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王軍潘清最近，來自北京和上海的兩條關於城市發展的信息令人矚目。一條是在今年的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市建築設計研究院總建築師李銘陶大聲疾呼：北京在打造現代化都市的同時，不要鏟掉了歷史！另一條是在討論上海正在啟動的新世紀一號工程——黃浦江兩岸綜合開發項目時，專家學者們異口同聲地提出：要重視歷史的延續和文脈的傳承！
在現代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北京與上海這兩個進程最快的城市，人們不約而同地關注起老房子、舊風景，意味深長。
存與毀，各有評説隨著京、滬兩市建設步伐的加速，老房子的存與毀格外牽動人心。
全國政協委員、作家舒乙在題為《拯救和保衛北京衚同、四合院》一文中提出：“隨著危舊房改造迅速向市中心推進，隨著商業大廈和行政大廈的拔地而起，北京城區內的衚同和四合院開始被大規模地、成片地消滅。北京人，以及全國來北京出差的人，甚至國外的旅遊者都不約而同地瞪大了眼睛：北京還叫北京嗎？”
可是，有“京味作家”之稱的陳建功卻表達了相反的感受，他在一篇題為《“拆”》的文章中寫道：“生活就是這樣前進的。沒有那些寫在衚同口的‘拆’字，沒有隨之而來的轟隆隆的推土機，就沒有即將崛起在西單西部的首都金融街，也沒有多少年來被擁擠被不便困擾的居民們向擁擠向不便的告別。”
城市建設中保護與發展的矛盾，在上海同樣備受公眾關注。作家周國平在一篇題為《侯家路》的文章裏，為上海南市成片成片的弄堂、石庫門的消逝而傷嘆：“我終於忍不住到侯家路去了，可是，不再有侯家路了。”
然而，改造者的理由也咄咄逼人。諷刺劇《七十二家房客》描述了上海人的窘境：原本一家人居住的一套石庫門住了那麼多人，一塊布簾隔開兩對夫妻，一家三代人擠在9平方米的小屋，每天清晨倒馬桶成了城市一“景”……
民居建築已被納入文化遺産範疇四合院、石庫門分別為京、滬兩市最具代表性的民居建築。
四合院于元朝盛行，通常由東西南北四面房屋合圍成口字形，中心是種植樹木花草的庭院，連排的四合院之間的通道被稱為“衚同”。北京明清舊城內的民居，基本上都是四合院。
石庫門則出現于十九世紀中葉。當時太平軍東征，上海老城內的居民和江浙難民大批避入租界。一種脫胎于傳統四合院但佔地面積較小、專供人租住的二層樓房應運而生，成為石庫門的雛形。經過不斷完善，這種建築發展為由天井、客堂、廂房、灶披間、亭子間和曬臺等組成的功能齊全的石庫門住宅，數幢或數十幢為一排列，構成分弄，又以數條分弄組成大弄。
其實，北京的老房子並不止四合院，還有規模宏大的宮庭、寺廟與園林建築；上海也不止是石庫門，還有大量蘊涵著海派文化的花園洋房和歷史舊址。過去，人們並不重視對民居建築的保護，近年來，這一情形發生了轉折，就在各方人士為老房子的去與留較真兒的時候，兩市相繼出臺了保護性計劃。
北京一年前劃定了25片歷史文化保護區的保護範圍，明清舊城內37%的地區將得到整體保護，其中絕大部分是四合院保護區。上海市兩年前編制了《上海市中心區歷史風貌保護規劃(歷史建築與街區)》，對約1000萬平方米具有歷史價值的新舊式里弄和其它有特色的建築進行保護。這表明，成片的民居建築和歷史街區，已被城市決策者納入文化遺産保護的範疇。
京、滬兩市主管部門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均表現出對本地民居建築保護的積極態度。北京市規劃委員會主任單霽翔説：“四合院在北京已存在了800年，在今天仍在為人們所用，是北京最有生命力的一種住宅，它所體現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哲學思想與現代建築理念是一致的。雖然許多四合院在人口激增的重壓之下已成危房，但是我們有責任把它們搶救保護下來，繼續為我們服務並延續城市的文脈。”
上海市房屋土地資源管理局林駒處長説：“石庫門在今天看來，也是宜人的住宅形式。石庫門應該一套住一戶，所謂七十二家房客，是由於使用不當造成的，這並不能夠成為拆除石庫門的理由。”
“拆”與“保”，“度”在哪兒雖然保護的大旗豎起來了，但是四合院、石庫門仍無法擺脫日漸消逝的狀況。
統計表明，1949年北京有大小衚同7000余條，到20世紀80年代只剩下約3900條，近一兩年隨著北京舊城改造速度的加快，北京的衚同正在以每年600條的速度消失。與此同時，上海的石庫門、里弄也在成片消失，在大規模進行改造的這個城市，幾乎每天都有弄堂被夷為平地。
保護與發展，成了一塊硬幣的兩面。由於兩市作出的均是部分保留民居建築的計劃，保護線劃到了哪，拆除線也就劃到了哪。
北京市在確定25片歷史文化保護區的範圍之後，提出了5年完成全市危舊房改造的計劃，這意味著舊城內約三分之二未被劃入保護範圍的地區，四合院民居仍可能成為被改造或拆除的對象。
上海的情形與此相似。保護規劃提出的需要保護的包括新舊里弄在內的歷史建築為1000萬平方米，此數字不到現存石庫門建築面積的三分之一，大量石庫門仍可能在舊城改造中被拆除。
建築學家們對此投以憂慮的目光。世界著名建築設計大師貝聿銘，前不久就京滬兩市民居建築的保護向記者提出：“對老房子應該盡可能多地保留，要成片成片地保留，而不是拆除。”
能夠支持這一觀點的數據是，京、滬兩市的建築容量均已超過2億平方米，而北京包括四合院在內的老房子現存僅約500萬平方米，上海的石庫門民居現存約3500萬平方米，它們所佔比重很小，卻是城市歷史與文化最為真實的載體。
“歐洲許多城市都保留了不同時代的城市‘斷層’，如意大利里昂，從古羅馬時代到文藝復興時期的城市面貌都保存下來，並與現代的城市和諧共存。”國際著名城市規劃學家、新加坡國家藝術理事會主席劉太格對記者説，“可是，中國許多城市往往因為新的建設就輕易地把過去的老房子毀掉了，這是十分可惜的。”
旅法作家華新民更是明確地表示：“現在這些具有歷史與文化價值的老房子已所剩不多了，它們不應再被拆毀，也不應繼續實行拆多少、留多少的政策。事實上，幾十年來，拆的力量早已過了‘度’。”
大規模改造遭到詰難但是，在決策者眼裏，對於大量危破的四合院、石庫門，不改造是不行的。在過去10多年中，京、滬兩市均加大了危房改造力度，其通行的做法是，借助房地産開發的力量，進行“剃光頭”式的大面積拆除重建。
很快，人們發現，在北京故宮周圍，原來平緩開闊的四合院區域，不協調地突兀起一幢幢高層建築。“這些高樓如不加以限制就很危險，進了故宮，看見周圍都是高樓，故宮就破壞了。”貝聿銘向記者指出。
而在上海，大片大片紅瓦屋頂的石庫門所形成的壯觀景象，本是最富本埠韻味的城市特徵，如今也經常被參差其間的高樓打亂，被建築界批評為“蛋糕上插蠟燭的尷尬局面”。
“拆了四合院再建四合院，我們就無法平衡投資。”北京的一位開發商對記者説，“在危改中，四合院被樓房取代難以避免。”
而在上海，由港商投資十億元在中心城區大片石庫門基礎上改造的“新天地”，保留了石庫門的老式外殼，內部“包裝”著現代化的咖啡屋、烤肉餐廳和畫廊。這種“舊瓶裝新酒”的改造方式，雖贏得了喝彩，但其高達每平方米2000美金的改造成本，引得業內人士慨嘆“不具推廣價值”。
“在舊城改造中，施行大規模房地産開發存在許多問題。”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博士方可對記者説，“對於危房改造來説，拆除的對象應是那些真正危破、亟待更新的房屋，可是大面積推倒重來的危改模式，則是‘孩子與洗澡水一塊倒掉’，被圈入危改範圍的房屋，不論好壞，一律拆光再説。這不但直接加大了建設成本，還造成不應有的浪費。”
“這種改造方式破壞了城市原有的社會結構。”清華大學的另一位博士譚英，則更為關注房地産開發對社區生活的影響，“為平衡投資，開發商將大部分居民外遷到郊區，這些居民的居住條件雖得到改善，但是位置遠、交通成本增加，在相當程度上阻礙了他們就業、娛樂、進修、與親友團聚等基本的生活需要。”
“社區建築”初現端倪人們開始把目光投入到對民居建築進行小規模整治的改造方式上。
北京市東城區，4處平房在規劃部門的支持下進行了翻建，仍保持了四合院的特點，改建資金主要靠居民自籌，住戶們增加了居住面積，並通過在院內建設化糞池，或者引入市政支線，增添了衛生間和淋浴間。
上海市靜安區，發動居民參與的“有償回搬”成為改變石庫門命運的有益嘗試。具體做法是，政府優惠一點，居民出資一點，建成後的樓盤作為商品房出售再平衡一點。這三個“一點”的政策，使石庫門的整治與改善成為現實，市民們不但增加了居住面積、擁有了獨立的衛生間，而且還能夠繼續他們早已熟悉的里弄生活。
“讓居民自覺地修繕舊房，是最經濟、最有效也是最理想地解決危房問題及風貌保護問題的辦法。”兩院院士周幹峙對此予以肯定，“危房改造工作必須從過去以開發為主體轉變為以居民為主體，應制定合理的政策，提倡居民參與小規模整治。”
“當然，小規模整治還需與人口的疏散結合起來，應該把城市的一些功能拿到舊城之外集中建設，形成多中心的城市格局。這樣，人們就願意到舊城外的這些地區去就業、居住，老城裏的人口就會減少，而政府又能通過新區的土地開發獲得更大財力，歷史街區的整治與保護就能做得更好。”北京市政府顧問劉小石説。
京、滬兩市近年來出現的居民自助型的小規模住宅整治方式，引起了建築界的極大關注。有學者指出，這表明“社區建築”活動在我國已現端倪。
20世紀70年代，英國青年建築師傑克南花錢買了一所位於危改區的住宅，那幢房子連衛生設備都沒有，於是他向政府申請增添衛生間，遭到拒絕，因為這一片已被要求限期拆除。可是，傑克南並未放棄，他把社區內33戶家庭組織起來，給每戶制定了改造計劃，並引《環境法》的規定，以33戶代表的名義申請政府資助一萬英鎊。在大家努力下，這一街坊得到良好的改造，並名揚四海。從此，發動居民參與的“社區建築”活動在西方城市方興未艾。
“實踐證明，簡單地用房地産開發的方式改造舊城是很難成功的。”兩院院士吳良鏞對記者説，“如何組織好居民的力量，是解決危房問題的關鍵。必須承認，一個城市的活力正蘊育在最為廣大的民眾之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