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37年前我10歲時，就讀的北京小學從府右街遷至宣武門外的新址。那時北京人少、房少、出了城就是荒郊野地。從學校北望可見到古老斑駁的北京城墻，一道清澈碧綠的護城河靜臥其下，河邊綠柳如蔭。我耐不住寄宿生活的單調與寂寞，常常溜出嚴守的校門，到護城河中游泳嬉水，時而撈些蝌蚪、魚蝦帶回宿舍秘設的“水族館”，自然界中的一切都使我感到那麼新奇，我深為樸質無華的自然而陶醉，我渴望著了解存在於其中的無盡奧秘。使我終生難望的是班主任傅老師，她仿佛了解我們的心，允許我們課上做完作業後自由選讀課外書，從書中找尋答案，於是我便墜入書的海洋。一次我借到了儒勒 凡爾納寫的神秘島和海底兩萬里，我立即被作者在科學基礎上撰寫的幻想小説所深深吸引，對有些情節竟信以為真。作者成了我最崇拜的人，我努力地學習各種知識，希望能成為他那樣了解自然一切奧秘的人。記得在小學一篇以“我的理想”命題的作文中，我第一次選擇了遨遊于太空、漫步于海底的探險家為我的理想。以後隨著思想的成熟，理想與志向都有了很大變化，但如就我後來考入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而論，仍不難發現它與我少年時代志趣的關聯。就讀大學時正趕上文化大革命，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我負責籌辦學校的珠峰科考成果展覽，我潛伏在心底的探險熱情又被燃起。大學畢業後我被發往農村插隊鍛鍊，為了實現我的理想，我始終執著地追求著，1974年經過長期艱苦的努力，我終於調到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並光榮地加入到中科院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隊的行列。迄止今天，我已20余次赴青藏高原考察，足跡遍佈我國西南、西北的西藏、青海、雲南、四川、新疆各地，現在足跡又擴展到廣西、海南等我國其他省份，並延伸到美國、日本、法國、委內瑞拉、尼泊爾、泰國、冰島以及台灣等國家與地區的山地，在世界範圍內探索山土植物的奧秘。
説起探險，我認為對此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認識，我的理解是“探險是指人們為了揭示自然的奧秘而從事的各種有危險的野外工作”，所以我們在探險時為取得成功將盡力避開和減少危險，而決不為尋求刺激而冒險。例如1982—1983年我帶領中科院南迦巴瓦峰登山科考隊越冬組在雅魯藏布江大拐彎峽谷考察，這裡山高谷深交通不便，許多江段沒有橋過江僅靠峽谷間的一根溜索，為了查明兩岸原始熱帶森林的植物組成、群落結構，我們經常不得不冒著危險攀越溜索過江。有一天我們要到雅魯藏布江東岸調查，剛下到峽谷半坡，一群在溜索下方岩凹處新定居的野蜂就將我們一名隊員的臉盯腫了。這裡河寬100余米，溜索架在高離江邊幾百米的懸崖上，攀渡已十分危險，如果攀越時再遇到野蜂的進攻後果不堪設想。我們徵求當地門巴族老鄉的意見，他們説只能在夜間野蜂入巢時才能攀越。對岸的熱帶雨林以前一直無人進行過實地調查，為了填補這一科學空白，我們最後決定利用夜間攀越溜索。就這樣，我們在夜裏打著火把，冒著濛濛細雨，下到了江邊，當我用一根繩子將自己係在架在溜索上的“∧”形木滑向江心時，周圍一片漆黑，下面是萬丈深淵和轟鳴的急流，使人覺得是在做一場與人世離別的演習，但對岸無窮的自然奧秘在吸引著我，使我忘掉一切危險滑到溜索垂下的最低點然後使盡全力拼命向上攀爬，終於勝利地渡到彼岸。
另外一種情況就是野外考查時經常發生一些無法預測的危險，如暴雨造成的塌方、滑坡和泥石流，雪崩、毒蛇、猛獸的襲擊，毒蟲叮咬引發的病害，交通事故以及由於考察隊長指揮或隊員自己失誤造成的危險。我們83年在墨脫考察時，有一次嚮導爬上山坡時突然與一頭野豬在狹路相遇，雙方均無準備，野豬見有人阻擋立即撲了過來。嚮導舉槍防衛，但來不及打開保險，説時遲那時快，野豬張開大口便咬，嚮導用手阻擋，結果野豬把他的頭部和臂部咬傷，然後奪路逃去，我們後面的隊員一個個被撲倒在地，幸虧這是頭母野豬，沒有獠牙，否則後果不堪設想。這種情況雖然很少見，但極其危險，我國不少考察隊員都是在這類突發危險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探險精神是一個欣欣向榮的民族最寶貴的品質，它激發人們為探求自然界的奧秘不惜犧牲生命，促進了科學進步與社會發展。十九世紀下半葉和二十世紀初，資本主義社會迅速發展時期，即憑藉這種精神，造就了發現美洲、南極洲的地理大發現時代，我國的青少年在這方面仍有明顯差距。歐美青少年的想象力、創造力以及求新的開拓精神是很值得我國青少年學習的。
近幾年來我國曾掀起過幾次探險高潮，這是民族覺醒的一種表現，但遠未進入成熟階段。值得推崇的探險應是在進行全面科學研究的基礎上，從中尋找需要探求的問題，而為探索這種奧秘進行的探險活動。為此我希望有志於探險的青少年們在你們熱愛的某一專業中，積累廣博精深的知識，明確探險目標，以科學態度，戰勝一切艱險而揭示人類尚未知曉的自然奧秘。(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作者:李渤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