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項族的語言和文字，是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逐漸産生和形成的。在歸附唐朝以前，党項族曾一度為吐蕃族所統治，曾借用藏文的字母拼寫語言。西夏語言和藏語比較接近，屬於漢藏語系，與彝、傈僳族、納西等族同屬一種語族。
語言文學
西夏語有它獨特的語法結構。在句子中，謂語動詞往往位於末尾，賓語則放在動詞的前面，而形容詞有時則放在名詞之前，有時則置於名詞之後。經過國內外學者近八十年的研究，對西夏語言的規律有了一些了解，但是很多問題仍然有待於進一步探索。
西夏文字是倣照漢字而製成的。西夏字“形體方整，類八分，而書頗重復”字體有草、篆、隸、楷等。字體的構成，多采用漢字的會意法，也有和漢字相同的以類相從法，有的則直接借用漢字。西夏文結構和漢字一樣，以偏旁、部首組合而成。党項人論述西夏文和漢文的關係時也説：“論末則殊，考本則同”。
《宋史》把西夏文字的創造歸公于元昊。《遼史》記載為“李績遷子德明，制書十二卷，又制字若符篆”，則把西夏文字的發明歸功於德明；沈括在他的著作〈夢溪筆談〉中則認西夏字是由野利遇乞創造的。
説這三種説法儘管有所不同，但歸根結底都是把西夏文字説成是某一個人的創造，這些説法和把漢字的發明歸功於倉頡一樣，不符合文字發展的客觀規律。我們認為西夏文字是党項族勞動人民在長期語言實踐的基礎上，接受了漢族文化的影響，逐漸採用漢字的偏旁部首結構創制而成的。元昊稱帝時，令野利任榮造番書，不過是把民間流傳的西夏文字加以蒐集、整理、歸納和演繹。並用法律的形式予以公佈和推行。西夏文公佈以後，漢文並沒有因此而廢棄。大量的事物表明，不僅勞動人民，就是在統治階級中，也往往兩種文字同時並用，漢文在西夏文化中仍然佔有重要地位。
語言文字學
西夏對語言、文字的研究有很大的成就，並有許多論著。據出土的刊本和寫本，西夏人編撰有〈文海〉〈文海雜類〉〈音同〉〈番漢合時掌中珠〉〈五音切韻〉等有關語言文字的著作多種。〈音同〉刊印于乾順正德六年（公元1132年），成書的時間則可能還要早些。收集六千一百多字。它倣〈切韻〉的分類，以每個字第一個子音的次序排列。子音又分重唇音、輕唇音、舌頭音、牙音、喉音等九類。每一類中又將含有相同發音系數的字，依次歸納成同一小類，所以在同一類中，只要知道其中某各字的讀音，其餘各字的音也就可以隨之讀出。〈文海雜類〉排列方法和〈音同〉按韻排列的方法相似。每字下有三部分註釋。一是分析字形，二是解釋字義，三為反切注音。〈文海〉殘缺很多，今只存有三千字左右，依韻排列，也分字形、字義和字聲三部分。〈番漢合時掌中珠〉為西夏乾佑庚戍二十一年（公元1190年）党項人骨勒茂才所著，它是一部漢文和西夏文對音的字典。作者在本書的自序中説，這本書供西夏人學漢文、漢人學西夏文用，以達到互通語言，增進党項和漢族人民之間的情誼。全書按內容分為天、地、人三大類，每類又分成列，每列四行。右數第一行為西夏字的漢字注音，第二行為西夏本字，第三行為西夏字的漢文意義，第四行則為釋意漢字的西夏對音。這部字書，為党項族和漢族人民互相學習對方的語言、文字提供了方便。此外，又有名為〈雜字〉的書，收集的字分類排列，有天、地、人三大部，以下再分小類，如男子衣服、婦女服飾、樹木、蔬菜、草、五穀、西夏姓氏、器具等。解釋字義用小字，並註明其漢字，如西夏字“琵琶”下注曰“漢名琵琶”。可能是作為啟蒙教育的雜字課本。
由於西夏時期大力推行用西夏文字翻譯各種漢文經史典籍及佛經，所以西夏文字在一部分党項貴族的影響。西夏滅亡以後，元朝的統治階級曾于元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在杭州路大萬壽寺雕印西夏文〈大藏經〉三千六百餘卷，分施與原西夏統治的主要地區，繼續利用佛教來加強對党項民族的統治。考古材料證明，西夏文在個別地方還一直延續到明代晚期，河北省保定市近年還出土了晚至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用西夏文字雕寫的石經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