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與城市
今人所謂“城市”是一個詞，而在古人那裏“城”與“市”卻是完全不同的東西。“城”最早是指城墻，是建在居民聚居地四週的用來防守的高大圍墻。後來用“城”來指稱城墻以內供人們生活的區域。但是，早期的城只是有圍墻的農村而已，農事活動是居民的主要生産活動。後來為統治者服務的手工業發展起來，産品交換開始出現，於是有了交換的場所——市。市總是設在城裏。有些文獻中“城”“市”連用，但所指仍是兩回事。現在我們用城市這個詞來表示與農村相對的那種地方，它人口密集，工商業和文化事業發達，“城”保留了大量人口聚居地的意思，“市”表明商業活動和此相關的工業、服務業的發達，城市一詞繼承和發展了“城”與“市”的原義，也反映了城市發展演變的隱隱痕跡。
人類最早並沒有城市，全是“農村”，人口稍集中點的地方叫做邑，其實是村落。傳説城是從禹時開始的。從現在的考古成果來看，城大概出現在商朝中期。
城市大量閃興起的第一個高潮，是在周朝。這時的城市完全是為政治服務的。居住在城中的，除了統治者，還有平民——號稱“百工”的官營手工業者和他們的家屬（稱國人）。
到春秋戰國時期（東周），城裏開始有了交易活動，開始走向“城”與“市”的合一。
漢以後，又出現了很多新的城市，並且一改原來都集中在北方的局勢，開始南移：在北方，以政治中心為圓心向四週輻射；在南方，以經濟中心為圓心向周圍輻射。這個格局和發展趨勢基本上維持了整個封建時期。
商業活動發展起來，但商人的地位仍然很低。據史料記載，晉代政府規定商賈必須戴帽子，還要在上面縫塊白布，寫上姓名、賣什麼東西，更可怕的是，必須一隻腳穿白鞋，一隻腳穿黑鞋。
從北宋開始，城市的發展又進入一個新時代——向近代化邁進。明清的資本主義萌芽被扼殺了，但中國的城市終於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
大眾服務業與娛樂業
早期的城市裏，生活情趣體現為統治階級的情趣，平民只是貴族生活的附屬品。隨著城市人口的增加，這種情況有所改變。到了宋代，城市商業活動開始面向平民百姓，城市生活也從貴族化轉向平民化。
這首先表現在面向市民的大眾服務業的興起。
隋唐開始，販運型商業轉向商業和生産結合的方向。唐代有了批發零售的專業店舖，如帛肆、鞋肆、酒肆、書肆等。此外還有櫃坊（錢莊），相當於今天的銀行。
北宋以後，商業相當繁榮，城市居民開始轉向生産專門化、生活消費型的生活方式。大眾服務業日臻完善。就民間看，行醫賣藥的、箍桶的、掌鞋的、刷腰帶的、補角冠的、修扇子柄的、淘井的、做司儀的……應有盡有。他們有些人早上在鬧市區自發形成勞務市場，誰家需要人做事，就可以到那兒找人。東京城裏還有公共浴室、軍巡捕屋、望火樓（相當於巡警隊和消防隊），值更的僧道還兼作天氣報告。
不僅如此，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追求娛樂的人越來越多，娛樂業也就發展起來。
唐以前，城市分區規劃嚴格，宮廷的娛樂活動不容易傳到民間。到北宋時，娛樂活動打破了等級的藩籬，在市井興起。最重要的表現就是出現了大眾娛樂場所——瓦舍。大的瓦舍能容納數千人，裏面分出各種功能的演出廳——勾欄。到南宋時，臨安城內瓦舍有17處，不但演出的劇種繁多，而且配套服務齊全：百貨、藥品、算卦、賭博、飲食、剃頭、紙畫、令曲等，要什麼有什麼。
每當夜幕降臨，比較有錢的人就來到戲園子或茶樓，泡上一壺好茶，要上一盤零食，且看、且聽、且食、且飲，優哉遊哉。
除了聽戲，市民還可以觀看或參加各種雜耍、雜技和體育活動。如球類，漢時有足球，唐時發民為步球和馬球，甚至還有女子馬球比賽（騎驢）。雜技表演也名目繁多，現代的走鋼線、爬竹竿、舞盤、活人避刀槍、搭橋等和西洋傳入的吞刀、吐火、眩術等項目古時都有類似表演，只是名稱不同罷了。此外有角抵、戲車、鬥雞、鞦韆、侏儒戲、擊彈、投壺、六博、傀儡戲（木偶戲）等。
也有説書講古、插科打諢的、常常“聽者紛紛”，最合下層市民口味。
這是城裏人日常的消閒活動，節假、廟會也有很多“節目”。
大部份地區有一年一度的城隍會，祭神本身並不那麼重要，但各色人等鹹集，賣東西的、算卦的、表演的，應有盡有，簡直是個超級娛樂場。
春節、元宵燈節期間，店舖生意都格外興隆，連婦女都可以上街宴飲、賭博、遊玩。另外，中秋賞月，早春踏青，成俗已久，才子佳人樂此不疲。
以上可見古時候城裏人的業餘生活之豐富。
衣食住行
衣食住行是人類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水平無疑反映了社會的發展水平。
衣——蠶桑業是中國最早發展起來的，有名的絲綢之路就得益於此，在出土的西漢墓中就有薄如蟬翼的精美絲衣。不過，這種高級服飾只有貴族才能享用，因為統治者以此體現等級制，比如商人、妓女雖有錢，但政府規定：商人不許穿絲著棉（如西漢），妓女出入不許穿華麗衣服（如明朝）。至於窮人，只能“為他人做好衣裳”，自己只好穿粗衣，起初是葛和麻的，後來幸虧黃道婆，才讓百姓穿上較柔軟的棉布衣裳。
服裝的樣式總是隨著人的審美情趣變化，普遍規律是宮廷帶動市井，城市領導鄉村。
總體上説，市民的著裝是在進步。但並非“穿衣戴帽，各有所好”，而是有諸多限制。不但各行各業的人都有自己的“專業”打扮，而且顏色也能區分高低貴賤，比如黃色是帝王的專用色，不同顏色（紫、紅、藍、黑等）的官服代表不同的級別，而綠色歷來是下等人的標誌，尤其是宋元後，綠色成為娼界的標誌顏色，正經人家不敢穿綠，直到清朝才有所改變。
食——在生産力不發達的時候，糧食産量低，求溫飽已經不容易了。因此雖然能造出杜康來，統治者卻常常禁酒，加以限制，因為釀酒會消耗糧食。
到了唐宋，尤其是北宋以後，飲食業很快發展起來，酒樓和大大小小的飯館滿城都是。高檔的酒樓門面開闊，張燈結綵，酒旗飄揚，佈局雅致，菜肴豐盛，賓客盈門。城中還有很多專門食店，如油餅店、蒸餅店等。市民可以買回去作主食，非常方便。
飲茶也是城裏人生活中不可少的一件事，城中的茶肆、茶館很多，常有絲竹樂人淺斟低唱，以增雅興。茶館、茶樓後來兼營賭博、演戲等，各色人等麇集於此，是城中的熱鬧所在。
冷飲，古人自是無福享受，卻也能把河湖的冰存放在地窖裏，夏天吃上“冰鎮”食品。
住——在北宋以前，城裏人的居住區是嚴格區分的，不同階層的人分區而居。宋以後，坊巷制度取消，住房上貧富貴賤的區域界限打破了。不過，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講究深宅大院，重門套房，造型華美。沒錢的人只能安其所無。
房中擺設越來越齊全，坐具、臥具、茶几、桌子、屏風……式樣和用料也越來越講究。到明清時，傢具已形成廣式、蘇式、京式等風格流派，並一真影響到現在。
行——在這方面，古人已經注意到路邊排水溝的重要性，但是代步工具卻始終沒有什麼進展，幾千年一直是馬車和馬匹，大約南宋以後才有了轎子，短途出行可以舒服點，又是以對人的壓迫為代價的。城市與鄉村的不同大概只是城裏的馬路比較寬闊。
婚喪嫁娶
喪葬和婚嫁是古人生活中的兩件大事。古人特別重視孝道，善葬親人是盡孝，娶妻生子也是盡孝（“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早期禮制對服孝有嚴格規定，如按親疏不同，則孝服異（“五服”）、守喪時間不等。但是後來則演變為以殯葬的排場來體現孝心，喪事辦得如同喜事那麼隆重、熱鬧。一般來説要準備豐富的壽衣，上好的棺槨，及各種各樣的祭品、冥器，奠堂設罩，酬答弔唁者，披麻戴孝（至少穿素）是必不可少的。哭本是傷心的自然表現，但在哭喪時，哭竟然常常變成給人看的道具。不知死者對這樣的孝心收還是不收。
同是盡孝，喪親守孝寧晚，娶妻生子寧早。古人多早婚，男子十五六歲就娶妻，女子十三四歲就嫁人。
當然包辦婚姻是主要方式，要經過非常複雜的程序，問名、納彩、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才算確立了婚姻關係。而要取得世俗承認，必得舉行婚禮。婚禮儀式隆重而繁縟，名堂甚多，諸如催登、起檐子、鋪氈、坐虛帳、坐床富貴、拜天地、打同心結、牽巾、交巹、和髻（結發），至此始為夫妻。
從整體上説，婚喪兩俗隨著封建社會的發展，不是進步了，而是越來越繁縟，越來越講排場，搞的都是形式主義，甚至有很多迷信因素在裏面。而實質性的東西並沒有改變，比如存在諸多弊端的封建婚姻制度本身。
流氓、賭徒、娼妓
城市是古代社會代表著較先進生産力和較高生活水平的地方，但是在城市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産生了一些畸形的副産品，如流氓、賭徒、娼妓。他們的存在成為籠罩城市生活的陰影。
流氓早在先秦就有了，可以説他是伴隨著城市的産生而産生的。世事總易變，流氓古今同。縱觀古代流氓，其所作所為與今日的流氓相差無幾，而且隨著城市發展越來越流氓，或欺行霸市，或把持渡口，或敲詐勒索，或倒換紙鈔，或盜墳挖墓，或為妓院拉皮條，或專門行騙，設下各種騙局，如美人局（假娼優為妻妾，誘人上當，明代叫扎火囤，清代叫仙人跳，民國叫拆白黨）、櫃坊賭局、水功德局（即以求官、覓舉、恩澤、遷轉、訟事、交易等為名，假借聲勢，詐騙錢財），或抄家放火，簡直無惡不作。
由於流氓到處遊蕩，因此很容易扎幫結夥，聯合起來為非作歹，氣焰囂張得有時把官府都不放在眼裏。流氓幫夥常常以結社的方式組織起來，就更為恐怖，如宋代揚州有個“亡命社”，元代有“清樂社”、“扁擔社”，明初有令人毛骨悚然的“鏟頭社”，清代有“老洪會”、“洪連會”、“添弟會”、“千刀會”等，四處作惡，嚴重危害治安。有的流氓團體還以起義為名，反對官府。
應該説官府與流氓是對立的，但實際上，官府（至少是某此集團和官吏）又常常和流氓勾結在一起，一個明火作惡，一個背地撐腰，共同違法營私。這樣一來，流氓怎麼可能真正被繩之於法呢？
賭博這種活動很富刺激性，又能不勞而獲，正合流氓的口味，最重要的是它可以成為騙錢的手段，因此，從事賭業的人，大都與流氓分不開。但是賭徒卻不只是流氓，還有生活艱難的小手工業者、家財萬貫的紈绔子弟和富商，前者迫於生存壓力想去碰碰運氣，後者則沉湎于千金鉅資忽而得之、忽而失之的刺激之中。賭徒的心理反映了賭徒的心理反映了賭博業存在的社會基礎。
賭博的結果只有兩個，或贏或輸，贏了的花天酒地，隨意揮霍；輸了的往往傾家蕩産，無路可走，就敲詐索偷，無惡不作，於是世風日壞。
基於賭博的種種弊端，歷代政府都想法禁賭，但是好賭的人太多了，甚至很多皇帝、大臣也如此，例如漢景帝、漢宣帝登基前都好賭，東晉大司馬桓溫、南朝劉宋時尚書鄭鮮之、司馬何尚之年少時也是好賭之徒。據説漢宣帝曾經輸給賭壇高手陳遂，當上皇帝後就賜封陳為太原太守，為的是還賭債。而南北朝時齊明帝犒賞三軍的方式竟然是賭博！
於是，賭博成為城市的不治之症，並最終成為社會的一個産業，上至朝士，下至黎民，幾乎無人不為。
同賭博一樣，賣淫也是一個産業，並且同世界各國一樣，賣淫業也是中國最古老的産業。
娼妓的起源，在殷代，據説那些才情色藝兼具的女巫就是早期的妓女。明明白白地以女色為業，則是在春秋時期，而且，創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賢相管仲。他在宮中設置官營女市，有女閭（妓女）700人。
於是，這股禍水從封建統治的後宮中流出來，一發而不可收。各朝大都市都有著名的紅燈區，如北宋東京城的潘樓一帶、相國寺外一帶、東雀門外，妓院林立；明代京城東城，廣陵城內有著名的九條巷，道路曲折，精房密戶，妓女多達五六百人，每到傍晚沐浴薰香，走出巷口，到熱鬧處拉客；清代北京城更有著名的八大衚同。
追究起來，娼妓的存在與封建禮教是格格不入的。但是為了可觀的稅收，國家不能取締，只能嚴格管理，限制政府官員嫖妓，例如唐朝規定五品以上官員不許進入市場（妓院當時設在市場內），宋朝柳永因為流連青樓雖有才亦不能得功名。但對於商人和士兵，政府決不干涉，從某種意義上説，妓院也正是為他們開的。
招待商人、士兵等下等人的是單純出賣色相的普通妓女。教坊培養出來的能彈會唱、懂詩善畫、氣質優雅、色藝俱佳的歌伎，伺候的是“道德高尚”的上等人，她們和前者沒有本質的不同，都是男人的玩物，充其量算是高級妓女。雖然歌伎可能“一曲紅綃不知數”，名噪一時，但一旦年老色衰，一切繁華就都如同春夢一場。她們的地位也不比普通妓女高，一樣要戴上“妓女”的“標簽”，比如“明角冠，皂褙子，不許與民妻同”（明代規定）。普通妓女就更慘了，連父兄也要受株連，必得裹綠頭巾。
中國的娼妓業還有一個特點，每逢社會盛衰，這個行業就尤其興盛：社會穩定、生活富庶時期，飽暖思淫欲，嫖妓當然成為一種消費；而當政治黑暗，士人落魄之時，經民濟世之學就只能消磨于為青樓知己填詞譜曲之中，比如魏晉時（門閥制度黑暗），元朝時（一度輕漢人，廢科舉）。
清朝時取消了官營妓院，但結果只是促進了民間娼妓業的發達。事實上，如果不能消滅它存在的社會基礎，娼妓業是不可能消滅的。
古代城鄉生活之異同
同一個社會制度統治下，城市與鄉村具有相同的等級制度、相同的道德標準，換言之，本質的東西是一樣的。但是城鄉生活表現出來的更多是差異。
從起源上看，城市是在鄉村的基礎上誕生的，催生素首先是政治，其次是經濟。這兩個不同的原因造成了中國南北方城市的差異：北方政治色彩濃，南方經濟意識強。而鄉村是生存自然需要的産物，為其自然，才能數千年不變，發展緩慢。
從謀生手段看，城市居民做工、經商、提供服務，提供服務的同時也從別人那裏獲取服務，這就是他們的生活方式。鄉村居民世代以農為業，目的只是滿足自身的需要；有限的交易也只在實物方面。
居住環境生存手段的不同，決定了鄉民和市民思想意識、言談舉止、風俗習慣諸多方面的不同。由於村落散居，鄉民接觸的新鮮事物極其有限，視野狹窄，所以思想守舊，易安於現狀，愚昧無知。例如鄉間沒有專門從事娛樂業的人，娛樂活動很少，只在社祭和重大節日的時候才有，而且充斥著濃濃的封建迷信色彩，簡陋粗俗。人們追求的就是衣食飽暖，子孝孫賢，安於勞碌清貧的生活。也因為同樣的原因，家族勢力在鄉村的影響很大。
而市民每天都在人群中穿梭，生活的各個方面均衝出了家庭局限，思想開放，謀求進取，追求的不僅是飽暖，還有精神享受，奉行享樂主義，過的是安閒舒適的生活。聯絡市民的是地緣關係，血緣關係對城市生活影響不大。另外，由於各種交易的頻繁，城市生活顯示出快節奏的特點，而農村則是靜穆的一片。
城鄉生活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兩幅風格各異的畫卷，如果把它們合起來，恰恰就是古代中國社會生活的全景寫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