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史籍看，秦漢時期婦女的社會地位較高，尤以貴族婦女最為突出。如《史記》既依皇帝本紀之例立《呂后本紀》，又專為皇后們立《外戚世家》，其地位相當於王侯勳貴。《漢書》因之，只不過因體例之故改《外戚世家》為《外戚列傳》。至《後漢書》則立《皇后本紀》“以纘西京《外戚》”，使東漢皇后升格為《本紀》而全體提高其地位，這點較《史》、《漢》僅為呂后立本紀在觀念上是一個大的變化，是東漢一些皇后直接參政並留下重大影響所致。此外，承劉向《列女傳》之例，《後漢書》首開《列女傳》之目，對婦女的社會地位及作用給予極大肯定。如《列女傳》前論曰：“詩書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賢妃助國君之政，哲婦隆家人之道，高士宏清淳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則徽美未殊也，而世典鹹漏焉。故自中興以後，綜其成事，述為《列女》篇……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這是在肯定婦女才德在助益風化方面與男子無殊的前提下，認為史籍不應失載婦女，因而蒐求東漢各方面才行高秀的女子撰成《列女傳》，使婦女在史傳記載中獲得自已的應得位置，亦即使婦女獲得與男子同樣名垂青史的機會。
從史書體例標目設置上看，兩漢貴族婦女的社會政治地位也不亞於男子。兩漢曆史記載清楚表明，皇后們在政治上的作用與影響同皇帝相差無幾，因此，太后干政也成為漢代歷史一大特色。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的《漢外戚輔政》、《兩漢外戚之禍》備論外戚權勢致禍盛衰，而追原兩漢外戚得輔政柄權之重勢，認為與皇后所處的特殊地位關係至巨。《史記 外戚世家》褚先生補，載武帝欲冊立鉤弋夫人子而先除去鉤弋夫人之事，又記武帝曰：“往古國家之亂也，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邪！”是武帝所為，乃有懲于呂后之事，但此言頗可注意。按“主少母壯，女主獨居”，實乃造成兩漢皇后臨朝、外戚輔政局面的重要客觀原因，自漢初呂后直至東漢臨朝稱制諸女主，莫不如此。“驕蹇淫亂自恣”，則隱約折射出漢代女性貴族的特權觀念與奢靡習俗。
考太后臨朝、外戚輔政之局不自漢始，後人推原其事始於秦。《後漢書 皇后記》前論曰：“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羋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贏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後。莫不定策帷，委事父兄……故考列行跡，以為《皇后本紀》。”也就是説，三代以來雖有過幼主登位之事，但從無女主臨朝、引外戚專制政柄之例，有之則自秦宣太后始；漢承其緒而頻頻出現女主稱制、專斷天下之局，東漢尤為突出，於是有此《皇后本記》之作。此外，漢公主多不諱私夫。如館陶公主寡居，寵董偃十餘年，武帝不但不見怪，反而呼為“主人翁”。鄂邑蓋公主寡居，私通丁外人，昭帝、霍光縱容不問，更有大臣援列侯尚主例為丁外人求封爵者。是以《漢書 東方朔傳》謂自董偃之後，“公主貴人多逾禮制”，其著者如成帝許後姊寡居，與定陵侯淳于長私通併為其小妻。
秦漢時期大多數貴族婦女身享特權乃至生活奢靡的現象，還能從其時的社會風俗中追溯其根源。秦人起自西戎，多存戎狄原始質樸之風，于中原禮俗濡染不深，是以“諸夏賓之”、“夷翟遇之”。先秦兩漢史籍中屢言秦人之知母不知父的時代，《通典》卷196記：烏桓“俗與匈奴多同，其異者，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仇極故也。”贅婿現象乃母系習俗的反映，而秦代的母系習俗還可由贅婿一事看出。《漢書 賈誼傳》謂商鞅變法鼓勵分戶，“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由此可見鼓勵分戶政策刺激了原有贅婿之俗的擴大。而西漢建立、劉邦即皇帝位之後，立即“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卻未封其父太公。次年因家令之言，才“上尊太公曰太上皇”。對這种先尊封妻、母而後尊封其父的作法，有學者以為甚不可解。其實這是母系舊俗的遺存影響，仍在有意無意之間導致女子在某些方面的優先地位。漢代皇族中還多子從母姓之習。《史記》有《五宗世家》，司馬遷説：“孝景皇帝子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宗親。”按“同母者為宗親”之説，顯與父系宗法制以同姓同族為宗之説不合，應為子從母族舊俗之遺。《漢書 武五子傳》載戾太子納史良娣，生子號“史皇孫”，是為子從母姓之例。顏注引張宴曰：“皆以舅氏姓為氏，以相別也。”據此，似漢時宮中后妃生子各從母姓，以相區別。又《漢書 外戚傳》稱元帝為許太子，因其為許皇后所生。漢代皇族中子從母姓之習前人已有所注意，如《廿二史札記》中有《皇子係母姓》一條專論其事。子從母姓之例多見於皇室貴胄之中，一可證母系舊俗在秦漢時代之遺存，二則反映了其時貴族婦女身享特權之事實。（哈爾濱師範大學歷史系葛志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