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居寺全貌■雷音洞壁上的石經板■攝／王衛
“石經”顧名思義就是刻在石頭上的經典、經文了。早在漢代，人們就將儒家的重要經典鐫刻石上。西漢末年，當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後也受此啟發，於是北齊時期便出現了第一塊佛教的石刻經典。人們認為紙帛書經輕易就會遭到毀滅，而篆刻于石才可以永存於世。
人們的假設在一千多年後得到了證實。當房山石經山上封于9個石洞中的四千余塊石經板和山下雲居寺地穴裏一萬多塊石刻經重見天日的時候，那清晰的筆觸和娟秀的字跡似乎告訴注視它的人們這世間的確存在永恒。
人一代一代地老去，動蕩坎坷也好，平凡安寧也罷，不過是一百年的里程，但這世上發生過的驚天動地或可歌可泣的事情卻能超越生命的限制延綿下去。有時一個單獨的人在對比整個人類歷史的時候，會顯得那麼不堪一擊。房山石經依然在一千多年前它們被封藏的地方安靜地聽憑歲月流淌，而46年前參與指揮挖掘和拓印石經的黃炳章如今已是85歲高齡的耄耋老者了。可以想象過去的一千年間，人們用多少個“短暫”去成就了“永恒”。
■房山石經的誕生
房山石經由靜琬大師在隋朝大業年間創刻起，師徒相傳，代代接替，從隋一直延續到明，共經歷6個朝代、一千年的時間，是一件浩大得令人不可思議的工程。僧人們如此鍥而不捨，除卻對信仰的虔誠更因為遭遇了兩次“法難”的打擊而心有餘悸。
中國歷代統治階層對信仰的態度是不盡相同的，有的推崇道教，有的推崇佛教，有的排斥佛教。南北朝時期就出現了兩次皇帝大規模的“滅佛”運動，一個是北魏太武帝，一個是北周武帝。盛極一時的佛教遭到了幾乎滅頂的災難，全國的寺廟被賜給王公將相作為私用，僧徒被迫還俗，佛像被砸毀、經書也化為灰燼。沒有經書就無法唸經拜佛，信徒們惟恐失去信仰。北齊一個叫慧思的和尚有意將佛教中的重要經典刻在石頭上，存放于洞中，如果“發難”再次降臨，手寫經書被焚燒殆盡，就等災難過後取出石經作為底本拓印，以免失傳。
慧思的願望在有生之年並沒有實現，他的弟子靜琬秉承了師傅的遺願，立志吸取“滅佛”的教訓，鐫刻石經。靜琬遊歷多方，最終選擇房山作為刻經之地。那裏有隸屬太行山系的山脈，雲霧繚繞，似有仙氣。山下一個叫石窩村的地方盛産石料，山上有洞穴可以藏經。於是靜琬開始化緣籌錢，潛心刻經。
隋唐靜琬刻經是房山刻經歷史的初期，靜琬用什麼樣的經卷版本做刻經的參照已無從知曉，但可以推測數量不會太多。石經山上有一座金仙公主塔，塔上的題記中記敘道：唐玄宗的妹妹金仙公主聽説了刻經一事深受感動，她請求皇帝賜給雲居寺四千多卷大唐新舊譯經。唐代還沒有發明雕刻印刷技術，經卷都是手寫的，非常珍貴。這四千多卷譯經由當時佛教界中很有學識的版本目錄學家智昇和尚親自護送到雲居寺。今天，全國範圍內保存的唐代寫經也十分稀少，而房山有四千多卷篆刻在石頭上，無怪已故的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曾感嘆雲居寺為北京的敦煌。
唐代末年國勢衰落，五代又戰亂紛多，房山石經一度停刻了。直至遼代涿州（河北境內）刺史韓紹芳遊經雲居寺，他得知山上石洞中藏有石經，於是命人打開石洞驗名對數，然後奏請聖宗皇帝續刻石經。這是歷史上唯一一次對房山石經的清點，然而韓紹芳並沒有把7個洞穴全部打開，因此他得出的“總合經碑2730條”的結論也就不甚準確了。之後的興宗、道宗和天祚帝都大力支持刻經，道宗時期通理和尚刻經，第一次把原本高兩余米的大碑改為76公分的小碑，這番改動省時省料，經板搬運起來也方便多了，大大加快了刻經的速度。天祚帝在位的天慶7年，山上9個石洞已經藏滿經碑，於是僧人們在山腳下的雲居寺內又開掘地穴擱置，地穴上建塔詳記始末。遼金時期是房山刻經歷史的另一重要時期。
隨著朝代的興衰沉浮，刻經的歷程也是時斷時續，但畢竟延續了下來。大規模的“法難”並沒有再次來臨，在沒有任何功名利祿的驅使下，虔誠的信仰支持著一代代的僧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篆刻石經，永恒的東西往往不是可以標價交換的。此後在寂寞的幾百年裏，塵封的石經不再明了這世上的變遷。
■第二次驗名對數
1956年是釋迦牟尼佛逝世2500週年，世界佛教聯合會號召各個信仰佛教的國家為佛教界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中國佛教協會報請國務院，選擇挖掘拓印房山石經作為自己的獻禮。
3月還是乍暖還寒的季節，佛教協會的工作組來到了一片荒涼的石經山。日本在侵華戰爭中曾向這裡投擲過炸彈，雲居寺已被毀得面目全非。黃炳章是工作小組的負責人之一，他帶領工友們在半山腰搭建起工棚和臨時辦公室，開始了房山刻經史上的第二次“驗名對數”。
雷音洞是工作組清理的第一個對象，這是9個洞穴中唯一為開放式的，一度作為法事活動的場所。經歷一千多年的風雨，洞內殘破的景象令人心痛。原本鑲嵌在四壁的石經板有18塊碎裂，散落在地上；迎面洞壁的一塊經板上被胡亂刻下了“到此一遊”四個字；洞口處不知什麼人搭了一個臨時的土炕，就在動手拆除的時候，黃炳章驚詫地發現炕竟然是用經板的碎片壘起來的。黃炳章心裏難過極了，就在600多年前元代的至正年間，一個叫慧月的高麗（今韓國）和尚也曾經來到雷音洞，他讀了洞中靜琬寫下的“貞觀二年題記”，了解了靜琬大師刻經的意圖，又看到眼前遭受破壞的石經，心中一樣惋惜不已。慧月留了下來，四處募化錢財，補刻了洞中損壞的5塊經板，並在經末留下了題記。
一個雲遊至此的外國和尚尚且如此，那麼對擁有這份寶藏的中國人來説，“愛護”更是天經地義的了。工作組從山下的石窩村請來了最好的工匠師，把18塊殘經一一拼接好重新鑲嵌回洞壁上。黃炳章還對工友們傳達了一個命令：凡是在山上發現的殘碑殘石，無論大小，只要上面刻有文字的一律編號、拓印，一件都不能少。
在以後的研究中，正是通過這些拼接起來的殘片內容，學者們找到了探索整個房山石經的線索。過去人們一直認為《華嚴經》是靜琬所刻的第一部經，文獻中也這樣記載，但工作人員從殘缺的“伍德八年題記”中得知《涅槃經》才是房山石經的首部，只是因為完成後靜琬發現其中有缺字，便把它們當做石料鋪在了洞口。
撬開山上其餘8個藏經洞的石門，儘管有山泉和風沙的侵襲，石經板依然保存完好。經過清洗，這些打磨過的石料光可鑒人。對山上石刻經的清理、拓印工作整整進行了兩年，考慮到保護石經山文物的原始面貌，山上的石刻經按照原來的位置又重新放回洞中，石門重新封好。
■挖掘地穴石經
1957年的夏天，工作人員根據史料的記載在山下雲居寺內，于已被炸毀的南塔塔基前一步找到了地穴的所在。地穴南北長109米，東西寬10米，深5米，四邊築有圍墻，穴內分大小不等的兩室，擺滿了一摞摞一層層遼金時期的經板。一年後，地穴石經的拓印工作也完成了，文物局撥專款蓋建了庫房以存放出土的10082塊石經。
地穴石經的挖掘還給學者們帶來另一個驚喜。當年金仙公主賜給雲居寺的四千余卷譯經刻完後，僧人們又是用什麼繼續做底本的呢？隨著研究的深入和新的考古發現，學者們確定是《契丹藏》。遼代朝廷聚集眾多高僧編寫的《契丹藏》質量非常高，這支北方民族信奉佛教，從宋朝手中得到燕京十六州後利用漢人學者、吸收漢族文化，國勢大強。《契丹藏》編寫完成後曾贈給高麗一部，然而在中國歷史上它一度失傳，文獻上也沒有對它的記載，就連它是卷軸式還是方冊本都無從考證。地穴石經出土17年後，北京文物局派專人去山西應縣修復木塔，在木塔第四層臥佛的肚子裏發現100多件遼代文物，其中12件是按千字文排列的藏經，為卷軸式。經過對比，卷軸裏一張紙的內容就是地穴中一塊遼代石刻經碑的內容，字數、行數和個別用字都完全一樣，充分證明了《契丹藏》是遼金時期刻經的底本。
一萬餘塊石刻經的背後包含著豐富的歷史信息，每篇經末的題記都注有佈施人、佈施錢財的數量、要求刻經的篇目和刻經的目的，佈施人中有皇帝、大臣，也有商業行會和平民百姓，這對當時的風土人情和社會風貌都有一葉知秋的功能，足以形成一門課題，幾十年來為各國的學者研究探討。
石經山至今還保守著一些秘密不肯透露，據史料記載，山上還應有一座名為“孔雀洞”的藏經洞，那些與文獻數據不符、在已出土的石刻經中找不到的石經板很有可能就藏身於孔雀洞。但它究竟是湮沒在了堅硬的山體裏還是消失在浩瀚的歷史裏，只有等待明天的發現。
■回藏地穴石經
自然總在嘲笑人類的文明，有時我們竟不能做到像一捧黃土對人類遺跡所提供的庇護。庫房裏一萬多塊石經板在出土後的40年間出現了嚴重的風化現象，損壞程度遠遠超過了過去一千年裏的總和。由於大氣污染和材質本身的優劣差異，一些經碑的表面突起、發生了粉化，字跡也模糊了，有的甚至消失不見。人們難以預計再過40年後，房山石經是否會面目全非。儘管在世界範圍內，如何保護石刻文物都是一個棘手的問題，但嚴峻的現實催促專家們必須做出對策。
1999年9月9日，在舉行了一場盛大的佛教儀式後，雲居寺石經重新回藏地穴。這是在原址上經過改建的一座現代化地宮，面積達400平方米，底板、側墻和頂板均採取了防水設施，室內空氣置換為純度達99％的惰性氣體氮氣，溫度保持在25攝氏度。回藏並不意味著與世隔絕，人們依然可以通過參觀廊的大玻璃看到地宮裏的石經。3年來為運行、維護石經地宮的各項系統，雲居寺文物管理處花費了60萬元的經費，所幸一切狀況良好，學者、專家都認為這是目前最有把握的保護方法。
當我們爬上石經山的時候，趙師傅在山腰看守雷音洞和其他8個封閉的洞穴已經有10個年頭，他也能給對此有興趣的遊客滔滔不絕地講述房山石刻經的來龍去脈。舊時被稱作“白帶山”的石經山隨著氣候環境的變化，已失去了它曾有的絕色風光，稀疏的林木也擋不住風沙侵襲和工廠帶來的空氣污染，石洞裏的隋唐經板正在等待人們的救援。
看著山體裏滲出的水把雷音洞壁上的經板浸得一片片水跡，趙師傅無奈地説：不能用手碰也不能擦，只能由它去了。而其他洞穴透過石窗格能看見最外一層的經板灰濛濛的，有沙塵脫落，趙師傅告訴我們每逢雨季還能清楚地聽見洞中滴滴答答的落水聲。這些封藏了40多年的石刻經究竟怎麼樣了，無論是曾經見證它們再次出世的黃炳章老先生，還是如今與它們朝夕相處的趙師傅，都是無法想象的。（顏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