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到邵燕祥的一篇文章説，“我相信，性格即命運，也相信，政治即命運，更相信，性格如果碰上政治，那就是宿命了。”這樣表達過去的年代，有種隱隱約約的沉痛。但是文字克制的好處在於，它給人留下很多出口，去聯接各種相干或不相干的東西。盡可以把那些未知的溝壑，那些默默無聞的人或事以想象來舒展。歷史課本的面目之所以讓人不感興趣，因為它的判斷太多了，為人所用得太明顯，已經有結論的東西總讓我感覺到很不自由，比那些令人生厭的歷史演義更令人生疑。
歷史似乎總是和宿命聯絡在一起。我不願意認為它是先知先覺者們所説的規律，只能説它是一種無法控制的東西。我想，也許有人嘗試過將歷史做成個人命運的匯聚（記得有位外國的文學史家就以作家個人來做文學史的），去擺脫那些理論的空洞框架，讓歷史變得豐滿起來。從古到今，從生到死，人不是總在永恒的悲歡離合中品嘗命運的滋味麼，也許有些人似乎是自生自滅的，有些人卻可以改變別人的命運，有人生而為花，有人生而為葉，但這只不過是命運的形狀不同而已。但是不同時空裏，每個人的性格和選擇卻是活生生的，能夠引起人的興趣，因為這裡充滿了今人和故人的交流。
肖博士在做一部關於延安的片子，我跟著跑腿，也因此看了艾青等一些作家的傳記，更相信邵先生所言的準確。艾青選擇延安的時候似乎是猶疑不定的，儘管那是個叛逆成風的年代，他卻並不是富於革命激情的人，早先，他常常沉醉於鄉村的美景，後來又去巴黎尋求藝術的理想。同今天一樣，他似乎是可以有自己的生活的。可是後來的故事超出了艾青的想象，他莫名其妙地坐了三年牢，在幾乎絕望的時候，開始寫詩，竟然因此而成名了。此後他只希望自己能夠有一桿自由的筆。但是戰爭來了。必須要選擇一個方向的時候，他又遇上了政治，他當時的妻子已經先他而作出了抉擇：到延安去。不久，他也這樣選擇了。這是他後半生的開始。
蕭軍是個暴烈率直的人，拄著拐杖，奇裝異服地走在統一的制服群裏，但是最終，這個有點遊俠氣味的人也落到了這片黃土地上。
而對於陳學昭來説，她作為最早的五四女作家和當時稀有的女博士，是頗有自由先鋒色彩的，她身上的那份理想主義在延安所經歷的瀝煉，並不止於以彈鋼琴的雙手來紡紗，以灰布制服和臉上健康的紅潤取代洋裝和美麗的傷感，更重要的是學會對於不熟悉生活的不曾有過的虔誠姿態。
丁玲的情形似乎有所不同，然而，掀開她當時對於革命的熱烈，從她的言辭裏，仍能看到她對於女人命運的無奈，負載了許多期望和失望的交織。
現在不能夠有這樣那樣的設想，去揣測當時的情形。他們都是一些敏感的人，嗜好自由的生活，但可惜也是軟弱的人，加上當時的情形似乎也缺乏更多的空間。命運中那麼多偶然的因素，可是結局卻何其相似，真如宿命一般。宿命就是説，你選擇了一次，也就選擇了很多次。我想，他們的選擇是值得紀念的，也許有不同的歷史形象，卻都是內心有過掙扎，這是他們在個人閱讀中的份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