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布爾是位法國科學家，他和他的《昆蟲記》都誕生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但是，在他謝世80多年之後。他那洋洋十卷本的科學巨著，仍然被當今的出版界列為暢銷書，並且被著名的文學評論家羅大岡先生認定為：“在法國自然科學史與文學史上有它的地位，也許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比它在科學史上的地位更高些。”
法布爾窮其一生研究昆蟲，而且真的是“窮”。前半生一貧如洗，後半生勉強溫飽。想喝口酒，只有自製的酸蘋果汁，想施捨乞丐兩法郎，囊中卻只有兩個蘇，要想買一本必須的書籍，就得節衣縮食。但是，濃厚的興趣和倔強的性格並沒有向貧窮低頭，正像那些在變幻莫測冷酷無情的大自然中頑強生存的昆蟲一樣，他也在幾十年的堅忍不拔中進行著自己的研究。
也許法布爾從來就沒有想到過要當文學家，他所關注的只是活著的昆蟲。他對一些科學家説：“你們是剖開蟲子的肚子，我卻是活著研究它們；你們把蟲子當作令人恐懼或憐憫的東西，而我卻讓人們能夠愛它；你們是在一種扭拽切剁的車間裏操作，我則是在藍天之下，聽著蟬鳴音樂從事觀察；你們是強行將細胞和原生質置於化學反應劑之中，我是在各種本能表現最突出的時候探究本能；你們傾心關注的是死亡，我悉心觀察的是生命。”
一語道破天機。戰勝艱難的體驗，對於生命的熱愛，都使法布爾具備了一個文學家的特質。也就難怪在他的科學描述中充滿了人文的關懷和激情。當他與那些生動活潑的昆蟲日夕相處時，它們就成了他的家人和朋友；當他和那些趣味無窮的昆蟲心心相通時，他也就成了它們當中的一分子。所以，當他在研究和描述他的昆蟲們時，他的筆下就會充滿了生動的情趣，就像文學家在描寫著人類的世界，卻又完全是些文學家們聞所未聞的大自然中的奇聞逸事。當他在科學的研究中發現了文學作品的謬誤時，也才能夠無可辯駁地勸戒他們不要憑想當然，不要錯誤地褒貶了這一種或那一種昆蟲。
法布爾的《昆蟲記》是一般文學家無法企及的，因為它有著嚴謹的科學依據。法布爾的《昆蟲記》又是一般科學家無法企及的，因為它有著讓文學家也拍案叫絕的形象和生動。
別名叫做聖甲蟲、食糞蟲的金龜子，很難引起文學家的關注，但是，由於科學的研究，法布爾卻能夠把它們的體態行為描寫得惟妙惟肖，天趣橫生。
比如：“一堆牛糞的周圍，竟出現了如此爭先恐後、迫不及待的場面！從世界各地涌向加利福尼亞的探險者們，開發起金礦來也未曾表現出這般的狂熱。太陽還沒有當頭酷曬的時候，食糞蟲已經數以百計地趕到這裡。它們大大小小，橫七豎八，種類齊全，體型各異，多種多樣，密密麻麻地趴在同一塊蛋糕上，每只蟲子抱定其中一個點，緊鑼密鼓地切鑿起來。露天工作的，搜刮表層財富；鑽進內部打通道的，尋找理想礦脈；開發底層結構的，則順勢把食品直接埋進身體下面的地裏；那些小字輩們，暫時站在一旁，只等強有力的合作者大動干戈時有小渣塊滑落下來，它們便前去加工成碎屑。”這場景的描寫，使我們聯想到人類的採金礦、挖大渠等熱火朝天的場面。
比如：一隻金龜子把製作好的糞球滾回自己的家中時，半道上總會遇到傾心盡力的合作者。它們是一公一母嗎？法布爾想起了那首歌：“為把幾件傢具添哪，我説咱倆怎麼辦？咱倆一道推酒桶吧，我在後來你在前。”但是，當他解剖了那一對合作者的屍體之後，卻推翻了自己美好的一相情願，因為它們多半是同性。經過長期的觀察之後，法布爾才確鑿地告訴我們：“那位殷勤的同事，打著富於欺騙性的幌子招搖過市，明裏幫人一把，暗中心懷鬼胎，一旦時機成熟，立刻侵吞不殆。把小糞塊滾成球，這不僅要吃苦，還得有耐心。如果能把現成的糞球奪到手，或者退一步，能強行當一位座上賓，那該是多便宜的事呀。糞球主人稍一放鬆警惕，人家就會裹攜著財産，溜之大吉；主人如果寸步不離地監視著，人家就會以沒少出力為理由，索性與你就地共進美餐。如此伎倆，不管怎樣都能獲利，掠奪已被幹成了利潤極高的一個行當。”在這裡，法布爾筆下的金龜子就和人類一樣，不但有了心理學的韜略，還有了經濟學的收穫。這時的我們，就會聯想到《三國演義》、《東周列國》等文學經典著作中的人物性格。
文學作品見長于對場景和故事的描寫和對典型形象的刻畫，在這些方面，法布爾的《昆蟲記》毫不遜色。不僅如此，作為科學家的法布爾還在他的文章中，毫不留情地解剖並糾正了曾經廣為流傳的文學經典中的謬誤。
那是一位鼎鼎大名的作者——拉 封丹，那是一個全世界都津津樂道的寓言——蟬和螞蟻：夏天來了，蟬在大樹上放聲歌唱，螞蟻卻在勤勞地工作。冬天來了，蟬一無所有，跑到螞蟻的家裏去討吃的。螞蟻卻説：“那會兒你唱呀唱，現在你就跳呀跳吧。”
由於這個故事的影響，在無數代人類的心中，螞蟻就代表了勤勞，蟬就代表了懶惰。果真如此？法布爾用他的科學研究告訴了我們一個完全相反的事實：
夏天，蟬兒在歌唱之餘，就用尖細的嘴插在樹皮上，打出一眼汁液飽滿的井，滋潤自己的歌喉。而就在這時，卻是成群結隊的螞蟻聞風趕來，分享甜汁，甚至還要使用種種伎倆把蟬趕走。
冬天，蟬兒在竭盡了自己的歌喉之後，早已長眠地下，它們的後代也都在地下沉睡，等待著來年像它們的前輩一樣快樂地放歌，根本就不會到螞蟻的家裏去乞討。
文學家的憑空想象令科學家的法布爾難以容忍，不但振振有辭地要為蟬恢復名譽，還在他的《昆蟲記》裏，洋洋灑灑地翻譯了一篇歌頌蟬鞭撻螞蟻的長篇詩歌。
一不留神，我們又好像進入了對文學作品的鑒賞中，只不過這種鑒賞是以拉 封丹的失誤為前提的。
近年來，將藝術與科學聯姻並作為研究對象的人越來越多，風頭也越來越健。那麼，早在80年前就將文學和科學聯姻的法布爾就該是這些人的鼻祖了。也許當時的法布爾並不自知，但是，越是不自知的成果才越是天然成型，沒有人為的雕琢。
法布爾是真實的，他研究昆蟲，無官無職無薪無奉，不需要去懼怕誰或者迎合誰。法布爾是真誠的，他一貧如洗，把自己的每一點收入，每一點時間，每一點精力，都投在了昆蟲的觀察和研究上，不圖名不圖利，但求不違我心，不負此生。
當法布爾為買一本書花去了一個月的工資時，他説：“我那每年七百法郎的高收入，總不能同時解決一切需求，不能既要肉體食糧，又要精神食糧。為一種食糧多支付一筆，就得從另一種食糧的款項中扣除一筆；不論何人，只要你是把科學本身當作日常生活需要，那麼你就註定得服從這種平衡法則。”
86歲的法布爾在自序中又説：“非常遺憾，如今我被迫中斷了這些研究。要知道從事這些研究，是我一生得到的唯一僅有的安慰。閱盡大千世界，自知蟲類是其最多姿多彩者中之一群。即使能讓我最後再獲得些許氣力，甚至有可能再獲得幾次長壽人生，我也做不到徹底認清蟲類的意趣。”
人們常説文學需要激情，科學需要冷靜。但法布爾卻用自己的一生和他的《昆蟲記》告訴我們，文學和科學並不是涇渭分明的，它們都需要激情和冷靜，而在這二者之上的是需要真實和真誠。舍此，不論是文學還是科學都不會成功；甚至不能稱之為真正的文學或者科學。
但是，在當今這個浮躁的社會裏，在文學界和科學界，像法布爾那樣追求真實和真誠的人是否在減少？急功近利華而不實甚至剽竊抄襲的人是否在增加？如此下去，像《昆蟲記》一樣的傳世之作還會出現嗎？
當我們閱讀著《昆蟲記》裏的大千世界時，也不要忘記去體味法布爾求真求實的精神。（方敏）（《中華讀書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