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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博物院的初建
08.23 17:01


    宮門今始為民開
    
    故宮博物院成立於1925年10月10日。
    
    當日下午二時,故宮博物院在皇宮乾清門內舉行隆重的開幕典禮。董事會董事莊蘊寬主持典禮,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長李煜瀛報告籌備故宮博物院的經過。李先生説:“自溥儀出宮後,本會即從事將故宮物品點查,並編有報告,逐期刊佈,現點查將次告竣,履行本會條例,並遵照攝政內閣命令,組織故宮博物院,內分古物、圖書兩館……”
    
    故宮博物院的成立,成為當時國內最轟動的大事,各大報刊紛紛作了大篇幅的報道。這一轟動事件也引起了世界的關注,各國媒體作了重點報道。
    
    這一天,北京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歡慶景象:萬人空巷,身穿節日盛裝的市民不約而同地涌向市中心所在地的皇宮,帶著對祖先的敬仰和無盡的好奇來看看這個當年難以問津的禁地。宮裏宮外,人山人海,一片擁擠。
    
    當時的情形是,故宮五條路線,全面開放,包括:中路、內東路古物館陳列室——銅器、玉器、瓷器、書畫、織繡、漆器、文具等;西路帝後生活原狀陳列;外西路原狀陳列和圖書館圖書部陳列室;外東路圖書館文獻部陳列室——檔案、服飾、南巡圖、大婚圖等。
    
    從這以後,故宮博物院每週六天對外開放,供觀眾遊覽:中路(中路、內東路)兩天,西路(西路、部分外西路)兩天,東路(外東路)兩天。
    
    故宮博物院是中國規模最大的博物院,也是世界上在最大的宮殿建築群中建立的最大規模、皇宮遺物最豐富的博物館。學者馬衡先生説過:“吾國博物館事業,方在萌芽時代。民國以前,無所謂博物館。自民國二年政府將奉天熱河兩行宮古物移運北京,陳列于武英、文華二殿,設古物陳列所,始具博物館之雛形。此外大規模之博物館,尚無聞焉。有之,自故宮博物院始。”
    
    宮廷珍寶庫:古物館
    
    1928年6月,國民政府統一華北,接管北京。次年二月,國民政府任易培基為故宮博物院院長兼古物館館長,馬衡任副館長,從社會各界聘請古器物、歷史、文獻方面的專家學者為專門委員,組成專門委員會,負責審查、鑒別宮廷書畫和銅器、瓷器、竹器、木器、牙雕等古物,並準備發行專刊和定期刊物以介紹這些宮中珍品。
    
    古物館成立之初,選定隆宗門內南屋三間辦公,一切因陋就簡。後來,隨著工作的展開,這三間小房不敷應用,便選定慈寧宮後附屬的一處院落為館址。後又創設照相室,在這最東的一處院落改建玻璃室、暗室,為古器物攝影。1929年春,因日光照相不適宜於古器物館,又在西區館長室西廂架電線、通電流,辟電光照相室。
    
    古物館實際上是宮廷珍寶庫,負責集中、審查、保管、收藏宮廷內一應古物珍玩。館中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將古物進行集中,再分類整理。1929年以前,由古物館會同院中保管股同人和駐院警察一起提取古物,當天登記入賬。1929年以後,故宮博物院特製物品提取三聯單:第一聯為提單,第二聯為收據,第三聯為存根。存根一聯,加注經收日期,存館備查。
    
    古物館重要的工作之一便是傳拓歷代古器物。在古物館創立之初便設立了流傳課,制定了一套較完備的傳拓各種古代銅器的細則和鈐拓古印規則,將物品的提送保管、材料紙墨的收發登出、拓工工作的監視以及出品拓片的印鑒登記等一切手續,都進行嚴格的規定,以免除各種弊端。凡是經過審定有價值的古器物文字,均付傳拓,以資研究流傳。從1929年至1932年,傳拓就達上百種,其中名品包括散氏盤、嘉量、大鼎、頌鼎、龍母尊等。
    
    散氏盤與毛公鼎、虢季子白盤合稱西週三大青銅器,是價值連城的中華古物之寶。清仁宗嘉慶十五年(1810年)冬,兩江總督阿毓寶從鹽商手中購得此盤,作為皇帝五十大壽的壽禮進獻皇宮,移入內府,長年藏于深宮。世人一直在猜測此盤的下落,稍知內情者多認為此盤已毀於圓明園大火。直到1924年3月才真相大白:遜清內務府奉命清查養心殿陳設品,無意間發現了此盤,先以為是贗品,後以舊拓本對照、考證,確知係真品無疑。遜帝溥儀十分高興,立即命近侍拓印50份,分贈大臣。第二年,故宮博物院成立,由古物館點收此盤,並拓印發售,每份拓片定價50元,相當於一個工友五個月的薪水,相當昂貴,但卻一直銷路看好,銷售量十分可觀。
    
    宮廷圖籍庫:圖書館
    
    故宮三大館之一的圖書館實際上是宮廷圖籍寶庫,保存的是中國歷代宮廷書籍。
    
    易培基院長聘請莊蘊寬為圖書館館長,袁同禮為副館長。兩館長就職後,積極集中宮廷善本,整理藏書。1930年3月,由江瀚任館長。
    
    館址在壽安宮,它在明代稱為鹹安宮。明穆宗時,皇后陳氏失寵,憂憤成疾,于隆慶三年被從坤寧宮遷居鹹安宮。她在這皇宮西部的偏僻荒涼的宮院中生活了三年。幼年的太子朱翊鈞(後來的萬曆皇帝)給了她安慰,使她從絕望中一次次回到人間。明熹宗時,皇帝的乳母客氏強行佔據了鹹安宮,其待遇如同太后。清乾隆皇帝在乾隆十六年為恭祝其母親六十大壽,特地修繕鹹安宮,改稱壽安宮,供太后居住。太后七十大壽時,這裡又大規模地修繕了一次,並舉行了盛大的慶典。
    
    壽安宮係自成體系的一處院落,分成外院、正殿、東院、西院四個部分。外院東西各有房五間。圖書館成立後,東為善本書庫,西為閱覽室。外院栽有棗樹、杏樹、桃樹和柏樹,後來栽種有海棠和丁香。每年四五月間,海棠和丁香盛開,滿院子香氣襲人。正殿又稱內院,南殿春禧殿,北殿壽安宮,左右為二層延樓,回抱相屬。圖書館建館後,將內院左右延樓進行改造,裝上玻璃,辟為書庫:東樓上下排列經部、史部和地方誌;西樓上下排列子部、集部和叢書;北殿辟為殿本書庫和特藏庫,南殿西屋為滿文書庫,東屋專藏楊氏觀海堂藏書;北殿北部還有一個後院,東西有福宜齋、萱壽堂,辟為經書庫和復本庫。壽安宮北部緊鄰的宮院是英華殿,也劃歸圖書館,辟為善本庫和佛經陳列室。
    
    館中所藏係歷代皇宮藏書,包括皇帝寫經、明經廠本、清殿本、內府本、宋至清刻本、抄本、地方誌、戲本、圖樣等等。這些藏書提自宮中各主要宮殿。僅1929年至1934年,從各宮殿提取善本集中于壽安宮就達9369種,265330冊。提取善本的主要宮殿都是皇帝、后妃日常生活和政務辦公的所在宮室,包括昭仁殿、景陽宮、位育齋、毓慶宮、懋勤殿、上書房、齋宮、寧壽宮、南書房、景福宮、弘德殿、欽安殿、藻堂、乾清宮、養心殿等。
    
    文獻館與“八千麻袋事件”
    
    故宮博物院成立時,圖書館下設圖書部、文獻部。文獻部分管宮廷文獻類的檔案和物品。1927年6月,文獻部改稱掌故部。1928年10月,故宮調整機構,設秘書、總務等處和古物、圖書、文獻三館——掌故部於是從圖書館中分立出來,單獨建館。
    
    文獻館負責明清時期宮廷檔案和歷史物品的保管、整理、編輯、出版等事務。內設館長、副館長,負責館務;下設二科——第一科設保管、陳列、事務三股;第二科設整理、編印、閱覽三股。但在實際運作中,卻是按檔案分類分組管理,包括五組:內閣大庫檔案組、軍機處檔案組、內務府檔案組、宗人府檔案組、宮中檔案組。
    
    文獻館所管檔案在一千萬件以上。其中,明朝檔案極少,僅三千余件,以明末天啟、崇禎時期兵部檔案為主;清宮檔案佔絕對多數,包括清初天命時期(1616年)至清遜帝時期三百餘年間的全部檔案。
    
    文獻館所藏雖直接取自所有明清宮廷文獻,但這些文獻也不是很全的,有許多文獻在歷史歲月中被銷毀。清末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清廷就銷毀了大批內閣題本。民國初年,發生了震驚全國的“八千麻袋事件”,也導致大批清宮文獻流失——
    
    事情起因于宣統元年(1909年),為修繕年久失修的內閣大庫,當時曾將庫藏實錄、聖訓移至大庫南的銀庫暫存,其餘一部分留在大庫內,一部分存放在文華殿兩廡。內閣大學士、管理學部事務的軍機大臣張之洞奏請以大庫所藏書籍設立學部圖書館,其餘係“無用舊檔”,請求焚燬。張之洞是大學問家,他的奏議當即允行。次年六月,內閣大庫修繕完畢,實錄、聖訓仍送回大庫;檔案、書籍則照張之洞所請,沒有送回大庫。學部參事羅振玉派赴內閣接收這批書籍,看到大庫內堆積如山的檔案,隨意翻檢,覺得均是近世最可寶貴的史料。於是,羅振玉上奏張之洞大學士,請求留下檔案,不要焚燬。這批重要文獻於是倖免于難:全部交歸學部,一部分送至國子監南學,一部分送學部大堂後樓。
    
    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設歷史博物館于國子監,接管了這裡的檔案。1916年,歷史博物館遷至午門,檔案也隨之遷至午門整理——整理工作近乎粗野,部曹數十人,將檔案放在地上,每人拿一根棍,撥拉稍整齊的檔案收存,其餘則裝入麻袋。1921年,歷史博物館經費日絀,將棍杖下淘汰的檔案裝入約八千麻袋,重約十五萬斤,僅以4000元的“破爛”價賣給紙店——這真是學人的恥辱!這便是“八千麻袋事件”。
    
    幸得古物學家羅振玉搶救,才留下了大部分文獻。正當紙店將這批“破爛”運往外地準備銷毀造紙,羅振玉得訊于1922年2月以1.2萬元買下了這批檔案。羅振玉從中翻檢了一些,刊印在《史料叢刊初編》上,引起了學界的注意。1924年,善於“贏利”的學者羅振玉留下了小部分文獻,其餘以1.6萬元賣給李盛鐸。1928年12月,李盛鐸以1.8萬元賣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這批檔案飽經磨難,劫後余生,至此,十五萬斤已只剩下約十二萬斤了。
    
    1929年8月,歷史語言研究所將這批檔案集中于午門整理,其中一部分最重要的文獻于1933年隨大批文物南遷,不久又運回,存放于北海蠶壇,先後刊行了《明清史料》甲、乙、丙三集等,1936年運至南京100箱,隨後運往台灣;其餘沒有南遷的檔案,一直存放于午門、端門,1952年由文獻館改稱的檔案館接收。羅振玉留存的檔案,不久運至旅順,于1934年成立大庫舊檔整理處進行整理,1936年移送奉天圖書館。羅振玉用這些檔案先後編印的書籍有:《大庫史料目錄》六編,《史料叢編》二集,《明季史料拾零》六種,《清史料拾零》二十六種,《清太祖實錄稿》三種。
    
    1922年,北京大學得知歷史博物館留存的檔案,請求政府撥給北大整理。當年七月陸續運往北大,共62箱,1502麻袋。這部分已于1952年移交檔案館。歷史博物館當時留下了一部分,現在仍存于中國歷史博物館。
    
    宮廷中的文獻,糟毀的有多少?實在難以統計。這正如魯迅先生説:“中國公共的東西,實在不容易保存。如果當局者是外行,他便將東西糟完;倘是內行,他便將東西偷完。”
    
    摘自《斜陽下的宮殿》向斯、寒布著(石明摘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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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陳玥 來源: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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