旅途就跟對著一張雷峰塔的照片一樣乏味；在西北的莽原或荒漠中策馬揚鞭，馬鈴、“花兒”或“信天遊”都是最好的背景聲；坐車顛簸在絲綢之路上，則需要秦腔裂帛般的控訴……一切名聲響亮的地方，都有標誌性的聲音奪人心魄。如果把一次好的旅途比作一部好的電影，優質的“電影原聲”是烘托情緒、引人入勝的必要元素，抽去這元素，對著再奇麗的景致也只如看默片一般，減少了許多發生共鳴的機會。
説到西南形勝，廣西與雲南都是聲音最響亮的地方，那恐怕多半因為廣西成功包裝了“劉三姐”，雲南刻意打造了“阿詩瑪”，劉三姐熱情，阿詩瑪浪漫，她們共同的特點是勇敢，民歌大發展時代的標誌性成就至今影響著人們對這兩個地方的虛擬感受。
同樣是少數民族聚居區，貴州的聲音就沒有雲南和廣西響亮。如果説雲南和廣西已經進入了彩色有聲片時代，貴州則仿佛仍處於黑白默片時代。缺少鮮明的聲音形象塑造，她的整體形象也就乏善可陳。有關貴州的形象，我們至今印象深刻的倒是小學地理課本裏曾經下過一個可怕的結論，“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分銀”，這句話在孩子們聽來似乎包含了“氣候惡劣、環境糟糕、百姓窮苦”的潛臺詞。不知道現在的小學地理課本中有沒有替貴州摘掉這個“三無”帽子。在兩次深入貴州後，我發現這頂帽子實在有點不負責任：貴州山清水秀，風光絕不在雲南之下；貴州人的生活細膩祥和，帶著少有的桃源氣息。教科書的力量真是巨大，我現在還記得有關貴陽多雨而昆明四季如春的氣象學成因。如果説貴州在國人的心目中不是一片適宜居住的地方，一半的責任得怪在這頂“三無”的帽子上。
今年10月，我第二次去貴州前，對這裡仍然沒有太多印象，除了那挂印在各種旅行紀念品上的黃果樹瀑布——那是我第一次去貴州時被不懂旅行的主人安排的必遊項目，結果是在瀑布前留下了一張看起來像布景的相片。中國有太多的風景被設計固化成了明信片，以方便“到此一遊”。如果搞一場名為“到此一遊”的行為藝術，我身著條紋毛衣一臉莊嚴地站在黃果樹瀑布前的姿勢絕對可以入選。
民歌 現場
第二次去貴州緣于兩張刻錄CD，一位朋友從貴州帶給我，上面用藍色簽字筆寫著“侗族大歌”的字樣，據説在黎平的一家街邊音像店購得。直到現在，我也不知道這兩張CD轉錄于哪，無論如何，必須感謝那位盜版者帶給我前所未有的民歌聽覺經驗，正是這經驗促使我答應與那位癡迷上侗族歌曲的友人一同踏上前往貴州黎平之路。這條路極其漫長，需要坐飛機到桂林，再從桂林坐8個小時的汽車到黎平。這種複雜的交通經驗也是我以前的旅行中從未有過的。8個小時的山路顛簸，即便有足夠的心理準備，也不免在途中後悔自己的瘋狂決定。但是這種後悔只是一閃而過，第二天，閒坐于肇興洪州的花橋下，聽著橋上一對男女用洪州琵琶歌特有的假聲細細吟著“哎呀呀……哎呀呀……”，侗寨奇特的溫柔氣息令人窒息地撲打上心頭。那正是貴州特有的聲場，細膩、祥和、摯情、懇切，你無法形容那種聲音帶給你的安詳，只能感嘆一聲：那就是生活的本真。
在黔東南，才知道民歌原來俯拾即是，並不是舞臺上偽造的異域風情。有一次，我們在肇興一個老鄉家裏吃長桌飯，侗族人待貴客的腌魚還沒有吃慣，人已經被侗族姑娘灌醉———那裏的酒規非常霸道，敬酒的姑娘們唱一首歌勸一杯酒，只勸酒不陪飲，那勸酒實際上就是灌酒，酒碗端到你嘴邊，躲到哪都不行。在半醺中，忽見那位50來歲的男主人手中多了一把三弦琵琶，自自然然對著我們用侗語唱了起來。唱完後告訴我們，他唱的是一首《快樂的單身漢》，歌詞大意是：單身漢，運氣好，壺裏常滿酒，飯悠悠里長有糯米飯；看見別人孩子一串串，半夜還要起來換尿片，覺也睡不安；我單身人一個，夜晚睡覺，任你打如雷的鼾。我願永遠做個單身漢。説完後繼續唱。這時胖胖的女主人端菜進來，旁邊一位知情的當地人告訴我，其實老漢唱得比他太太差遠了，老漢只是一個業餘愛好者，老婆才是真正的歌師，年輕時在專業歌隊，還進過北京。我們於是央求她唱一首，她看來很不情願。據説侗族的女人嫁人之後就不再參加姑娘小夥的踩堂會了，需要一心一意地操持家務、務農。那女主人經不起央求，最後唱了一首勸人敬老的歌，果然比老漢嗓音醇厚正宗。侗族的男人看起來比女人自由一些，聽説他們踩堂會可以踩到40歲，由那老漢50多年紀還唱《快樂的單身漢》可見一斑。
生活在文字之外
這幾年中央電視臺的春節聯歡晚會年年上侗族大歌，以至於外界以為所謂侗歌就是多聲部大歌一種。其實侗歌的形式非常豐富，至少分為大歌（嘎老）、琵琶歌（嘎琵琶）、禮俗歌（嘎禮鄉）、酒歌（嘎告）、踩堂歌（耶堂）、兒歌（嘎臘溫）、笛子歌（嘎笛）七種，其他還有牛腿琴歌、去山歌等，禮俗歌中又包括攔路歌、誇讚歌、哭歌等。幾乎每一種生活場景中，都存在一種歌的樣式。
侗族人對歌的依賴源於他們沒有文字。一個生活在文字之外的民族，只能靠歌來傳承歷史、習俗，這使得他們較少受到外界文化的影響，相對獨立地傳承了自己的生活樣式。侗族人即使接受外來文化也是以音樂的形式接受，譬如説侗族有自己的侗戲，由侗戲的鼻祖吳文彩結合漢族的戲劇在1830年創立，侗戲裏的許多故事如《硃砂記》和《二度梅》，根源都在漢族那裏，只是人物被置換成了侗族的人物。
文字和文明的關係到底是怎樣的？在侗寨裏，你恐怕要對既有的觀念産生懷疑。有文字才算文明嗎？沒有文字就是野蠻嗎？在黔東南那些民風溫柔的侗寨裏，你實在無法贊同這樣的觀點。你可能發生的感慨是：基層的生活者也許並不需要文字，需要文字的是統治者。沒有文字的侗族人公共文化生活其實非常豐富，每個寨子裏都建有公用的戲樓，少則一兩個，多則三五個，人均擁有戲樓的比例比城裏人人均擁有音樂廳的比例高多了；鼓樓和風雨橋（又稱花橋，其實就是廊橋）就更不用説了，是寨寨必有的標誌性建築。這些建築都不是用來欣賞的，而是實實在在地屬於侗族人的常態生活範圍，比如説鼓樓，每天下午必然聚集著一幫老漢，聊天、下棋、講古，在堂安，鼓樓邊的欄杆上挂著大小蘆笙，這裡顯然經常有歌會；風雨橋是侗族人在田間幹活間歇休息的場所，有時也是男女對歌的場所……從公共建築與文化活動的普及可以看出，侗族人的整個生活形態極富人情味，與大部分缺乏公共建築的漢族村寨相比，侗族人看起來更懂得生活，他們的社會秩序也更完整。在一些侗寨裏，以前遺留下的鄉規民約還在，寨老還可以發揮自己權威的力量，處理鄰里糾紛，寨中公務，與政治權威相比，這種權威更受當地人重視。
歌師
與寨老相比，歌師在侗寨擁有另一種超然的權威。一個歌王的風光不僅僅在於賽歌時獲得桂冠，他還代表整個寨子的光榮與夢想，他們的光榮與夢想與現代都市人鍾情于足球運動的光榮與夢想也並無太大差別。如果説歌隊如球隊，歌師就是教練，或者金牌球員。一個真正的歌王，在獲得桂冠的同時將收穫無數姑娘的芳心。
能夠約略與侗寨歌師的地位相媲美的只有11世紀的遊吟詩人，他們在歐洲宮廷裏瀟灑來去，過著上等人的生活，同時收穫無數貴族生活的軼聞趣事，像侗寨歌師一樣為歷史提供口語的鮮活補充。但是在傳承歷史這一點上，遊吟詩人頂多以一個野史紀錄者的身份存在，作為自由職業者，他們在貴族們的蔭庇下生活，得到貴族們的縱容，已經比中國古代樂師的奴隸身份要強多了。侗寨歌師的地位還不止於此，他們在傳承歷史這一點上具有相當的權威性，他們就是侗族的史官，一切傳統的繼承者、傳播者與締造者。歌師就這樣生活在歷史與夢想之中，他們擁有一切世人嚮往的尊榮。
但是這種歷史造就的尊榮正在受到商業化的挑戰。當砍伐木材的致富途徑被禁止後，侗族人為生計，不得不把歌唱事業引向更為商業化的發展方向，在這條路上，歌師們順理成章成為歌隊的代表，他們開始有機會從自足的農耕生活中走出，獲得他們的第一份自由職業。然而尊榮這種稀缺的社會地位顯然是存在於職業之外的，歌師一旦職業化，他們相對超然的身份將不復存在，在與外界接觸的過程中，作為歷史的獨立傳承者的身份也將改變。商業化將會怎樣改變當地人的生態？很難預料。一個大膽的假設是，如果缺乏保護，用不了多久，歌師這種職業就將消亡。
侗族最穩定的歌師階層開始面臨生存際遇的改變，顯示出“默片”時代在貴州畢竟行將結束。那種貴州特有的隱藏在黑白鏡頭下的靜穆語言必然要被炫目的色彩與誇張的言辭代替。在我的黔東南之行中，觸目所及，發展的硬道理越來越顯著地擺上當地政府的案頭。一個個節日在興辦，侗族大歌也越來越頻繁地在世人面前露臉。作秀才能生存，這樣的全球化生存法則顯然與黔東南溫柔靜謐遺世獨立的性情相悖。作為與西藏並列的世界“返樸歸真，回歸自然”十大勝地之一，黔東南目前正靠一些生態組織對遊客量的限制保全著這最後一片溫柔家園的寧靜。生態旅遊的概念正在提出，外界善良的保護意願和當地發展的慾望之間在賽跑，到底哪一方會取勝？我們會不會在發現貴州的聲音的同時，失去貴州的聲音？
這似乎已經超出了我這樣一個匆匆過客的思考範圍。於是，放棄思索，打開音響，那溫柔家園的獨特聲音再度迴旋室內……
有人走上來，問一聲：什麼歌，這麼好聽？
（文/子非魚，本版圖片資料提供中國西部文化生態工作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