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過埃及、希臘、意大利的人都不能不驚嘆那些地方古建築的悠久歷史和完好保存。且不説那些巍然屹立的金字塔已經歷了三四千年的風霜，就是已有近1900年之久的羅馬萬神殿，不僅基本完好，現在還是一座氣勢宏偉的大建築。歐洲不少中世紀以來的建築，儘管都是幾百年的老屋，今天還在超期服役，並且依然顯得雍容華貴，完善舒適。
反觀中國，雖然號稱五千年文明，但今天還存在的真正的古建築卻少得可憐，年代也晚得多。先秦的所有建築早已不復存在，就是綿延萬里的秦漢長城、壯麗輝煌的漢唐宮闕，只留下一道道夯土或一堆堆臺基，明朝以前的帝王陵墓都沒有留下任何地面建築。目前所知，最早的石建築大概要數隋朝李春所建的趙州橋；最早的木結構建築是梁思成于1937年發現的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建於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年）。著名的山西應縣木塔（佛宮寺釋迦塔）建於遼清寧二年（1056年）。在中國歷史上見於文字記載的建築中，能夠保留下來的比例極低，今天依然能夠使用的更是屈指可數。就是一般的“百年老屋”，如果不是多少有點中西合璧的話，也很少有人願意居住了。
這不能不説是中國歷史的一大遺憾，自然也是中國古建築的遺憾。但認真分析一下，出現這樣的結果卻並非偶然。
世界上得以保存至今的古建築或比較完整的遺跡幾乎都是使用石料的，埃及的金字塔、希臘的巴臺農神廟、印度的泰姬陵等等。但中國的古建築基本都是土木或磚木結構，石料僅用於臺階、門檻、柱礎、欄杆、局部裝飾、雕塑等，連採用石柱的建築也不多見。木結構建築易受蟲蛀鼠嚙，也不耐風雨雷電、霉爛朽變，更難逃祝融之災。同樣遭受天災人禍，石建築一般還能保全骨架，容易修復，而土木建築往往已蕩然無存。就是日常維修，土木結構的建築物也比較麻煩。這不能不説是過於優越的地理環境使我們的祖先失去了選擇性，因為在中國早期文明興起的地方一般都有茂密的森林，或者離森林不遠，便於就地取材。在黃土高原和黃土沖積的平原上，優質石材反而不易取得，而且開鑿不易，不如利用木材那麼容易。有的地方如太行山北段也有很好的石料，但在原始森林還大量存在的情況下，使用木材無疑更便利。如十六國時石勒要在襄國（今河北刑臺）建宮殿時，竟有洪水將太行山上的大批樹木衝下。而在氾濫平原的尼羅河三角洲、多山的亞平寧半島、巴爾幹半島和伯羅奔尼撒半島，開採石料顯然比採伐木材更方便。而一旦形成傳統，即使地理環境已經改變，人們也會按原來的方式行事。例如，到明清時在北京一帶建造或修理宮殿陵墓寺廟時，儘管北方已經沒有合用的木材可以採伐，還是會不惜代價從四川、雲南等處運來巨大的木材，以維持長期沿用的木結構建築。就是一般的民間建築，基本的模式也沒有改變。土木或磚木結構的建築解決了全世界最多的人口數千年的居住問題，也使中國這片土地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除了新開發的地區以外，各地的森林都採伐殆盡。另一方面，天災人禍造成的火災一次次將建築物毀滅，項羽焚燒秦朝宮室的三個月大火，南宋杭州城內一次次毀滅性的火災，只是無數次火災中顯著的例子，就是連明清紫禁城中的三大殿也未能倖免。
如果説第一方面的原因是受到地理環境的制約，先民作出的一種不得已的選擇，那麼第二方面的原因卻完全是人為因素，那就是人們對待古建築的態度，一向是追求“整舊如新”，而不是“整舊如舊”。當然這種觀念的産生也與客觀條件有關，木結構建築無法持久，無人居住或使用，一座建築很快就會朽敗以至倒坍。就是有人居住或使用，也得不斷維修。在木材容易獲得或價格不高時，與其局部更換，還不如整體重建。但這樣一次次“整舊如新”的結果，恰恰是對古建築的一次次破壞。例如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就提到，滕子京重修岳陽樓時是“增其舊制”，而不是“復其舊制”或“遵其舊制”。正因為如此，儘管岳陽樓始建於唐開元四年（716年），但經過歷代一次次“增其舊制”。
式的重修，現在留下的早已不是原來的古建築了。我們經常可以聽到這樣的介紹：現存的建築物始建於什麼朝代，但看到的建築物卻絲毫看不到那個時代的外形和風格，大多是明清建築的式樣，甚至已變成上個世紀的産物了。而得以保存至今的真正的古建築，往往是處於窮鄉僻壤、深山荒野，雖然一直得不到世人的重視和保護，卻躲過了“整舊如新”之厄，儘管大多已岌岌可危，卻容貌不改。
第三方面的原因則是中國建築觀念本身的缺陷——過於重視建築物禮儀性的、政治性的、公共性的作用，卻忽視甚至無視其生活功能。結果是，一切富麗堂皇、寬敞舒適的建築物幾乎都屬這一類——宮殿、陵墓、衙門、寺廟、祠堂、會館、樓、臺等，而私人住宅，特別是一般平民百姓的住宅就等而下之了。專制等級制度充分體現于建築的規格，不同等級和身分的人只能建造或居住于相應的規格的住宅中，只有少數貴族、官僚、地方豪強才敢“逾制”，但也要冒很大的風險。在參觀意大利的龐貝古城廢墟時，我對城中平民住宅的規格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在這座相當於中國東漢前期的城市中，一般居民都擁有一座獨立的住宅，包括三至四間臥室、起居室、浴室，比起同時代的中國平民住宅來要寬敞舒適得多。就是在私人住宅中，用於家庭或家族祭祠、禮儀、接待、聚會的大廳、祠堂（家廟）一般都是建築的主體，居於核心，標準較高，而臥室等私人空間往往陰暗狹小。我去參觀號稱“千古一村”的江西樂安縣流坑村時正值盛暑，在看過的幾座古宅中我都注意觀察了其中的居室，發現都處於廳堂的附屬地位，都處在夾層、偏房、後室，顯得狹小、黑暗，悶熱難當。正因為如此，有錢有勢的人都會設法“逾制”，或者棄舊圖新，另建花園、別業、書屋。就連貴為君主的清朝皇帝、慈禧太后，也更願意住在承德避暑山莊、圓明園、頤和園。歐洲一些建於三四百年前的住宅，今天去住還覺得很舒適，但我見過的明清帝後寢宮、曲阜孔府的內宅，卻實在沒有什麼令人羨慕之處。怪不得清朝皇帝修圓明園時要建西式房屋，晚清時上海的官紳無不住新式住宅，民國時在天津和青島的前清遺老都住洋房別墅，偽滿溥儀的“皇宮”也是中西合璧、以西為主。試問今天研究和保護古建築的專家學者，誰還住在千年古村、百年老屋中？又有誰願意遷入未加改造或現代化的四合院、徽派建築、石庫門、吊腳樓、土樓、碉樓、窯洞之中？儘管它們既屬“傳統文化”，又有説不完的“好處”。
以上的説法並不是對中國古建築的全面評價。第一點只是指出它的先天性不足，總的來説，這是當時的地理環境所造成的，也是歷史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但應該正視這一事實。第二方面的原因是值得我們今天吸取的教訓，所以對現存的古建築一定要堅持“整舊如舊”，只能盡可能使它們延年益壽，而不要輕易傷筋動骨。按照今天的物質條件和技術手段，任何古建築都可以重建，但真正的古建築的保存卻依然面臨很多難題。唯其如此，古建築才值得全人類珍視。第三方面的原因則影響到我們對待古建築的態度——是將它們作為我們的歷史和文化的一部分加以保護和保存，還是要繼續發揮它們的使用功能？應該承認，它們中的絕大部分早已不適應現代人使用了，任何人都不應該片面強調它們的“優點”（即使以往確實存在），而要求人們耐心地住下去，即使他們自己願意。只有正視這個矛盾，解決這個矛盾，中國為數不多、年代並不太久遠的古建築才能得到有效的保護，才不至於消失在建設性、保護性的破壞之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