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集 走進中國
一、1985年陽春三月，一架來自美國的客機在北京國際機場降落。這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日子，一個普普通通的國際航班，可是，對於飛機上的這群美國人來説，此次中國之行，卻非同尋常。
二、他們應《中國日報》和中國記者協會的邀請，參加此次名為"重返中國"的旅行。他們是二戰期間來中國報道中國抗戰的一批美國記者。從四十年代末離開之後，為重返中國，他們已經等了三十幾年。汽車在北京城奔馳。他們激動地了望車窗外的一切。近半個世紀過後，中國的變化超出他們所有人的想像。
三、在人民大會堂。鄧小平親切會見了他們。佩吉o德定和蒂爾曼o德定夫婦，《紐約時報》的駐華記者；佩珀o馬丁，美聯社的記者。
彼得o蘭德是一個特殊的成員，他是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學院的研究員，代表已經去世的父親前來。他的父親克裏斯托弗o蘭德當年是《紐約先驅論壇報》的駐華記者。七十年代偶然發現了父親的遺物。對父親的中國經歷産生了強烈興趣。
四、從一本本保存完好的採訪本、手稿和關於中國的著作中，彼得感受到中國對父親一生是如此的重要。他想知道，中國為何讓一代代外國記者如此著迷，他們為何雄心勃勃地在這片土地上冒險。
五、會見是在輕鬆的氣氛中進行的，鄧小平説，你們當年的報道是對中國革命的有力支持，對世界了解中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歡迎你們這些中國的老朋友回到中國。歡迎你們到中國各地去看看。中國的變化會讓你們吃驚的。
六、舊地重遊，一次特殊的漫遊中國的旅行從北京開始。延安、西安、重慶、武漢、南京、上海……這些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場面中佔據重要位置的地方，一一呈現在他們面前。他們在尋找自己的足跡，也是在尋找歷史的蹤影。
九、穿越歷史的風塵，走進中國的路途曾經如此的遙遠漫長。仿佛一個世外桃源，位於世界東方的這塊神奇的土地，曾經吸引了多少外國人。
十、似乎一切該從一個浪漫的意大利人説起。大約700年前，一位17歲的意大利少年，隨父親帶著羅馬教皇的信前往中國，他就是馬克波羅。他們沿著絲綢之路，越過帕米爾高原進入新疆。絲綢之路，這條公元前兩世紀西漢時期貫通中、西亞和歐洲各地的交通大道。一千多年來，曾向西方輸出了大量中國絲綢。廣袤的沙漠和浪漫的駝隊，傳説著一個個東方文明的神秘故事。
十一、馬克波羅一路跋山涉水，曆盡千辛萬苦，花了整整三年半的時間，到達當時的元朝都城--上都。在中國，馬克波羅一住就是17年，他學會了騎馬射箭，並多次代表中國出訪外國。毫不奇怪，一個來自地中海威尼斯小城的旅行者，不能不對中國城市數量之多、規模之大、場面之繁華嘆為觀止。回到故鄉後，一本叫《寰宇記》的書悄悄風靡了歐洲。這就是《馬可波羅遊記》，70種譯本很快傳遍世界。在風靡一代又一代的遊記中，他呈現的是一個輝煌壯觀、充滿詩意的東方古國。臨終前，馬可波羅説：我告訴你們的還不到我看到的一半。
十二、在十六世紀之前，絕大多數歐洲人對中國的認識還停留在神話階段。1570年，歐洲出版了第一部關於中國的完整著作《大中華帝國志》，使得中華帝國第一次在西方人眼中成為一個富強的、完美的、優越的開明帝國。書中説：這是一個世界上最大的國家，天子統治著最廣袤的國土與最眾多的人口。這個強大的王國是世界上迄今為止統治最為完善的國家，發現這種文明，無疑將改變整個世界。他是我們效倣的榜樣。
十三、 如果中國發現西方
世界近500年的歷史就可能重寫
但事實是西方首先發現了中國
十四、300年後，17世紀之交，一位意大利傳教士經過三年的時間，行程八萬里走進中國，他叫利瑪竇。1600年，利瑪竇從江蘇出發，乘馬船，走運河，來到北京受到明朝皇帝的召見。利瑪竇在中國生活了30年。他穿中國衣服，行中國禮，説中國話，完全融入了中國生活。他的中國之行被西方稱作基督教東征。
十五、北京古觀象臺，始建於15世紀的公元1442年，是明清兩代重要的天象觀測基地，也成為西方傳教士來華最早的落腳點之一。修訂曆法，觀測天象，製造天文儀器都與傳教士密切相關。正是從這裡，利瑪竇找到了打開中國長期封閉大門的鑰匙，這個具有敬天法祖古老傳統的國度，對天象和曆法如此重視。西方先進的天文曆算知識和儀器，顯然對中國充滿吸引力。利瑪竇成為第一位在中國製造西方天方儀器的人。在這裡，利瑪竇精確地推算出17世紀頭三年發生的日食，併為中國三次刻印了世界地圖。
十六、利瑪竇去世近10年，德國傳教士湯若望來到中國，此時，中國正經歷著改朝換代的大震蕩。為了贏得新當權的清朝政府的信任，湯若望向順治皇帝表奏，預測1644年9月1日，日月食將同時出現。中國的曆法官員則預測是另一個時刻，雙方各執一詞，順治帝當即決定現場驗證，一場特殊的鬥法在古天文臺上演了。想像一下，那一定是一個驚心動魄的時刻。觀象臺上的夜晚從來沒有如此漫長，時間在悄悄的流逝，人們靜靜地仰望夜空，等待那個神秘時刻的降臨，湯若望預測的時辰來到了，黑應首先開始吞噬月亮，湯若望的預測結果成功了。西方的科技佔了上峰，破天荒，一個外國傳教士成為清朝的欽天監監正。
十七、17世紀中葉，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王朝剛剛建立的時候，歐洲的資産階級革命開始了。機械的轟鳴聲徹底動搖了手工業作坊，蒸汽機的發明宣告了一個嶄新紀元的開始。西方歷史大踏步邁向資本主義的時候，天朝帝國對世界發生的歷史性變革卻渾然不覺。
十八、500年來，西方傳教士頑強地充當走進中國的先鋒，當然代價也相當慘重。一位傳教士這樣感嘆：我們決定無論用什麼方式都要進入中國，可問題是究竟用什麼方式。
十九、英國在率先實現工業革命之後，很快成長為西方第一強國。它在世界各地擁有許多殖民地，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殖民帝國。迅速發展的英國急於向外擴張，以尋求原料與市場，西方資本主義的大潮越過大西洋開始波及到沉睡的東方帝國。
二十、最初的接觸是禮貌友好而又小心翼翼的。1792年9月26日，5艘巨船載著一個龐大的使團，離開倫敦樸茨茅斯港向西航行。與此同時，中國方面接到了來自英方的一封信："英王陛下為了增進兩個朝廷間的友好往來，為了發展與兩國都有利的貿易關係，決定派遣馬嘎爾尼為全權特使，赴北京訪問。"
二十一、馬嘎爾尼隨行的畫匠記錄下了他們在中國沿途的見聞，這種實錄寫真很像今天的圖片報道。對他們來説，中國的一切顯得如此新奇而又難以理解。用他們的話講：這個古老帝國的文明，成熟完美但裹足不前。
二十二、經過10個月的航行，使團在承德見到了乾隆皇帝。這是一次充滿戲劇性和象徵性的訪問，一個率先實現工業革命的西方強國與東方第一大國相遇了。長期的閉關鎖國使中國當時的統治者以為英國是仰慕中華文明，才遣使節遠渡重洋為皇上祝壽的。這場聾子的對話尚未開始就註定了失敗命運。
二十三、47年後，1840年6月，一支由40艘戰艦，4000名士兵組成的艦隊在中國廣州登陸。擊敗了清朝兩萬精兵。從此以後，短短半個世紀，兩次鴉片戰爭、一次甲午戰爭，曾經不可一世的古老帝國，在列強的炮火中潰不成軍。十九世紀，一位美國歷史學家寫道：一次急劇的感情突變發生了。一種新的印象遍及了美國和歐洲，中國是頹廢的、垂死的、已從昔日的燦爛中墮落了。"
二十四、國門洞開，一個古老的、封閉的、自大的中國，在東西方文化的衝撞中，在現代與傳統的相互滲透中，開始了艱難的歷史行程。
二十五、當二十世紀的曙光降臨的時候，世界博覽會在巴黎舉行，大批新發明令人眼花繚亂。十九世紀的最後30年，世界新聞革命達到高潮，並迅速向中國滲透。改變世界的新聞革命也必將改變中國。
1875年，美國科學家貝爾發明了電話，六年後，電話業務傳入中國，首家經營者為倫敦東洋電話公司。1882年1月，全長1400公里的津滬電報線路架設竣工，開始為南北各報傳遞國內新聞電訊。
二十六、世紀之交的上海，開始成為西方在遠東的新聞中心。1815年，倫敦傳教士馬禮遜創辦了第一份中文報紙--《察世俗每月統計傳》。1891年，《萬國公報》在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的改革下，成為真正的新聞報紙。1861年，上海第一家中文報紙《上海新報》創刊，很快成為發行量最大的中文報紙。1872年，《申報》發刊，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輝煌生涯。動蕩不已的中國現實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外國新聞媒介。
二十七、1850年，《北華捷報》在上海創刊。1864年改為日報的《字林西報》成為上海租界最有名的報紙。 從1815年到1894年的近80年間，上海共出版中文報刊32種，佔去了海內外總量的半壁江山。
三十、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面對複雜多變的中國局勢及其對本國在華利益的影響，世界著名媒體紛紛向北京、上海等地派出常駐記者或特約通訊員。1917年法新社派記者進駐上海，1921年俄塔斯社派出記者。1922年合眾社進入中國，1926年美聯社在中國建立分社。
三十一、記者職業註定與冒險聯絡在一起，這些被派駐中國的記者借助得天獨厚的優勢，總是用鷹一般的眼睛注視中國，用獵犬般的嗅覺，感應著這片動蕩土地上發生的一切。這些人多數以新聞介入中國政治，並獲得了持久的影響力，從而成為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他們筆的份量不同，他們的觀點和傾向也不盡相同，甚至分屬不同的陳營，但有一點卻是相同的。他們都是中國歷史現場上的重要目擊者。
三十二、今年八十五歲的愛潑斯坦，是外國在華記者中富有傳奇色彩的代表人物，從三十年代起代表合眾社等各家媒體從事中國報道，完整目睹了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的風雲變幻，50年代他重返中國定居，一生與中國革命結下不解之緣。
三十三、象愛潑斯坦一樣，許多外國記者的中國生涯成為他們人生的轉捩點，可以説，中國是他們成長為名記者的搖籃。
三十四、莫裏森 1894年來華，英國《泰晤士報》記者，當時被譽為是關於中國問題最有經驗、最傑出的一位老手。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他率先發出危機電訊，對英國出動遠征軍起到了關鍵作用。民國時被袁世凱聘為政治顧問，後人稱他為"中國的莫裏森"。
三十五、"這個最古老而人們又最不了解的國家，正在寫著世界的頭條新聞。"這是端納1903年來華時的第一個感覺。在中國的歲月裏，端納參與了從辛亥革命到抗日戰爭期間中國政壇的多次重大事件，他起草《共和宣言》，公佈"二十一條"密約，促成東北易幟，協助解決西安事變，西方人評論説，"沒有人象他那樣，在一個不屬於自己的國家裏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
三十六、"我的結論是中國終於被某種東西震醒了。"這是埃德加 斯諾探索中國人民及其解放事業得出的感受。西北探險，尋訪紅軍，斯諾寫出了劃時代的傑作《西行漫記》，被譽為"在那個時代裏最出類拔萃的記者。"在陜北的日子成為他一生不朽業績的起點。70年代，他被毛澤東特邀登上天安門檢閱台，被西方認為是中國向美國尋求友好接觸的重要信號。臨終前，這位著名記者深情遺言：我熱愛中國。
三十七、" 中國艱巨的任務只有靠作出努力才能完成。"一生關注中國的海倫 斯諾在最危機的時刻來到中國，和她的丈夫埃德加 斯諾一起融進了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他們親身參與了著名的一二 九運動。白色恐怖之下，堅定地與中國青年學生站在一起。海倫對張學良的獨家採訪曾轟動世界。經過對延安的採訪，寫出了著名訪問錄《續西行漫記》。
三十八、詹姆斯 貝特蘭 1936年來華，英國《泰晤士報》記者，在燕京大學期間成為斯諾夫婦的好友，西安事變期間，他連續採訪44天，寫出了《中國的危機》一書，被譽為"真正發現了現代中國的轉捩點"。回憶錄《在中國的歲月》暢銷歐美。
三十九、" 我到過很多很多國家，但無論到哪兒，我總歸是一個外國人；只有當我在中國的時候，我才不感到自己是個外國人。"這是史沫特萊總結一生時説的最多的一句話。她用自己的筆真實正確地報道了中國的苦難和為爭取新中國所進行的奮鬥。她寫的最多的是朱德，她一生被譽為中國共産黨的堅定支持者和辯護人。
四十、"幸運之神把我帶到了中國。"這是白修德的肺腑之言。從1939年到1945年，白修德在中國度過了6年的時光。由於對中國的出色報道，他成為《時代》週刊駐遠東的首席記者。1972年尼克松訪華時，年近花甲的白修德再次出現在記者隊伍中，一生對中國情有獨鍾。
四十一、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從 1925年起先後六次來華，其著作《千千萬萬中國人》首次將中國共産黨人介紹到西方。40年代，全世界的人從她的報道中知道了毛澤東的名言"一切反對派都是紙老虎"。1958年，67歲高齡的斯特朗定居中國，12年後在北京去世，長眠在她深愛的這塊國土上。
四十二、一個世紀過去了，這些記者早已成為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他們的戰友愛潑斯坦如今已經85歲高齡了。他跨越了中國兩個世紀。今天，一群愛潑斯坦當年的老朋友又相聚在了一起。
四十三、談起當年的人與事，老人們依然激動不已，紛紛拿起筆用顫動的手為本片題寫片名，筆墨之間，仿佛又回到了那些動蕩的歷史現場。
第二集 禍起紫禁城
一、1894年，一位澳大利亞人身揣18英鎊完成了從上海到仰光的三千里旅行，這一傳奇的經歷使他成了當時世界上最有影響的報紙《泰晤士報》的駐華特派記者。他叫莫裏森。
當莫裏森身著中國服裝，帶著中國腳夫，開始他橫穿中國的行程時，絕不會想到，幾年後，他會在一場震驚世界的大動蕩中成為全球聞名的記者，更不會想到，他會愛上中國，在中國旅居二十多年，並且有一天當上了中國民國總統袁世凱的顧問，深深捲入了中國事務。被世人稱作"中國的莫裏森"。
二、字幕：傳 1897年夏，北京至鐵路工地，掘得一石碑，上刻有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的著名軍師劉伯溫寫的預言：最恨和約，誤國秧民，上行下效，民怨不伸。石碑上還有這樣的句子：義和明教，不約同心。消息不脛而走，迷信的義和團民眾，被一種奉天行命的正義感點燃了。
三、基督教成為這場風暴的直接導火索。從利瑪竇開始，基督教遠征中國的理想一代代傳遞著。清代以來，從康熙到道光，五世禁教，到十九世紀中期，在船堅炮歷的掩護下，傳教士開始大量進入中國。1844年道光皇帝被迫解除傳教禁令。很快，大規模的傳教活動嚴重妨害了中國民間的利益，河北山東一帶甚至出現了"教堂幾遍天下"的景象。到十九世紀末，500多個布道站遍佈中國各省鄉村。最後終於爆發了聲勢浩大的反洋教運動。1900年夏季，北京的教堂也幾乎被焚燒殆盡。
四、 在北京東城的西裱褙衚同，一座明代建築至今保存完好。這是明代兵部左侍郎于謙的故居。當明朝面臨北方強敵的入侵威脅時，于謙竭力反對南遷，在北京組織團練，率兵出戰，保衛北京。
從明到清，朝代更迭，歲月流逝，這座院落目睹了幾百年的風風雨雨。院落的主人不知換過多少次。不知有多少人在這裡進進出出。變化了的是人事歷史。不變的是凝固的磚雕和石階。
五、1900年，平靜了許多年的這個院落，突然間在義和團運動高潮中，成了北京的一個焦點。這年4月，義和團在北京的第一個壇口在此成立，團員達一百多人。從山東興起的義和團運動，不到一年，就迅速蔓延到河北、京津一代。
六、4月15日，100多名義和團在郊區的盧溝橋集會，散發了反對列強和反對外國教會的揭帖。
七、 中國世紀之交最為動蕩的時刻，徹底改變中華帝國歷史走向的時刻，已經不可逆轉地來臨了。當西方在歡呼新世紀到來的時候，中國寂靜中爆發的力量將震撼整個世界。
八、東交民巷曾是北京的一條極其普通的街道，地處皇城附近，原名東江米巷，是一條東西向的大街，巷內有南北向的衚同多條。鴉片戰爭戰爭後，這裡開始出現常駐的外國使節，於是改為東交民巷。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外國公使長駐京師，開始在這裡建立使館。
九、這年4月，東交民巷外國使館裏的外國人，第一次直接感受到了滾滾而來的義和團熱潮的波及。從1898年在山東開始的"義和拳"，到1999年底才引起北京城的這些外交官們的焦慮和關切。在此之前的1月27日，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等國公使，曾聯合照會中國政府辦理外交事務的部門－總理衙門，要求清廷發佈上諭，明令在山東和直隸立即採取措施鎮壓義和拳。
十、4月29日，義和團的揭帖在北京城裏出現了。"焚滅教堂，殺儘教民"，矛頭直指在華的外國人。由盧溝橋到保定的鐵路鐵軌被扒，車站被燒，橋梁被毀，電報線被割斷。義和團的行動讓在京外國人驚恐不已。
十一、5月19日，各國公使召開聯合會議，決定向政府求援，派海軍來北京。6月4日，各國公使分別致電本國政府，請求派軍隊入京。
十二、東交民巷的法國郵政局是當年使館與外界聯絡的唯一通道，從這裡不斷發出的求救電報使歐美各國驚慌不已。6月初，《泰晤士報》發表來自北京記者的"緊急呼喚"，作者正是特派記者莫裏森。莫裏森寥寥數字的求援電報在國內引起強烈反響，在當時其作用超過了"任何一個由外國使團冥思苦想出來的政治措施"，成為英國政府派遣遠征軍的重要因素。
為了恢復和加強在中國的殖民統治，武裝干涉很快成為歐美各國的共同選擇。英國從香港印度，日本從廣島緊急調兵，法國從越南、地中海，美國從馬尼拉派出軍艦。沙俄從西伯利亞進入中國東北，德國則任命瓦德西為聯軍統帥，率軍向中國進發。
八國聯軍在德國人瓦德西的率領下，從歐洲威爾海姆沙菲港出發，向中國進發。
十三、在倫敦的大英圖書館，我們查閱了1900年4月──6月的英國報紙，關於北京的局勢和英國在華使館的消息，成為各大報紙的頭條，幾乎舉國關注。
在一份檔案裏，我們意外地發現了一個英國軍官這年6月的日記，這位叫蓋斯萊克的軍官在日記裏記載了此次遠征中國的經歷，他説來自中國的糟糕消息，使他不得不奉命出征，日記中説，他的生命歷程翻開了新的一頁。
十四、遠在北京的莫裏森一直焦急地等待著援兵的到來，他幾乎每天都坐在地圖邊，計算著軍隊的行程。
十五、莫裏森並不知道，此時，大約22艘列強戰艦和巡洋艦已經雲集天津大沽口。17日，聯軍向大沽口發起猛烈攻擊，清軍奮力還擊。幾個小時後，大沽口淪陷。6月20日，聯軍15000人開始向天津進發。遭到埋伏在鐵路沿線的義和團和清軍的猛烈襲擊，行動緩慢。7月13日，聯軍分兩路進攻天津城。清軍和義和團擊斃聯軍800多人。14日，天津陷落。
在天津，隨本國艦隊跨海而來的各國記者已雲集在這裡，由於聯軍被義和團阻止在塘沽一線，他們只發出了斷斷續續的局部戰事消息，而對北京城內的情況一無所知。
十六、1900年6月18日英國的《泰晤士報》發表了莫裏森的電訊，這是外交使館被圍前來自北京的最後消息。這條電訊寫于6月14日。
他在電訊中寫道：
"一次嚴重的反對外國人的騷亂昨晚在這裡爆發。城裏東部一些最好的建築被焚燒，數以千計的當地基督徒，以及由外國人聘用的傭人，就在距皇宮兩裏範圍內遭到屠殺。對所有外國人來説，這是一個令人焦慮的夜晚。他們匯集在一起，由外國衛隊保護。拳民焚燒天主教堂的東堂，這是所有教堂中最大的。如果外國衛隊的援軍今天仍不能到達，可以預料騷亂將進一步惡化。據可信消息尚無英國人受傷。"
為雇人送這條電訊，莫裏森花了20兩銀子。
十七、20日，使館區被團團圍住，前往北面俄國的電報線路也被切斷了，這是北京與國外之間的最後一條聯絡線路。
通往天津的線路，是在三天前被切斷的。使館與外界的聯絡徹底被切斷。被困的有外交官、衛隊以及上千名中國教民。他們中間有兩位記者，一個是美國記者克裏爾曼，另一個便是莫裏森。
十八、莫裏森仍在想辦法把消息送到天津。他在一張很薄的紙片上寫了一篇電訊稿，用油泡了泡可以防水，然後，把它藏在一個裝有稀粥的碗裏，交給一個年輕的中國教民。但他最終未能成功。
十九、北京的記者沒有了消息。為西方媒體提供消息的任務落在在上海的特約記者身上。
1900年7月16日，英國的《每日郵報》發表駐上海特約記者的電訊，聲稱北京的外國使館已經被攻佔，所有歐洲人全軍覆沒，電訊中寫道："歐洲人面對勢不可擋的嗜血成性的瘋狂的野蠻人群，沉著勇敢地戰鬥到底，當他們最後一梭子彈打出去之後，他們的最後時刻也便來到了。但他們都視死如歸。"
這個顯然是憑藉想像和虛構發出的消息頓時在歐洲引起強烈反響。第二天，1900年7月17日的《泰晤士報》，轉發了這條報道。
二十、這個時候，蓋斯萊克和他的軍隊已經來到了北京城下，對於他們來説，這是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隨軍記者為他們留下了這張照片。
二十一、8月14日淩晨，八國聯軍對北京城發動了總攻。為了搶功，俄國軍隊並沒有按計劃攻打東直門，而是越過聯軍的前沿陣地，直接進攻離使館較近的東便門。遭到守城清軍和義和團的頑強抵抗，戰鬥異常激烈。
二十二、隆隆的炮聲使紫禁城裏一片恐慌。8月14日夜，八國聯軍最後一支隊伍進入北京城。15日淩晨慈禧太后化粧成平民，帶著光緒皇帝匆匆出逃。行前，光緒和珍妃一起前來拜見這位至高無上的統治者，珍妃請求把光緒留下與八國聯軍談判，慈禧太后一怒之下，命令太監把珍妃扔進了這座枯井倉皇離去。先是出德勝門，經健德門到達頤和園，後過居庸關、八達嶺到延慶，直奔西安而去。
二十三、下午5點左右，英美軍隊攻進東交民巷，使館區和西什庫教堂的圍攻被解除了， 40年前，英法聯軍從天津進入北京，耗費了40天的時間，40年後，同樣的路線，八國聯軍只用了10天。對於千年古國來説，對於一個民族來説，這是前所未有的、比鴉片戰爭失敗更大的屈辱。中華帝國的首都，成了八國聯軍腳下的廢墟
二十四、大屠殺開始了，瓦德西公開號令官兵要嚴厲制裁中國。城內頓時哀號震天，死屍遍地。後來有人回憶説：城破之日，洋人殺人無數。
二十五、曾經發出緊急呼籲的莫裏森，如今也被聯軍們肆無忌憚的野蠻搶掠而震驚。幾乎就在被圍困的人們歡呼援兵到來的同時，這位澳大利亞人，就把重點放在了報道聯軍們的搶掠行為上。
8月17日他致電《泰晤士報》：
"西什庫教堂昨天被解救，北京目前完全由外國勢力控制。此地已無政府。法國和俄國的旗幟，飄揚在故宮最好的地段。慈禧太后、皇帝、端王等高官均逃亡山西的太原府，他們的目的地可能是西安府。《北京公報》已于13日停刊。
二十六、隨八國聯軍採訪的俄國《新邊疆報》記者揚契維茨基，這樣描述他所看到的北京被攻陷當天的情景：
"傍晚，萬籟俱寂，槍聲早已停止，我重新登上城墻，眺望城市。在這個古城的上空，曾經從夜裏兩點到下午兩點，到處紛飛著令人生畏的彈藥：燃紅的鉛彈，鋼鑄的榴彈，甚至還有中國人用生鐵製成的古老的炮彈。在這寂靜的古老城墻上和在這神聖京都的城墻下，人們的鮮血一直流注了十二個小時。無雲的天空，在致命的轟鳴聲中震撼和攪動，變得暗淡無光。"
二十七、在北京淪陷兩個月後，一位奉命前來為《費加羅報》寫中國見聞的記者走進了北京城，他眼前出現的仍是一片廢墟。"北京，現在經過槍彈、機關槍的光臨，只留下頹垣敗瓦而已……一切都頹坍了，歐洲人的國旗飄揚在各處墻上。"
在紫禁城和天壇，這個往昔只有莊嚴沉靜的地方，現在任野蠻人的馬隊馳騁。英國人派來的攻打中國的整萬的印度兵，在那裏紮營。他們的馬，蹂躪著一切。草地上全是馬糞。
二十八、洗劫北京，成了這些"勝利者"的節日。就在八國聯軍屠殺中國人的同時，歐美各國的家屬們正陸續接到來自中國北京的明信片，這些明信片有的在顯耀輝煌的戰績，有的在用中國的傳統形式報平安，它們構成了一部形式獨特的侵略歷史，溫馨浪漫的背後是中國人的屈辱和苦難。
二十九、聯軍進入北京後，決定舉行穿越紫禁城的勝利遊行。他們列隊通過大清門，踏著中央的石板路，舉行了所謂的"佔領式"。在午門前耀武揚威。最後，依次開進皇宮，逐殿參觀遊覽。並爭相在皇帝寶座前留影。然後，就是觸目驚心的搶劫。
樊國梁，是北京西什庫教堂的主教，他精通北京文物古跡，親自引導聯軍在北京有目的地搶掠，並親自率教徒四處打劫。士兵們連宮中的銅缸上的鎏金也被刮劫殆盡。
三十、在搶劫高潮中，古觀象臺也成了重要目標。宏大精美的天文儀器被德法軍隊瓜分。許多儀器被搬進了法國駐華使館。以顯示對華出兵的勝利。德軍將一些儀器運回了國內，作為戰利品炫耀。一次世界大戰後，根據凡爾賽和約，才被迫歸還中國，期間，整整過去了20年。今天，寂靜肅穆的古觀象臺仿佛仍在無言得述説著曾經不堪忍受的劫難。
三十一、在將近一年的時間裏，莫裏森以記者難得的良知，不斷揭露瓦德西部下的殘忍。
9月24日，莫裏森致電《泰晤士報》，"俄國人正在對頤和園實施有組織的洗劫。"
11月24日報道："德國人繼續到北京周邊地區騷擾，其主要目的就是搶劫。"
12月28日報道德國人 "破壞神聖的科舉考場建築，拿木料燒火，用它的磚蓋德國警署"。
在當時的英國報紙上也出現了這樣的漫畫，中國人殺洋人是野蠻，西方人殺中國人則是文明。
三十、莫裏森不停地揭露八國聯軍特別是德軍的野蠻，令擔任八國聯軍總司令的這位瓦德西十分惱火。瓦德西在1901年2月25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
"莫裏森此人像那些英國記者一樣，喜歡誇大其詞，我應當特別對他注意。"
三十一、這是聯軍一位隨軍攝影師從景山頂上拍下的北京，飛翔的和平頜沒有為北京帶來安祥，世紀之交的中國正陷入被瓜分的境地。
在當時列強的報刊上，充斥著這樣一些漫畫，形象表明了它們對一個東方大國進行肆意淩辱的快意。
三十二、1900年10月11日，議和大臣李鴻章在俄羅斯軍隊的護送下來到北京，大廈將傾的清王朝的命運再次寄託在這位年邁的老臣身上。
三十三、各國公使坐在一起開始討價還價。1900年12月24日，除八國外，比利時、西班牙和荷蘭也加入了分贓的行列。共同向清政府提出了"議和大綱十二條"。聲稱此大綱"無可更改"。
三十四、當時的《紐約時報》對談判作了詳細報道。儘管條款苛刻，慈禧太后見其中並沒有懲辦她的意思，立即命令李鴻章全面答應。
三十五、接著，中外全權代表又在東交民巷進行了9個月的討論，終於逼迫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醜條約》。這一天是1901年9月7日，這是當時簽訂儀式後的留影，《辛醜條約》上的簽字對李鴻章的打擊是致命的。兩個月後，11月7日，這位晚清重臣黯然離開人世。接替他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是袁世凱。
三十六、 十年後，1912年8月初，仍住在北京的、曾被那些外交官們視為麻煩的莫裏森，接到民國總統袁世凱的英文秘書兼翻譯蔡廷幹發來的一份聘書：中華民國政府聘請莫裏森博士為中華民國總統政治顧問，任期五年。
莫裏森在中國新的角色從此開始。
第三集 遭遇民國
武漢，中國的工業重鎮，一個由武昌、漢口和漢陽三鎮組成著名城市。自一個半世紀前，張之洞在這裡開展洋務運動後，漢口逐漸繁榮，被譽為東方的芝加哥。1911年10月9日，暮色降臨，漢口正與武昌隔江相望，此時，長江還在漲水，仿佛蘊藏著一場革命風暴即將到來。第二天淩晨，在武昌這座稱作"中和門"的城樓上，革命黨人開槍射擊清朝的守備哨兵，攻佔了黎元洪統領的指揮部，黎元洪率部起義。
武昌新軍的槍聲敲響了延續幾千年的封建帝制的喪鐘。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裏，全國十八個省相繼宣佈獨立，一場波及全國的辛亥革命拉開序幕。十八星旗在湖北都督府的上空飄揚，孫中山先生多年為之奔走吶喊的理想，正被各地風起雲涌的革命變為現實。
在千里之外的北京，正當清朝君臣爭論立憲新政之際。武昌首義的消息傳來，紫禁城裏慌作一團。隆裕太后立即召集各大臣商議對策，決定迅速調動精銳北洋軍向武漢逼近，一場真正的較量開始了。突如其來的革命風潮這場較量將世界的注意力再次引向東方。兩名澳大利亞人捲入了這場革命，從此與中國的民國歷史結下了不解之緣，其中一位就是十年前享譽世界的莫裏森。
10月11日，就在起義的第二天，遠在北京的莫裏森便給《泰晤士報》發出第一封北京專電，電報描述了這場起義對清政府的巨大震動："北京被革命爆發和軍隊叛亂的消息嚇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清朝危在旦夕，滿朝文武，憂心如焚。"
隨後，莫裏森專程奔赴動蕩中的漢口。此時，戰爭的硝煙剛剛散盡，武漢成了一片歡樂的海洋。莫裏森只在漢口呆了五天，從10月11日到24日，他向《泰晤士報》連續發出了近萬字的電文，向世界報道了首義後武漢的情況。在他的印象裏："人民死傷不多，但財産損失嚴重。革命黨人秋毫無犯，北洋軍隊肆意淫掠。""清朝必須推翻，這大概是民心所向。"
這時候，革命的真正領袖孫中山遠在海外，黃興還在香港，莫裏森雖然沒有見到這些著名人物，卻在革命黨人的隊伍裏意外地見到了一個熟悉的身影，他就是澳大利亞的同胞端納。他的身份是美國《先驅報》的新聞記者。
1911年12月1日，端納向《先驅報》發出了一篇兩千字的電訊："今天早晨，一場生死鬥爭在一座城市和一座山的中間進行。炮彈在紫金山頂到平原處一帶呼嘯，彈片在高處和遠處飛散，中國革命黨人幾乎沒有傷亡，處在低處的清軍士兵正在作絕望的掙扎───"
電文中所稱的城市就是南京，那座山就是紫金山。
在辛亥浪潮中，宣佈獨立的各省，紛紛懸挂起共和的旗幟，唯獨張勳統治下的南京成了清政府的最後一個要塞，佔領南京就可能結束戰爭。11月，共和軍隊聚集在南京下游40英里的鎮江，準備攻打南京。端納匆匆趕到這裡，他自告奮勇，冒險登上了紫金山，親自偵查清軍情況，並身先士卒參加了攻打南京的戰鬥。
傍晚，當攻城還在繼續的時候，端納悄悄地離開陣地，在一個已被控制的太平門附近的車站電報局內，靠著蠟燭和一枝鉛筆，起草了電文，向世界報道了這場戰鬥。
端納是個天生的冒險家。八年前，他隻身從澳大利亞來到香港，開始了他在中國的記者生涯。此時，在羅湖橋的對旱，清王朝已經。旁觀者都以為聯合成功了。
幾天后，馮玉祥又趕到徐州，在那裏與蔣介石舉行會談。會後，馮玉祥致電汪精衛，主張寧漢合作，共同反共。四一二政變以來撲朔迷離的政局逐漸明朗化了。
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發動大屠殺。國共合作的陣線徹底破裂。
革命者的鮮血映紅了背叛者的眼睛，大革命的旗幟倒在了血泊中。
宋慶齡憤怒至極，決定離開武漢。
7月14日她發表了《對時局的宣言》，7月14日，正好是法國革命軍攻佔巴士底獄的日子，宋慶齡選擇這一時刻來表明她的堅定信念。在聲明中她説："我心中對革命沒有失望，我感到失望從豐饒的角裏撒出的。南京路像一把刀子從黃浦江畔的外灘直插上海喧嘩的商業中心。靜安寺路就像一條小溪，靜靜地流過跑馬場，流過高墻和鐵門圍著的公館進入當時鄉下的地方。"在路盡頭的一個公園裏，端納找到了上海的革命黨人伍廷芳，自那以後，他就牢牢地和這個革命運動連在了一起。
果然，幾個月之後，武昌首義成功的消息傳到了這裡。11月6日，革命黨人攻佔了江南製造局，上海隨之光復。獨立各省的代表紛紛雲集上海，準備組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正當他們為誰來領導即將誕生的共和國爭論不休時，一位眾望所歸的人物從海外歸來，這個人就是同盟會總理孫中山。
1912年元旦，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端納參加了總統就職儀式，並將這個重大新聞通報世界。回到上海的第二天，端納收到了孫中山的專電，邀請他起草一份共和政府宣言。幾天后全世界都看到了新生的中華民國要説的話，但他們沒有想到，這是從一個大鼻子的年輕澳大利亞記者的打字機上敲出來的。
採訪：邢建榕
革命黨人紛紛擔任了重要職務，杭州的參謀長職務授予了一位叫蔣介石的年輕軍官。他曾在日本聽過孫中山演講，一聽到革命他就從日本軍校趕了回來，在到杭州之前，他曾與端納偶然相識，多年以後，端納成了他的私人顧問。
長江流域戰火紛飛，莫裏森卻一直關注著北京。在他看來，更戲劇性的新聞必將在這裡誕生。幾天之後，袁世凱乘坐的火車駛進了北京站。走下火車的袁世凱直奔紫禁城，隆裕太后和宣統皇帝把最後的希望都寄託在他的身上。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武漢前線的戰事尚未全部結束。袁世凱一面繼續派兵向南方施壓，一面又派代表秘密與南方政府談判。為了儘快推翻清王朝，避免更大規模的生靈涂炭，孫中山提議，只要袁世凱能夠迫使清王朝自動放棄政權，南北議和，他將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推舉袁世凱出任臨時大總統。在得到南方領導人的承諾之後，袁世凱軟硬兼施，迫使清室退位。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統皇帝的名義發佈詔書，宣佈清廷退位。時刻關注著紫禁城的莫裏森立即向《泰晤士報》發出了一篇題為《帝國下詔宣佈共和》的通訊，搶先報道了清帝遜位的消息，被譽為"當年的獨家新聞"。
兩天之後，袁世凱如願以償當上了臨時大總統，並把政治顧問的位置留給了莫裏森。
採訪張功臣
袁世凱上任後，頒布了一系列法令，其中一條竟是將王府井這條最著名的商業街改為莫裏森大街。
採訪張功臣
出任大總統後的袁世凱並不滿足。1914年，他在太廟舉行了盛大的祭孔典禮，緊鑼密鼓地為復辟帝製作準備。瘋狂的皇帝夢使袁世凱鋌而走險。
北京又成了政治的中心，端納從上海匆匆趕到北京，接管紐約《先驅報》在北京的辦事處，同時兼任上海《遠東評論》月刊主筆，每月回上海一次發排稿件。他成了新政府的座上客，在所有高官中中，財政部長周自齊是端納最要好的朋友。
1915年1月下旬的一天，上海黃浦江畔的一座高層建築裏，端納正在忙著將《遠東評論》稿件付印，突然接到財務總長周自齊的急電：即回，事關同盟國，情況嚴重。
懷著莫名的興奮，端納匆匆趕往火車站。夜間快車隆隆駛進北京，他預感到一個重大新聞就要誕生了。出了北京站，端納坐上人力車，顛顛簸簸直駛美國公使館，街道兩邊店舖的百葉窗裏透出的絲絲燈光逐次熄滅，繁忙的一天結束了。耳邊隱約傳來麻將牌嘩嘩啦啦的聲響，偶爾還有幾聲嬰兒的啼哭。
到了美國公使館，公使芮恩施正在門口等他，這位通常十分鎮靜的公使看起來有些焦急不堪。他告訴端納袁世凱和日本政府似乎正在做著某種交易。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在端納的遊説下，中國也匆匆地宣佈對德宣戰。並收回對山東的佔領權。1915年1月18日， 就在中國收回山東佔領權的當天晚上，日本駐北京公使日置益來到天壇，面見睡眼惺忪的袁世凱，宣讀了日本的"強烈不滿"，然後他用手杖重重地敲著桌子，把一份威脅的文件留了下來。
日置益走後，袁世凱氣急敗壞。事後，一位總長幾乎含著眼淚告訴芮恩施説，日本提出了極其苛刻的條件，要是接受的話，那將要斷送中國的獨立，淪為日本的附庸。
夜色中，端納走進位於東總布衚同的周自齊的公館。周自齊不敢透露詳情，端納提議："我把認為日本可能向中國提出的要求都開列出來，你可用鉛筆將其中不對的劃掉。"
他們開始了一次特殊的筆談。
端納開出一串要求，周自齊用鉛筆將其中幾點劃去。周自齊啟發地問：軍火在哪製造呢？端納便寫下"兵工廠"，控制兵工廠正是日本的要求之一。就這樣，端納寫下了他所能想到的日本可能提出的要求，周自齊逐條印證。控制若干條鐵路，發展礦業、進駐軍隊，都在日本的要求的範圍之內。
端納當即向《泰晤士報》發出電稿，列舉出日本提出的各款要求，警告世人亞洲的戰火一觸即發。電文稱："日本向中國要索的種種利權還未經官方公佈，但據報它們包括以下各項……"
然而這條消息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採訪：邢建榕
第二天晚上，端納來到莫裏森位於王府井大街的寓所。言談中，莫裏森起身説要到書房去一下。端納注意到，莫裏森順手整理了一下書桌上的文件，並故意在中間一摞文件上多按了一下，隨後徑直走出了辦公室。
端納心領神會，機會來了，他朝書桌走去，立即把桌上的那摞文件塞進大衣口袋。這正是端納一直為之奔走的"日本對中國二十一條要求"的全文譯本。
端納立即擬就了另一篇電稿，將二十一條全部內容轉發給《泰晤士報》，一經披露，輿論譁然。中國民眾的強烈反應超出了袁世凱的想象。正在日本留學的李大釗，立即發出了《告全國父老書》，呼籲抵制《二十一條》。
5月7日，惱羞成怒的日本在山東增兵三萬，威脅中方在48小時內必須答應二十一條，與此同時，駐日公使陸宗輿向袁世凱報告，日本政府暗示，如果接受二十一條將支持他改制稱帝。5月9日，一門心思要復辟帝制的袁世凱，以"國力未充，難以兵戎相見"為由，簽訂了經過修改後的"二十一條"。
消息傳出，舉世震驚。5月9日當天，湖南學生彭超留下血書，奮然投江自盡。
年輕的毛澤東寫下了明恥篇，並手書"何以報仇，在我學子。"
在北京，20萬人到中央公園集會，捐款100萬元作為救國基金。上海國民外交後援會等致電袁世凱誓死反對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 天津南開學校17歲的中學生周恩來上街演講，號召國人誓雪國恥。全國教育聯合會規定各學校以每年5月9日為國恥紀念日。
四年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的勝利而告結束。為了解決戰後問題，協約國召開巴黎和會。這一年，莫裏森已因病回到英國，雖然重病在身，但他還是作為中國代表團的顧問參加了巴黎和會。在中國留歐學生的要求下，中國代表團提出了"廢除二十一條"的要求，但遭到大會的拒絕。
5月4日，北京爆發了聲勢浩大的抗議活動。這天，莫裏森雖然沒有親眼見到中國人民覺醒的一幕，但他立即寫信詢問北京的情況。《芝加哥每日新聞》特派記者紀樂士給他回信説："北京到處可見激昂的學生在街道上大聲疾呼，已經達到狂熱程度，他們告訴路人，由於內閣中某些親日成員的過失，已為國家帶來莫大屈辱。他們很有理由把這些閣僚稱為被日本收買的賣國賊。"
6月28日是巴黎和會簽訂和約的最後期限，年輕的中國外交官顧維鈞等人拒絕出席簽字儀式。遠在英倫的莫裏森，當即發表評述説："和平條約全文，對中國來説，比她原先預料到的還要壞得多，簡直是災難性的。我不相信任何一個活著的有地位的中國人，有足夠厚的臉皮，敢於簽署這個條約。"
此時莫裏森已經中並在身，但他仍唸唸不忘中國。去世前幾天他對身邊的人説："此刻，我的一個希望就是回到中國。我不想死，但如果不得不死去，那就死在北京，死在多年來對我充滿愛戴的那些中國人中間。"
然而內外交困的北洋政府已經顧不上他了。莫裏森帶著未了的心願離開了人世。
孫中山逝世後，端納前往東北，被張學良聘為私人顧問。在他看來，張學良是最有希望拯救中國的人，但張學良身染毒癮，端納勸張學良強制戒毒。九一八事變後，端納陪同張學良到歐洲療養。回國後，端納又投到蔣介石幕中做他的私人顧問，並在西安事變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但端納最終還是為蔣介石所不容，憤而離開中國。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在日本軍隊設在馬尼拉的一個俘虜營裏度過了四年，由此染上重病，戰後被送到檀香山一家美國海軍醫院治療。
1946年11月，端納回到上海，在宏恩醫院他被確診為肺癌晚期。端納完全知道自己的處境，他重返中國，其實是尋找最後的歸宿。 端納死後，被安葬在上海萬國公墓。
端納的墓碑如今已難以找到，據説當年他就埋葬在宋耀如的旁邊。因為宋耀如，他最早了解到了孫中山的事業，並最終走進了中華民國的歷史。從辛亥革命到抗日戰爭，這位澳大利亞認為中國耗費了一生的精力，功過是非，只能留給後人評説了。
第四集 潮起潮落
1917年，俄國人民在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下推翻了資産階級臨時政府，成立了蘇維埃政權。為了尋找革命的夥伴和同路人，他們密切地關注著東方並把目光急迫地投向了中國。
1923年，在廣州，在軍閥統治的包圍下，孫中山重組國民政府，並提出了三民主義建國學説，掀起了二次革命的熱潮。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引起了蘇聯的密切關注。蘇聯《真理報》先後派出兩名記者維金斯基和馬林，前往中國考察和報道中國革命。不過他們還有另外的身份，共産國際派往中國的代表。
在廣州，他們會見了孫中山和一些國民黨將領，回國不久在〈真理報〉上報道了國民黨的發展和活動情況，並指出："在中國南方革命工會運動的基礎上，共産黨無疑將成長壯大。"這是世界上關於中國共産黨的最早報道。
而此時，屢遭挫折的孫中山也注意到了蘇聯的革命，他意識到中國革命有了一個學習的榜樣，他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説："我們已經喪失了從美英法和其他國家得到援助的希望，現在向我們伸出援助之手的國家只有蘇俄。"
不久，孫中山聘請鮑羅廷作為自己的政治顧問，他在中國的公開身份是俄通社記者。沒過多久，他通過蘇俄和共産國際的報刊發表文章，透露出對國民黨組織和正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的廣州政府的失望，決定幫助改組國民黨。
在鮑羅廷的呼籲和努力下，1924年1月20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大會決定對國民黨進行改組，中國共産黨人可以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大會發表了〈中國國民黨宣言〉，選舉産生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檢察委員，李大釗、譚平山等中共黨員名列其中。1月24日，蘇聯大使加拉罕發來賀電，但就在第二天，列寧不幸逝世的消息傳來，孫中山當即宣佈休會三天，以示哀悼。
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標誌著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形成，在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指引下，南方工農運動蓬勃發展。中國革命的高潮，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1970年，一個外國人的骨灰被安葬在北京的八寶山革命公墓，這位外國人叫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美國女記者、著名作家。1925年她第一次來到中國，從那之後，她先後六次來中國，1958年最後一次來華時已是72歲高齡，在北京定居12年後去世。
還是在童年時代，有一次斯特朗伸出小手臂想要擁抱紫丁香花，但紫丁香高傲地不理她，那美麗誘惑著她，卻又可望而不可及。斯特朗第一次覺察到自己是一個同世界隔離的孤單動物。
從那時起斯特朗就開始努力尋求擺脫這種孤獨感的途徑。在一首詩中斯特朗寫道："我們為什麼要設法藏起/自己那一束微光？/它們匯集在一起，/就發出金色的光芒。"
在她的感覺中，遙遠的中國仿佛就象一束紫丁香深深吸引著她。
1925年10月，斯特朗乘坐火車穿越西伯利亞，第一次來到中國。在北京稍作停留後，她隨即踏上了一列開往張家口的火車。兩天后，斯特朗來到了塞外沙漠中的馮玉祥軍營，這裡已是初冬時節。
在斯特朗眼裏，馮玉祥是一個表情冷漠、高大健壯、生活簡樸的人。他信奉基督教，中國的傳教士稱他是"基督將軍"，他們讚賞他禁鴉片的法令和他部隊的風紀。
斯特朗慕名而來。當問及他目前的力量能控制多少個省時，馮玉祥答道："我缺乏經驗，控制好一個省已經很吃力。" 斯特朗認為這是馮玉祥的巧妙。在斯特朗看來，與北方另外兩個軍閥張作霖、吳佩孚相比，馮玉祥是唯一一個將對後來歷史産生影響的人物。
斯特朗回到北京後不久，在蘇聯駐中國使館遇到了蘇聯顧問鮑羅廷的夫人范婭。范婭告訴斯特朗："從北方你不能了解現代中國。你應該看看廣州，這是很重要的。"
從北京到廣州，斯特朗趕到恍若從古代的亞洲來到了現代世界。當時，中國的革命正在這裡走向高潮。廣州和香港的工人以頑強的鬥志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省港大罷工。約十萬名各界群眾舉行示威遊行，聲援香港罷工。
斯特朗是省港大罷工委員會唯一允許登陸採訪的記者。罷工領導人蘇兆徵告訴她，這場罷工不是種族鬥爭，不是中英鬥爭，而是階級鬥爭，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在廣州，斯特朗通過鮑羅廷認識了宋慶齡。此時，孫中山剛剛去世，宋慶齡沉靜而優雅的風度，給斯特朗留下了最初的印象。從少女時代，宋慶齡就渴望接近革命運動的中心，渴望幫助孫中山，讓全世界了解中國的革命。在與孫中山近十年的婚姻生活中，他們共擔革命的風浪和辛勞的工作共同分享家庭的溫馨和幸福，他們從來沒有分開過。現在，宋慶齡繼承孫中山的遺志，承擔起革命的重任。
正當斯特朗結束廣州的採訪離開中國時，另一位美國女記者走進了中國，她就是瑞娜。瑞那長一頭火焰般的頭髮，無論走到哪都引人注目。瑞那有一種天使般的氣質，但對北京的美國使館來説，瑞娜是個危險人物。瑞娜夫婦受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中負責外交和宣傳的陳友仁委託，主編一份英文宣傳報紙《北京人民論壇》和主持一個新聞社。
當時的北京，控制在軍閥張作霖手中。這個以殘暴聞名的東北軍閥毫不留情地鎮壓進步力量，《京報》主筆邵飄萍和《社會日報》主編林白水先後遇害。
陳友仁一直受到張作霖的通緝，瑞娜夫婦正是陳友仁所需要的最佳人選。他們是職業記者，而且是西方人，可以不受中國法律限制而安全地活動，
共産黨人李大釗成為他們的直接領導。在得知被列入張作霖的黑名單後，李大釗躲進蘇聯大使館避難。於是，瑞娜幾乎每天都到使館去聽取李大釗的指示。
一天，一位美國記者告訴瑞娜，張作霖正計劃綁架她和丈夫，為了逃避迫害，瑞娜夫婦最終決定離開北京。從此，他們再也沒有見到李大釗。1927年4月6日，張作霖的憲兵衝進蘇聯大使館，抓走了李大釗。28日李大釗死於絞刑。生前李大釗曾對人説："看看瑞娜做出的好榜樣，看看她如何忠誠于我們的事業。她在危難時刻為我們工作，但從來沒有一句怨言。"
在南方，國民革命力量的迅速發展引起了帝國主義和軍閥的恐慌。帝國主義指使直、奉兩軍閥聯合起來，在北方進攻馮玉祥國民軍，向南方包抄廣東革命根據地。這時，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工農群眾運動日益高漲。在人民的熱烈支持和許多國民黨將領的紛紛要求下，7月9日，廣東國民政府正式出兵北伐。
瑞娜夫婦來到廣州，目睹了這場聲勢浩大的革命熱潮，並隨軍出征。
國民革命軍士氣高漲， 勢如破竹，10月10日攻佔武漢三鎮。（51）
瑞娜、威廉夫婦隨同北伐軍進入了武漢。在整個北伐過程中，共産黨員們的英勇善戰給瑞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約400名安源礦工參加了葉挺獨立團，他們戰功顯赫，被譽為鐵軍。
武漢成了全世界注目的焦點。俄國十月革命後一些國家爆發的革命都已相繼平息，只有在中國武漢，大革命還繼續上演著最後的悲壯。一個個關注革命的記者，從世界各地趕來目睹這裡的盛況。（31）
1927年初，國民黨左派政府從廣州遷到了武漢，汪精衛擔任了國民政府主席，鮑羅廷擔任國民革命政府顧問。
在武漢的鄱陽路上，有一座廢棄的教堂，二十年代在這裡主持教堂的神父叫魯茲。這是一位同情中國革命的外國宗教人士，人稱"紅色神父"。許多來到武漢的外國記者大多居住在這裡。1927年初，瑞那也住進了這裡。有了瑞那，這裡變得格外熱鬧起來。到武漢後，瑞娜成了鮑羅廷最欣賞的助手。她不僅繼續主編《人民論壇報》，同時擔任鮑羅廷的新聞宣傳秘書，負責接待所有前來武漢採訪大革命的外國記者，安排他們的採訪，向他們提供新聞稿件。
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宣佈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武漢方面召開會議，宣佈開除蔣介石黨籍。中國一時出現了北京、武漢、南京三個政權的鼎足而立的局面。
斯特朗看到了大革命的消息，她不願意錯過目擊革命的機會，就滿懷熱情地趕來中國，就像當初趕往俄國一樣。郵船到達目的地上海，斯特朗驚異地上了岸。看到的是一個恐怖的上海。主要街道上一片狼跡，士兵成群結隊，撲面的風中依稀還有血腥的味道。
當斯特朗乘坐的郵船正在太平洋上航行時，上海突然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屠殺。
1927年3月，隨著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的勝利，北伐軍進入上海，蔣介石加緊了反共步伐。4月12日，蓄謀已久的反革命政變發生。數小時內，暴徒們打死工人百餘人，打傷數百人，收繳工人糾察隊槍械1700多支，並佔領了上海市總工會。
斯特朗企圖找到勞工領袖，了解更多的情況。一位經歷了"四一二"之夜的美國記者勸她説："既然蔣介石沒有找到他們，你大概也找不到。你去一找，會給他們帶來危險的。"
斯特朗在上海遇到的每一個人都建議她去漢口，説那裏才有真正的革命。美國副領事看了斯特朗的新聞記者身份證後，告訴她多數記者都在"揚子江上遊"。她決定溯揚子江而上，前往那個吸引著全球目光的地方。
在漢口，斯特朗又見到了宋慶齡，宋慶齡邀請她一起住在中央銀行大樓頂層。大樓入口處有兩位身著整潔軍裝的國民黨衛兵站崗，他們的臂章上印有國民黨"青天白日"的標記，負責保衛宋慶齡和銀行的財産。中央銀行雖然是國民黨的政府銀行，但當時已陷入窘迫的處境。每天早晨，斯特朗都看到數百名苦力在銀行前排隊，等待提取大量銅幣。
與宋慶齡相處的日子裏，宋慶齡給斯特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在後來的文章中説：
"孫逸仙夫人宋慶齡是我所知道的世界上最溫柔和最高雅的人物。她身材苗條，穿著清潔的亞麻布旗袍。舉止謙和端莊，和粗暴的革命似不相稱。現在她年輕居孀，卻仍然為實現孫中山的夙願而奮鬥。雖然她外表文雅乃至柔弱，但她有著一種鋼鐵般的意志。我看到她頂住家庭與社會的一切壓力，堅持走自己的路。"
斯特朗為宋慶齡的勇氣所震撼，而宋慶齡也被斯特朗的熱情、智慧所感染。在動蕩不安的境遇下，兩名女子對革命的信心卻從來不曾動搖。
沿著武漢的沿江大道，有許多石砌的大樓，這是當年外國租界留下的印跡。在距中國銀行大樓不遠，有兩棟相對而建的大樓，一棟是當時國民政府的外交部，對面則是鮑羅廷的居所，這裡樓下是瑞娜的主持的《人民論壇報》辦公地點。
斯特朗成了這裡的常客。斯特朗説，因為我去俄國太晚，沒有趕上俄國革命，所以早些到中國來，以便趕上時候。鮑羅廷卻意味深長地説説："斯特朗女士的時間總是不湊巧的，她去俄國太晚，而現在她來中國又為時過早。"
5月，恐怖開始籠罩武漢。
蔣介石切斷了武漢的財政來源。禁止在上海和武漢之間的長江上運輸糧食。人們衝向宋慶齡居住的銀行大樓。斯特朗目睹了這一驚心動魄的場面：
"銀行大門緊閉。 一天又一天，饑餓者、窮人擁擠到那裏，他們嚎叫著要換銀元銅幣，他們用身子撞銅門。在樓上，孫夫人從絲綢窗簾後面往下看著他們，她用棉花塞上耳朵，以免聽見從她的下面呼嘯而上的憤怒喊聲。"
在北方，馮玉祥打敗奉系張作霖的軍隊，佔領鄭州。歷史印證了斯特朗的預言，兩年前還謙虛地説自己經驗不足的馮玉祥，此時已成為政治格局中一顆舉足輕重的棋子。
武漢政府派出專列前往鄭州談判，謀求馮玉祥的支持。交通部長孫科負責安排這趟專列。在這趟專列上，斯特朗和瑞娜是僅有的外國記者。
漢口站臺上一時充滿了熱切的期盼。外交部長陳友仁前來送行，他給斯特朗和瑞娜帶來了必需品。
汪精衛的夫人也來為丈夫送行。身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汪精衛，是專列上最顯要的文職官員。在斯特朗看來，他身著普通灰色西服，白襯衫敞著領，更像個大學運動員，而不像個四十二歲的政治家。
走上這趟專列的還有譚延闿，唐生智等將軍。
馮玉祥隨後到達鄭州。他乘坐一輛貨車，以表示他作風簡樸。
但斯特朗後來才知道，馮玉祥一直坐在舒適的專列包廂裏，直到鄭州前一站才改坐貨車。斯特朗估計，這是一種有效的軍事策略。
漢口來的所有高級官員都下榻在鄭州的中國銀行。6月10日，汪精衛與馮玉祥開始會談。會議在夜以繼日地進行。斯特朗卻發現這些將軍們在飯桌上緘口不提正事，他們興趣盎然地談論蒙古和甘肅兩地哪兒的蒼蠅更多，而不談論任何中國和整個世界等待他們決定的重大問題。
最後一次會議結束時，馮玉祥的外事代表把他對斯特朗的書面問題的答覆轉給了斯特朗。他宣稱對武漢政府和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絕對忠誠，還宣佈他的部隊將要改組成為國民黨軍隊的一個組成部分。
帶著客客氣氣得來的勝利，專列回到了武漢。旁觀者都以為聯合成功了。
幾天后，馮玉祥又趕到徐州，在那裏與蔣介石舉行會談。會後，馮玉祥致電汪精衛，主張寧漢合作，共同反共。四一二政變以來撲朔迷離的政局逐漸明朗化了。
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發動大屠殺。國共合作的陣線徹底破裂。
革命者的鮮血映紅了背叛者的眼睛，大革命的旗幟倒在了血泊中。
宋慶齡憤怒至極，決定離開武漢。
7月14日她發表了《對時局的宣言》，7月14日，正好是法國革命軍攻佔巴士底獄的日子，宋慶齡選擇這一時刻來表明她的堅定信念。在聲明中她説："我心中對革命沒有失望，我感到失望的是，那些領導過革命的人背離了他們曾經走過的路。"
刊登宋慶齡聲明的《人民論壇》在面世之前就被汪精衛政府查抄了。好在在此之前，瑞娜已經用電報將全文發至紐約。第二天，全世界都聽到了宋慶齡發出的勇敢的聲音。
在人們眼中，宋慶齡就像一座風雨中的雕像，象徵著一種不屈的力量。
宋慶齡和陳友仁、鄧演達等組成的國民黨左派政府前往莫斯科尋求幫助。瑞娜與宋慶齡一起逃離上海，偷偷搭乘黃浦江上的一艘蘇聯貨輪前往海參崴。斯特朗和鮑羅廷乘坐越野汽車穿越戈壁灘返回蘇聯。
莫斯科車站上歡迎宋慶齡的場面十分隆重，但她漸漸感到了失望，蘇聯政府沒有向他們提供原來承諾的有利支持。斯大林也沒有因為發生"四 一二"政變而改變支持蔣介石的政策。曾派往中國的蘇聯的特使岳飛神密自殺，一切讓宋慶齡深感寒心。
而此時在上海外灘的大華飯店，伴著喜洋洋的樂曲，成千上萬朵玫瑰花鋪天蓋地的撒落，蔣介石和宋美齡在這裡舉行了盛大的婚禮。第二年初，兩個人的婚照被刊登在了美國《時代》週刊的封面上。消息傳到莫斯科，宋慶齡聽説蔣介石為此還宣佈自己信奉基督教。她憤怒的説："如果他是基督教徒，那麼我就不是。"
壞事接踵而來，在莫斯科寒冷而乾燥的冬季，一直陪伴宋慶齡的瑞納因病去世。
瑞娜的葬禮由斯特朗和鮑羅廷的秘書等人安排。蒼茫的暮色中，大約一百人的送葬隊伍穿過白雪覆蓋的城市。 一位美國記者寫道："宋慶齡選擇步行，蘇聯政府為她提供的一輛專用轎車緩緩跟在身後。她凍得厲害，裹著大衣還在發抖，但她沒有離開隊伍。她堅持要來與瑞娜告別。她對瑞娜的真誠情感，明顯表露在她的優雅面容上的悲哀和孤寂感之中。"
第五集 街頭的革命
風景秀麗的未名湖是當年燕京大學的標誌，在她的南岸靜靜地長眠著一位外國友人，他就是中國人民的美國朋友--埃德加 斯諾。斯諾以他著名的《西行漫記》轟動世界，這裡是他1936年去西北旅行的出發點，也是1937年他寫作《西行漫記》的地方。他的活動影響了中國的革命歷史，而中國的革命則改寫了他的人生。斯諾與這塊土地有著割不斷的聯絡，1970年他去世時，根據斯諾的遺願，中國人民將他安葬在這裡。
斯諾踏上中國的土地純屬偶然。1928年一個春寒料峭的早晨，他挎上花了25美元買的一架舊柯達照相機，登上了"雷德諾"號輪船，去領略那令人陶醉的東方情調。五個月後，斯諾抵達上海。正值梅雨季節，整個城市籠罩在潮濕悶熱的雨霧之中。下了船，斯諾立即去找《密勒氏評論報》主編鮑威爾。
沿著上海外灘，走過外白渡橋，可以看見一座磚木結構的英國式建築，它便是著名的禮查飯店，現在叫浦江飯店。在上世紀初，它被譽為"美國在遠東最富有歷史意義的旅館"。中國的第一盞電燈在這裡亮起，中國的第一部電話從這裡接通。舊上海這裡開設了十里洋場的第一家西式舞廳。1900年曾經為《紐約先驅報》報道義和團運動的美國記者密勒，在這裡創辦了上海最著名的英文週刊《密勒氏評論報》。二十八年後，斯諾走進這裡，謀得了一個記者的職位，但是，他只打算在這裡逗留6個星期，以便掙夠他去下一站的旅行費用。
斯諾接到的第一次採訪任務是沿著中國8000英里長的鐵路線作旅行報道。在連年饑荒的中國北方農村，斯諾第一次看到了餓殍遍野的可怕場面。他在報道中寫道： "你有沒有見到過一個人有一個多月沒有吃飯了？兒童們甚至更加可憐，他們的小骷髏彎曲變形，關節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於塞滿了樹皮鋸末，象生了腫瘤。"
這是由當時中華民國的交通部長孫科安排的一次旅行，他的本意是為了讓斯諾寫寫沿途的風光名勝，以便吸引美國的觀光客。面對這些觸目驚心的人類災難，斯諾本該輕鬆的旅行變得沉重而壓抑，他只有一個想法，儘快離開中國。
回到繁華的上海，生活又恢復了往日的寧靜。此時，上海正在準備中華民國十七週年的慶典。鮑威爾要斯諾寫點文章，以便給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所取得的成就大張旗鼓地宣傳一番。在黃浦江畔，斯諾的心情始終無法平靜，那些可怕的景象一直縈繞在他的腦海。正是那些聞所未聞而真實存在的死亡景象，使他放棄了原來的幻想，轉而為中國的命運而大聲疾呼。
1928年，中國北方發生了嚴重的旱災，斯諾當即寫了《中國五大害》加以報道："今年，在遙遠荒漠的陜西省發生了嚴重的旱災，緊接著傳來了駭人聽聞的大饑荒的消息。許多人活活餓死，數以千計的人正陷於絕境，--河南和甘肅的情況也相差無幾，深受其害的難民估計達五千萬左右，但願世界各地的人們在聽到這些災情後，能立即進行捐助，以緩解可怕的苦難。"
不久，斯諾再次前往張家口、內蒙等饑荒地區，繼續向西方讀者報道受災難民的真實情況，並寫下了《拯救二十五萬生靈》等長篇通訊，記述了許多令人心悸的場面。
六個星期過去了，斯諾並沒有離開中國。他發現美國給蔣介石源源不斷的援助沒有用來救災，反而大力擴充軍備。連年的戰亂給中國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上海的外灘是著名的商務區，比鄰外灘的南京路上，曾經有許多酒吧、咖啡店。這是外國人經常光顧的地方。1931年9月的一天，在一個叫沙利文的咖啡館裏，斯諾採訪了一位端莊秀麗的中國女子，她就是宋慶齡。
通過採訪，斯諾獲知中國存在的地下革命運動。他寫出了《布爾什維克主義在中國的影響》等一系列文章。他説："在中國，共産主義已不再像過去那樣只是危言聳聽者腦中的幻覺，它已經成為有可能左右革命舞臺的強大因素。中國共産黨目前有七萬到十萬黨員，有人認為，中國的共産主義運動要單獨進行一場革命，還缺乏足夠的隊伍，他們看錯了。"
這樣的文章在上海灘發表，無異於空谷足音。
不久，斯諾又專程到宋慶齡的居所去拜訪，對宋慶齡的崇敬心情油然而生，他寫出了人物特寫《她為中國革命而戰》。這是自大革命失敗後發表的第一篇對宋慶齡的採訪報道。文章認為宋慶齡是"尚未成功的革命"的良知和恒久的核心。"宋慶齡通過言傳身帶消除了我的一些蒙昧無知"，"通過她，我體驗到了中國最美好的思想情感。"
幾天以後，同樣在這個沙利文咖啡館裏，斯諾再次體會到了美好的情感，這次讓他動心的是海倫 福斯特，一位註定要闖入他生活的美國姑娘。
海倫美國駐上海領事館的社交秘書。在讀過斯諾發表的文章之後，海倫跨越太平洋來尋找她仰慕已久的英雄。那些令他激動的文章一直在激勵著她。她要自己動手來寫，她確信自己會寫得更出色。
正當斯諾為海倫著迷時，在中國的東北，日本點燃了侵佔中國的戰火。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關東軍偷襲了北大營，繼而攻佔了瀋陽。斯諾聞訊立即前往採訪。在那裏，斯諾看到的是全副武裝殺氣騰騰的日本兵。看到成千上萬的中國人被屠殺。在國民黨不抵抗的命令下，東北軍放棄了東三省，3000多萬人淪為亡國奴，斯諾沿途所見到處都是流離失所的難民，其中有許多不願做亡國奴的東北學生。
回到上海，斯諾見到海倫，他試圖忘記那些令人不快的悲慘景象，開始熱烈追求海倫，他邀請海倫去南方旅行。幾個月後海倫決定嫁給斯諾，她不再想取代，或者試圖超過斯諾，決心盡力協助自己的戀人成就一番事業。
正當兩人沉浸在熱戀當中時，日本人又在上海挑起事端。1932年約28日晚，斯諾得知日軍將在夜裏發動戟，立即趕往閘北火車站。在那裏他親眼看見日軍搶殺中國市兵，便當即發出電告。第二天，美國的芝加哥《每日新聞》和紐約太陽報都以頭版新聞登出，標題是"鮮血染紅今晚上海街頭"。斯諾成為最早報道"十二 八"事件的外國記者。第二天，冒著槍林彈雨，斯諾訪問了前線的中國士兵。對他們抗戰到底的絕心即吃驚，又感到震奮。而更令他震驚的是日本侵略者的殘暴。他寫道"在炸毀的運兵車的鐵壁上，血肉模糊，冒煙發臭。"
在痛苦和歡樂中，斯諾和海倫渡過了1932年。到了聖誕節，他們到了日本東京舉行了婚禮。在風光旖旎的南太平洋渡完密月，他們再次回到中國，這次他們選擇了北京。
此時中央政府已從北京遷到南京，過去的首都，已改名為北平。但大多數外交使團仍然願意把大使館高在北京的東郊民巷，住在這裡的外國人也還是願意稱這裡是北京而不是北平。
北平是飄泊著的天堂。在那縱橫交錯的衚同裏。斯諾夫婦很快找到一處幽靜的房子--煤渣衚同21號。在這裡斯諾放棄了記者工作，成了一名悠閒自得的自由撰稿人。時間靜靜淌過，對斯諾這樣一個無憂無慮的人，老北京實是一個鬼力無限的閒逸城市。斯諾愛上了賭馬，他們用稿費和賭馬所得，來維持他們優雅的生活。海倫喜歡跳舞，在北京飯店的樓頂，經常舉辦外國人的舞會。海倫讓斯諾陪她去參加，在舞會平臺上，斯諾靜靜地欣賞她的美麗舞姿。
他們喜歡這裡的城墻，喜歡遍佈城裏城外的王府、園林和廢墟，北京西郊的頤和園深深的吸引著他們，這裡曾經是慈禧太后的行宮。在斯諾夫婦看來這是具有歷史感的地方。令人欣慰的是，一年後，斯諾夫婦在頤和園附近的租到了一座鄉間別墅。寬敞的庭院裏有果樹、花草。斯諾高興地寫信告訴姐姐："在院角我有一個書房，在窗戶前我能看到頤和園，我能看到西山落日，柳樹映襯著天空，在城市外面，藍天清澄。真讓人無法安心工作。"
離頤和園不遠，有著名的北京大學。在三十年代這裡是燕京大學的舊址。燕京大學是當年美國基督教會開辦的一所大學，1919年出任校長的司徒雷登決心將它辦成中國最好的大學，與著名的北京大學相抗衡。1926年，司徒雷登將燕京大學遷到海淀，搬到19世紀被西方軍隊搗毀的圓明園附近，這裡有個叫不出名字的湖泊，四週環繞著花園和柳樹。從斯諾夫婦的新家到燕京大學步行只需十分鐘，斯諾夫婦常在這裡留連徜徉。
燕京大學新聞系的六七個教員中，有一半是由當時的英美等國駐華記者兼任的，斯諾就是其中一個。海倫去學哲學，在這裡他們有機會接觸到過去不可能遇到的中國學生。
未名湖的風景的確有些令人陶醉，但校園裏卻並不平靜。燕大的學生有許多來自東北流亡學生，學生會主席張兆霖就是其中的一個。日子一天天過去，在他們中間瀰漫著日益濃厚的思鄉情緒，而此時日本人已開始從東北向華北滲透。
迫於日本人的壓力，國民黨政府撤銷北平軍分會，並著手成立了"冀察政務委員會"，華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張書桌。
陸璀採訪：
當清華大學把書籍搬出圖書館，準備運往南方時，斯諾和海倫也離開燕京，搬到了盔甲廠衚同13號，住進了當年傳教士們建造的一座院子。大院緊靠著北京古城墻，但這個僻靜的角落並不能帶給他們平靜的生活。
10 月的一天， 燕京學生張兆麟找到了斯諾夫婦，向他們打聽中國將要把華北拱手讓給日本的傳言是否屬實，傳言得到證實時，張兆林竟失聲痛哭。
午後的陽光透過窗格懶懶地灑進來。"哭是沒有用的，我們要行動起來。"斯諾脫口而出，作為美國記者，他本應保持中立，可是在一瞬間，斯諾和海倫讓自己偏向了中國。
海倫建議發起一場學生運動，類似于五四運動那樣。幾天后，張兆霖又來到盔甲廠衚同，這次他帶了幾位朋友，來和斯諾夫婦商量他們擬定的計劃。後來他們都成了一二九運動的堅強領導者。
陸璀採訪：
黃敬，原名俞啟威，是北京大學學生，也是北平地下黨組織的外圍積極分子。12月7日，根據中國共産黨北平臨時委員會的指示，北平學聯決定舉行一次抗日救國遊行示威活動，反對"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成立。
12月9日，古都北平滴水成冰，兩千多名北平各大專院校學生走上了街頭。斯諾夫婦和幾位外國記者就行走在遊行隊伍中，海倫和學生一起高呼口號，斯諾爬上前門城樓，拍攝了遊行場面。為一二九運動留下了這段珍貴的歷史鏡頭。後來斯諾曾驕傲地説："尼姆和我通常是不看遊行的，但是這一次，我們卻為能和遊行的領導者站在一起而感到自豪。"
這一天，燕京和清華的同學，一大早便集合起隊伍，準備從西直門向城裏進發，從學校到西直門有二十多裏路，當他們到達西直門時，軍警已經關閉了大門，隊伍被阻擋在高大的城門外。
陸璀採訪：
歷史的機遇，把一個普通的女學生推到了風口浪尖。
12月16日，北平學生再次舉行更大規模的遊行。清華和燕京大學的學生隊伍到達西直門時，又受到了軍警的阻撓。堅固的城墻阻隔了他們與城裏同學的聯絡，這時陸璀從城門底下的縫隙裏勇敢地鑽了進去。準備從裏面打開城門，幾十名軍警迅速撲了過來，把她關進了一個警察所。
陸璀採訪：
這為和善的外國人正是埃德加斯諾。在看守所裏，斯諾採訪了陸璀，並以中國的貞德來比喻這位勇敢的女學生。斯諾的報道讓全世界看到了中國學生的勇氣和力量。隨後，國民黨政府對學生進行了瘋狂鎮壓，並在各大學裏大肆搜捕進步學生。
陸璀採訪：
在斯諾夫婦的小院裏，陸璀留下了這兩張珍貴的照片。
幾個月後，斯諾也從北平踏上了開往上海的火車。在與學生領袖的交往中，他隱約地感受到共産黨在其中的領導作用。從而使他把探索的目光投向了中國革命的"未知之地"陜北。正是通過學生領袖俞啟威與劉少奇等人的聯絡，斯諾成了第一個被允許訪問陜北的外國記者。他專程前往上海拜訪宋慶齡，請她為自己精心安排了行動線路。1936年6月，當蔣介石宣佈對陜北紅軍進行再次"圍剿"時，斯諾已從北平踏上了這一非凡的旅程。
二十世紀外國記者在中國卓越的一次冒險開始了。
第六集 在風暴的中心
一、"當我們望見雄偉的山脈底下一個小城的圍墻時，大圓盤似的太陽正從遠山背後落下去。這個小城就是臨潼。這小城的對面，在驪山的山坡上，在赤裸的棲息著烏鴉的樹叢中，擠集著許多廟宇的屋頂。這是有名的遊息地華清觀。三千年前，長安是中國第二大朝代的首都。這裡是發生事變的適當的背景。"這是二十六歲的新西蘭記者詹姆斯.貝特蘭1936年初到西安時的印象。西安事變發生之後，貝特蘭經過11天的曆險，從北平出發到當時中國的風暴中心西安，連續採訪了44天，向世界報道了西安事變的真相，這次冒險使當時年僅26歲的年輕人一躍成為世界知名的記者。
二、1936年這個冬天，一個個風雲人物走在這裡，張學良、楊虎城、蔣介石、宋美齡、周恩來……上演一齣石破天驚的壯舉。中國未來的政治格局，從此發生根本性變化。
三、五年前，震驚中外的9.18事變，使中國的政局日益動蕩。1935年軍事要塞山海關失陷，華北上空危雲密布。日本正在策動所謂的華北五省自治運動，試圖控制華北。
內外交困的蔣介石和南京政府繼續對日本妥協，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失去家鄉的東北軍被調往陜西，和當地楊虎城的17路軍一起負責清剿紅軍。東北軍的首領張學良因為棄守東北而背上了"不抵抗將軍"的罵名，但仍然支持蔣介石的剿共計劃。
在陜北，紅軍剛剛經過了漫長而艱難的長征。雖然疲憊，缺少裝備，而且減員嚴重，但是這支傳奇的軍隊仍然有很強的戰鬥力，1935年9月到11月之間，在嶗山、榆林橋和直羅鎮，紅軍殲滅張學良的三個師，然後在陜北站住了腳。
南京國防部取消了東北軍兩個師的番號，受冷落的張學良漸漸失去了對蔣介石的信心，開始接觸主張抗日救國的共産黨。1935年4月9日夜裏，張學良和周恩來在延安橋兒溝的天主教堂會面，商量如何統一抗日，並且達成了秘密休戰協議。
作為剿共的前沿，西安成為蔣介石的關注中心，關於張學良的各種傳聞也不時從西安傳出。在這種局勢下，這座古城吸引了越來越多人的目光。
四、正是在這個時候，一個個外國記者走在這裡，史沫特萊、斯諾、海倫、貝特蘭……在風暴的中心目擊了中國的風雲變幻，感受著震撼世界的瞬間。他們把新聞封鎖撕開一個個缺口，由此而成為了中國歷史演變中的積極參與者。
五、斯諾和海倫夫婦，又一次生逢其時，在經歷了1935年冬天的一二 九運動之後，他們又率先走進了西安事件的序幕，聽到了漸次響起的前奏曲。
六、出於對紅軍傳奇經歷的好奇，斯諾1936年6月從北平來到西安。他採訪了西北軍領袖楊虎城，還訪問了由蔣介石派來監督清剿紅軍的陜西省主席邵力子。從那裏了解到的信息使斯諾相信，他有可能實現他採訪紅軍的計劃。
七、6月下旬，斯諾果然獲得機會前往陜北的紅軍控制區，他是第一個採訪紅軍的外國記者。紅軍與張學良、楊虎城的軍隊達成休戰協議，使斯諾有機會在長達數月的時間裏，從容地採訪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從這次探險式的採訪中，斯諾感受到雙方的妥協與合作。1936年10月底，斯諾完成四個月的西行回到西安，他説："我從紅色中國走出來後，發現張學良少帥的東北軍與蔣介石總司令之間緊張關係越來越尖銳了。"
八、1936年9月底，海倫接到丈夫的來信，從北平來到西安，尋找去紅軍控制區，與丈夫匯合的機會。但是西安的局勢已經引起了南京政府的警覺，海倫無法前往陜北。
九、在海倫看來："西安是一座高墻圍繞的古城，城門威嚴高大，看上去像是為把長有天足的美國婦女們拒之城外而建造的。"不久，一個捕捉獨家新聞的機會來到了。在她的朋友，中共人士王林、張兆麟以及劉鼎的安排下，海倫在金家巷五號院的張公館裏採訪到了張學良。
十、這是西安城裏一座豪華的院子，也是西安最受關注的地方。張學良這位美國女記者面前慷慨陳詞，希望通過外國媒體，向全世界透露自己抗日主張和決心。
十一、張學良選擇海倫,這位當時西安城裏唯一的外國記者傳遞自己的聲音，是慣例也是一種策略。安危先生是海倫在年老以後認識的中國朋友
採訪安危：與外國記者談有一個好處，大事情要告訴外界，還不知道後果是怎麼樣的情況下呢，往往想通過外國記者先捅一下，做一個試探氣球，看一看國內國際上怎麼反應，好了，他可以肯定，不好了，他可以否定，果不然，採訪了張學良之後，官方就否定這次採訪，説張學良根本就沒有接見過海倫.斯諾，根本沒這會事。
十二、海倫預感到這次採訪一定具有世界性的價值。雖然訪問記經過了少帥的修改，但鐘樓電報局仍然拒絕發報。深知新聞時效價值的海倫決定返回北平。10月5日到達北平的當天，海倫就將採訪的內容發送給各地。海倫的文章標題是："寧願要紅軍，不要日本人"，她在文中寫道："在中國的西京西安府，張學良少帥駐在這裡剿共的、激烈抗日的東北軍行伍中間出現了一個嚴重的局面。這些軍隊原來在1931年有25萬人，如今只剩13萬人，都成了"亡國奴"，想家，厭惡內戰，對南京政府對日本繼續採取不抵抗政策越來越憤慨。下層官兵中間的態度完全可以説是就要謀反了。"
十三、海倫關於張學良和西安局勢的報道引起了極大的反響，人們預感到，在千年古城裏，正悄悄的醞釀著巨大的變化。
十四、收穫頗豐的斯諾夫婦開始在北平整理他們的見聞，他們不知道又一個難得的新聞被錯過。歷史把這次珍貴的機遇留給了另外一位外國記者，她便是艾格麗斯.史沫特萊。1929年，史沫特萊作為《法蘭克福日報》的特派記者來到上海。到1936年的時候，她在中國已經是知名的記者和作家。她的朋友宋慶齡和魯迅都建議她到西安來，尋找去陜北紅軍控制區的機會。9月份，史沫特萊接到1935年曾在她上海家中避過難的劉鼎的邀請，從上海來到西安寫作和療養。
十五、史沫特萊住在華清池迎賓館，她對驪山下的這處療養地非常喜愛，她説："華清宮幽深和靜謐，遠離城市，沒有上海那種令人頭痛的煩噪之聲。"但是11月底，史沫特萊和其他所有的客人都不得不離開，因為蔣介石一行人即將進駐華清池。
十六、史沫特萊搬到西安城內的西京招待所，她對於西京招待所的印象就壞多了，她説："西京招待所是一片水泥荒漠中建起來的一個臃腫而醜陋的建築物。"而這幢二層的洋樓在當時卻是西安城內最現代化的賓館。
十七、關於西安的種種傳言和情報，令蔣介石非常不安，12月4日是蔣介石第四次來西安督促張、楊與紅軍作戰。為了安排新一輪的剿共，三十多萬大軍正在向潼關集結，五十余架戰鬥機和轟炸機降落在西安機場，蔣介石準備在兩、三個月內血洗陜北。
十八、西京招待所成了蔣介石隨行高官們下榻的地方。與史沫特萊同時在這座建築裏進進出出的客人中，便增加了陳誠、衛立煌、蔣鼎文、朱紹良等數十位國民黨方面的達官貴人，傳聞他們是來取代張學良的。藍衣社的特務在西安城內活動猖獗，東北軍和17路軍中的共産黨人及其同情者的黑名單已經列好，甚至連張學良的秘書苗劍秋也因為反內戰和抗日的言論，受到通輯而離開西安。
十九、1936年12月9日，北平學生"12 9"愛國運動一週年紀念日，西安學生舉行了空前規模的請願和遊行示威活動，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下午三點鐘，史沫特萊出現在遊行隊伍中，準備一起前往臨潼，向蔣介石請願。現在，關於當天遊行隊伍的一組照片中，很可能有幾張正是出自史沫特萊之手。遊行隊伍向西安城西十八公里的臨潼行進，張學良在灞橋附近的東十里鋪攔住了學生，再三懇求結束遊行和請願，並且承諾在一個星期之內，用事實答覆民眾。
二十、但這時所有的人都並沒有意識到，西安這個巨大的火藥桶的引線已經點燃，張學良真的在三天后兌現了他的承諾。
二十一、事件在12月12日淩晨爆發，史沫特萊對此毫無準備，她整夜未能成眠，聽到連射的機槍和單發的步槍。很快，她所在的西京招待所，因為居住著大批蔣介石的高級官員，成了華清池之外的另一個中心。
二十二、史沫特萊後來這樣講述當天夜裏的騷亂情形，"我一直在房間裏來回踱步；當我聽到從走廊裏傳來的嘶啞的叫聲和激動的呼聲時，我的心臟幾乎快停止跳動了；我又聽到有人把門踢破和玻璃在地板上被砸碎的聲響；人們慌亂地走來走去，到處是腳步聲、叫罵聲……"一群士兵洗劫了史沫特萊。
二十三、史沫特萊並不知道兵變蓄謀已久，西京招待所裏的大員們都成了俘虜，西安機場、火車站、郵電局也已經被兵變的士兵控制。而當時最激烈的戰鬥發生在西安城外的臨潼，蔣介石的衛隊大部分被俘虜，蔣介石穿著拖鞋和睡衣從後窗戶爬出，逃到華清池後的驪山。天亮時搜山的士兵傳來消息，蔣介石已經被找到。
二十四、搶劫給史沫特萊帶來的不快和惱怒，很快就淹沒在歷史大事件帶給她的興奮之中。她從一位年輕的東北軍軍官手裏接過一份張學良楊虎城等人擬定的致全國的通電聲明後，她的情緒隨之改變。通電聲明提出了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派共同救國、停止一切內戰、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結社自由等八項主張。
二十五、通電聲明令史沫特萊為之振奮。之後的幾乎每個夜晚，史沫特萊都守侯在電臺旁邊，用英文向世界發佈西安最新的消息。
二十六、真正走在西安事變漩渦中心、甚至影響著事態發展的外國人，在向人們走來。他便是澳大利亞記者端納。從1928年年底到1934年，端納一直是張學良身邊的朋友和顧問，1934年10月後，端納又受到蔣介石宋美齡的信任並擔任私人顧問，這位外國人在中國的四十多年經歷，堪稱充滿傳奇色彩。如今，西安事變突發，他先後輔助的兩位主人，正好是相對的雙方。端納恰好是這樣一個雙方都能接受，都可以信任的人。從這一意義上説，端納受到了歷史的青睞。
二十七、這時的西安是全國甚至世界矚目的焦點，古城西安民情涌躍，各界民眾紛涌上街，或街談巷議，或示威遊行。遠離西安的其他城市也因情況不明而陷入混亂中。蔣介石的生死未卜，南京政府對於事件如何解決意見不一，親日的何應欽出任討逆軍總司令，劉峙、顧祝同、徐庭瑤分別帶領部隊向陜西集結，轟炸機飛臨西安上空，並在渭南投下炸彈。
二十八、端納熟悉張學良的性情，他相信張學良絕不會傷害蔣介石，12月14日，他偕同頗受宋美齡器重的黃仁霖上校從洛陽飛抵西安。轉機由此來到。
二十九、端納在西安的張公館先與張學良會談，再與楊虎城見面，之後，在兩人的陪同下來見蔣介石。經歷一番驚魂之後，見到端納，蔣介石落下眼淚。端納遞上宋美齡給蔣介石的親筆信。
三十、端納隨即告訴紐約時報、路透社和其他通訊社，蔣介石生命無憂。當晚，宋美齡接到端納的電報，她在日記中寫道：始發現第一次希望之曙光。
三十一、12月16日，端納帶著蔣介石下令停止攻擊西安的手諭返回南京。17日，中共的代表團應張學良楊虎城之邀來到西安。，這幅曾經在西安城頭懸挂過的漫畫，畫的是東北軍，17路軍和紅軍結成三位一體，共同面對事變之後的危機。紅軍應邀開赴關中，準備迎擊從潼關西進的軍隊，內戰可能一觸即發。
三十二、12月20日，端納又和宋子文飛抵西安。12月22日，宋美齡也來了。在準備去西安之前，宋美齡曾經問端納，她應該怎麼面對張少帥。端納説，你應該表現得若無其事的樣子，別顯出情緒不好。西安機場的這張照片上，從宋美齡微笑可以看到，她做到了這一點。
三十三、經過端納等人的斡旋，蔣介石終於答應與中共領導人周恩來會見。雖然被蔣介石圍剿了十年，而且西安城裏也有殺掉蔣介石的意見，但是，在保安窯洞裏的中共中央經過商量後的決策是，在眼前民族存亡的關頭，需要由一個統一的國民政府來領導即將到來的戰爭，新的內戰應該避免。在得到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承諾後，共産黨和張楊二位將軍決定釋放蔣介石。
三十四、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宋美齡還曾這樣説："端納先生奠定了基礎，宋子文砌上了墻，而蓋上房頂的則是我。"
三十五、史沫特萊目睹釋放蔣介石的一幕。這一天是12月25日，據12月12日的兵變過了13天。史沫特萊這樣描述西安機場的戲劇性場面："聖誕節前一天民眾被告知傅作義將軍將飛抵西安，參加抗日聯盟，西安飛機楊上擠滿了歡迎傅將軍的人群。只見一輛汽車駛來，門開處，下車的竟然是蔣委員長及其一行；當時在場的人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明底細的群眾被引到飛機場來，是為了使委員長覺得，民眾在向他致敬，為他送行。"飛機很快離開了風暴中心西安。
三十六、第二天，蔣介石回到南京，張學良為表示誠意也來到南京。但是時過境遷，主動和被動的位置已經交換，西安事變中兩位主角的命運也因此改變。
三十七、在西安的這個冬天，還有一位外國記者詹姆斯 貝特蘭出現在歷史現場，完整而且詳細的報道了西安事變。12月12日，貝特蘭還在北平。他從一份油印小報上得到了西安事變的消息，馬上敏銳意識到這個千載難逢的報道國際新聞的機會。在斯諾夫婦的鼓勵下，貝特蘭決心趕赴西安。他在燕京大學的學生朋友安排貝特蘭和一名東北軍軍人一同前往西安。
三十八、同行的化裝成商人的東北軍軍人，正是因激進言論而被通緝的張學良的前秘書苗劍秋。事變後緊張的局勢使他們的行程變得漫長甚至不可到達，討伐張學良和楊虎城的軍隊封鎖了每一條進入西安的道路。
三十九、"西安是一個嚴陣以待的城市。"這是貝特蘭對西安的第一印象。12月27日晚上，經過11天的跋涉，貝特蘭從北平到達西安。因為苗劍秋，貝特蘭認識了許多東北軍年輕的軍官們，他們大多直接參加了那天夜裏的兵變。在到達西安的第二天，貝特蘭就在他們的陪同下，遊覽了華清池。通過他們，貝特蘭了解了兵變當時，華清池裏的真相和細節。
四十、張學良警衛營營長孫銘九、張學良的秘書應德田以及苗劍秋是東北軍中最激進的分子，他們三人被貝特蘭稱為西安事變中的三火槍手。孫銘九正是12月12日淩晨在驪山半山腰上把蔣介石背下山來的那個人。在這塊叫做虎斑石的大石頭中間，孫銘九找到了蔣介石。貝特蘭當時覺得有趣的是，蔣介石的名字正好可以解釋為，介於石頭中間的意思。而這些東北軍的軍官們，這些大事件中的小人物們，正是因為貝特蘭的報道，像他們的少帥一樣名揚天下。
四十一、西安事變歷史的一幕，因蔣、張的突然離去，戲劇性地拉開又關上，關上又拉開。當然，説收場還為時過早。因為蔣介石的被釋放，只意味著兵諫告一段落，而西安事變的全過程一般被認為應該延續至1937年的2月。中央軍進入陜西，東北軍在發生分裂後東調，楊虎城的十七路軍改編，紅軍改編……三個月時間過去，中國已不是過去的格局，張學良、楊虎城今後的命運註定改變。
四十二、在這個動蕩而又戲劇性的歷史現場，幾個外國記者經歷不同，感受也各異。斯諾對蔣介石被釋放之後的局勢描述頗為形象、有趣："有人得到了大進展，大勝利，也有人遭到了大挫折，大失敗。但是所進行的決鬥就像中國舊戲舞臺上兩名古代武將所進行的決鬥一樣。他們口中連聲吶喊，手中猛舞刀劍，令人心驚膽戰，但是實際上卻一點也沒有碰到對方。最後，無論是戰敗者還是勝利者，都大搖大擺，威風凜凜，極其莊嚴。"
四十三、史沫特萊又一次表現出指點江山的風格。"西安事變可能已經以一種地方性的失敗告終了，卻仍然是一次全國性的勝利。統一的中國，雖然緩慢而且伴有劇痛，終於在漸漸誕生。"
四十四、在隨後到來的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之後，抵抗日本侵略的戰爭全面爆發，中國歷史走進漫長艱難的八年抗戰，整個民族經歷了血與火的洗浴。
第七集 抗戰歲月
一、從這個角度看上海外灘，她仍然保持著半個多世紀前的遺韻，當年，許多外國通迅社的大樓就建在這裡。堪稱外國在中國的新聞中心。
二、1936年11月14日《密勒氏評論報》公開發表了一篇特寫《毛澤東訪問記》，作者是埃德加 斯諾。一個月後，毛澤東以同樣的風采出現在美國《生活》雜誌上。這期專輯的標題是《中國漂泊的共産黨人的首次亮相》。
三、在斯諾關於毛澤東的這張經典照片旁邊，編輯加了一個小"注"：毛是他的名字，他的頭值25萬美元。一批十年來幾乎一直不為外界所知，顯得十分神秘的共産黨人，第一次向西方讀者露出了廬山真面目。史沫特萊為照片加了編者按，她説："中國共産黨的軍隊幾乎是神秘的，在將近十年的時間裏，他們行蹤不定，他們的領導者毛澤東被稱作"中國的斯大林"或者"中國的林肯"。
四、《生活》週刊是美國新聞大亨盧斯繼成功創辦《時代》之後，又創辦的一個突出圖片效果的雜誌。盧斯是在中國出生的傳教士的後代，他註定與中國有著難以割捨的關係。因為盧斯的緣故，《時代》從1923年創刊之日起，關於中國的報道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內容，甚至佔據頗為重要的位置。孫中山、宋慶齡、張作霖、張宗昌、溥儀、蔣介石、宋美齡、宋子文……中國政治舞臺上的一個個顯赫的人物，都在這本刊物上一一亮過相。
五、在不少人看來，盧斯是蔣介石的強有力的支持者，早在1927年4月4日，蔣介石就成了《時代》雜誌的封面人物，盧斯把他看作是一個時代的領銜人物。然而，在1937年年初，還是這個盧斯，他身上的新聞敏感性超越了他的政治傾向，西安發生的一切，讓他意識到中國實現抗日統一戰線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六、1937的這個春天，盧斯，還有更多的外國記者們，似乎都聽到了漸漸逼近的戰爭的隆隆炮聲。
七、半年後，1937年7月7日，盧溝橋成了世界矚目的地方。中國的抗日戰爭由此全面展開。報道中國的外國記者們，將目擊這片土地上更為激烈也更為殘酷的戰爭風雲。
八、七七事變後，由於國民黨政府實行妥協和忍讓的不抵抗政策，致使北平、天津相繼淪陷；8月上旬，戰火蔓延到上海，至十二月，南京等地又被佔領，短短半年裏，日軍就控制了中國內地許多重要城市。
九、隨著戰火的迅速擴大，在中國各地的外國記者不約而同地投入戰地報道，向國際社會報告中國遭受日本侵略時的種種慘狀，以目擊者的身份及時刊發報道，一次又一次地公佈日軍的暴行。許多報道凝重深邃、悲壯感人，在世界上引起極大反響。"受難的中國"廣受世界矚目。
十、1938年3月19日，上海的《密勒氏評論報》出版了一份增刊題為《中國之毀滅》，一位美國記者的報道《恐怖中的蘇州》轟動海內外，文章中寫到："黎明時分，我們動身進城，我們所目睹的死亡和毀滅，悲慘得任何筆墨都不可能形容。我們心裏真是難過極了，沉重極了。唯一使人快慰的是，見到一位中國牧師領著一千名難民往廣福去。這是一幅什麼樣的場面呵！小孩兒、老頭兒、老太婆以及戰火下的傷殘者，跟隨者那位牧師蹣跚而行。這使我想到了基督及其率領下的信徒們。"
十一、抗戰爆發時，海倫斯諾正在延安進行長達數月的訪問，這是1937年底在延安的唯一西方記者，在她眼裏，延安的氣氛緊張而有序，"紅軍一直處於動員狀態，五分鐘之內就能作好開往前線的一切準備，自七七事變後，他們更是心急如焚，整裝待發。"
十二、"我是從八路軍總部給你們寫東西"，史沫特萊在1937年10月23日的日記中這樣寫到，幾個月的時間裏，她一直在八路軍總部，甚至親身參與軍事活動，熱情宣傳抗日。她還經常追隨在朱德的周圍，這次經歷使史沫特萊成為研究朱德的權威。
十二、九省通衢的武漢，作為華中重鎮具有特殊的戰略地位。1937年底南京失陷後，國民政府退至漢口，這裡成為臨時陪都。
這時的武漢已成為中國團結抗戰、抵禦日軍的前沿重鎮。朝野在華機構紛紛來到武漢。中共八路軍南京辦事處遷到武漢，周恩來出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
十三、未來幾年將對中國局勢産生重影響的美國軍人也匯集在這裡。美國使館武官史迪威就是其中之一。親密的留影頗具象徵意義。
十四、前來支援中國抗戰的外國友人，開始匯集到這裡，此時大約有40名外國戰地記者齊集武漢，親身感受著中國人民燃燒起來的抗日激情。斯諾的身影再次出現在中國最危險的地方，幾乎每天，他都將消息發往美國。成為當時《生活》週刊的熱門專欄。史沫特萊的笑聲也回蕩在記者們中間。在許多外國記者眼裏，這是中國人民抗戰熱情最為高漲的時期。
十五、貝特蘭後來在他回憶錄中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
"嚴陣以待的漢口每天都遭到重轟炸機的輪番轟炸，蔣介石夫人的空軍殘存的飛機和由美國、意大利和俄國駕駛員組成的混合機隊時斷時續地起來保護這個城市，它變得越來越像馬德里了－一座真正得人心的前線都城，它不像被放棄、遭蹂躪和摧殘的可憐的南京那樣，而是放射著一股傲然屹立堅持抗戰的光輝。"
十六、愛潑斯坦是作為美國合眾社記者出現的，這張照片拍攝于臺兒莊大捷之後。
採訪 ：（同期聲）
十七、1938年6月至10月間，以國共雙方共同接受的"保衛大武漢"為口號。中國軍隊舉行了著名的武漢大會戰。
史沫特萊感慨説："直到那時為止，中國軍隊節節敗退，被打得抬不起頭來。這一仗雖小，卻鼓舞了全國人民的鬥志。我遇到幾名曾經親臨戰場的美國軍事觀察員，他們説，中國的北方軍隊一直被認為是封建而落後的隊伍，卻打得驚天地而泣鬼神。"
十八、著名的武漢大會戰，歷時5個多月，大大消耗了日軍的有生力量，成為抗日戰爭的轉捩點。由戰略防禦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武漢時期也是國共合作的高潮階段，大批記者獲得與中國代表交談的機會，許多人對周恩來、葉劍英等將領留下深刻印象。這些珍貴的電影鏡頭，就是荷蘭導演尹文斯在八路軍駐漢口總辦事處拍下的。
十九、1938年10月，日軍佔領漢口。武漢淪陷。在此之前，國民政府已遷往重慶，隨後，大批工廠、學校、難民開始移往重慶，中國近代史上空前的大遷徒拉開了序幕。在如潮涌出的難民隊伍中，許多外國記者夾雜其中，中華民族的悲壯行程，令很多人終生難忘。
二十、穿巫山，經萬縣，過涪陵，再經唐家沱，重慶的朝天門出現在眼前。
朝天門面向長江，為重慶水運總樞紐。從1937年11月起，先後有60多萬名難民幾十萬噸物資從這裡運到重慶。重慶從一古老的農産品集散港，一躍成為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開始了它長達7年的陪都生涯。
二十一、在戰時的重慶，江心的這個小島，一時間在世界上出了名。它叫珊瑚壩，枯水季節重慶的機場。通常情況下，只有當天氣十分惡劣按慣例不能飛行時，飛機才在夜間從香港起飛。洪水季節，飛機再改到城郊的白市驛空軍基地降落。那些年裏，多少個影響時局的中外人士，多少位來到中國採訪的外國記者，從珊瑚壩機場走出飛機，登上山頂，然後，又走下山坡，走進飛機，在夜空中消失。
二十二、踏著江邊的鵝卵石，沿蜿蜒而上的陡峭石板路上岸，重慶令初次來這裡的外國記者既好奇又懼怕，不少人不能適應的是坐滑竿。許多外國記者沒有想到，在他們要在這個潮濕的山城開始八年的記者生涯。
二十三、採訪肖鳴鏘
二十四、在嘉陵江南岸，一座簡陋的二層樓成為記者們的家。一位記者這樣説當時的心情："記者們來到這裡的時候，城裏像樣的房子已被政府官員和外交人員徵用。我們被指定就住在一幢偷工減料建成的建築物內。這個建築物取名記者招待所。原來是所學校。"
二十五、採訪肖鳴鏘
二十六、格蘭姆 貝克是1940年走進這所招待所，在所有外國記者中，他是一位特殊的記者，既是美國新聞處的官員，還是一個畫家，他創作了大量反映重慶生活的漫畫和素描，在這幅插圖上，他畫出了記者招待所所在的位置。佩克的畫描繪出了戰時重慶的眾生相，留下了不可多得的歷史畫面。許多記者説：在重慶的日子，是我們新聞職業生涯中最緊張的時期。
二十七、佩克的畫中有不少重慶大轟炸的場面。冬天過去，被霧籠罩了幾個月的重慶，終於變得清晰、明朗。沒有霧的日子，卻又是重慶最艱難的時候。和陽光一起到來的是黑壓壓的日本轟炸機。從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陸海軍航空部隊遵照日本天皇裕仁和最高本部指令，聯合對重慶展開"航空進攻作戰"──"政略轟炸"和"戰略轟炸"，為期五年半。一位美國記者説："在大氣層遭到恐怖的歷史上，這些轟炸已成為被人忘卻的里程碑，日本人在不斷升級的暴力歷史上首創先例。"
二十八、這位記者叫白修德，來到重慶時他剛剛23歲，在哈佛老師費正清的推薦下，擔任美國新聞處官員。由於才華出眾，很快成為《時代》週刊雜誌駐遠東的首席記者，大轟炸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1939年5月3日。"那一天，我和新聞部的朋友們一起，離開我們在其中呆了很久的防空洞，到嘉陵江岸邊看日落。剛到江邊，四面八方的警報一齊響了起來。這時候，只聽見從無雲的天空裏傳來一陣嗡嗡聲，接著便看見了由27架日本轟炸機組成的編隊，錯落有致地點綴著天空。在可以看到老城的山頂上，我的視野更開闊了。輸電線被炸斷，重慶的自來水幹線也被炸毀，使大街上積水遍地。沒有燈光，只有火光，沒有水救火，使得大火在重慶舊城的大小山谷裏橫衝直撞。"
二十九、大轟炸中，宋氏三姐妹在多年政見分歧之後，第一次一起出現在公開場合，記者們拍下了這些難得的鏡頭。在這張照片上，站在宋美齡、宋靄齡之間拿著筆記本在記錄的外國婦女是美國女作家Emily Hahn，她有一個漂亮的中文名字：項美麗。她是《紐約客》雜誌的專欄作家，幾年後，她出版了她的著作《宋氏三姐妹》
三十、那時候，在許多外國記者眼裏，重慶是"自由中國"的象徵，他們常常被重慶人民激昂的鬥志所感動，一位美國記者總結説：凡是'希望中國交好運的'記者到重慶後"對蔣夫人的美貌，委員長的果斷，中國軍隊的武功和全體人民的崇離精神無不欽佩神往。"
三十一、但很快這種幻想就宣告破滅，與國共合作達到高潮的漢口時期相比，重慶的自由空氣被空前壓縮，國民黨的新聞檢查令他象一道難以逾越的墻。
三十二、採訪陳蘭蓀
在記者的周圍時常出現監視的眼睛，與記者們活潑的生活相比，採訪報導顯得沉悶而壓抑，舉步維艱，戰時報道日益悲觀。許多記者寧願選擇離開，也不願違背真實。
三十三、採訪陳蘭蓀：
三十四、在重慶狹窄的街道，跟蹤與反跟蹤，常常上演著捉迷藏的遊戲。有的記者最終被國民黨中宣部以發表"不利於中國的言論"為由，吊銷了外籍記者執照，驅逐出境。
三十五、美國人對重慶幻想的破滅是從1943年開始的。這一年，美國的新聞媒體大肆渲染宋美齡訪美。美國的影院在上演著關於中國的紀錄片。
這個時候，賽珍珠在《生活》上發表批評文章，表達對宋風靡一時的不切實際的誇張談吐的反感，批評蔣夫人作為羅斯福總統的密客，其一舉一動宛如一位任性的公主。
三十六、賽珍珠的文章使美國人大為震驚。賽珍珠是一位傳教士的女兒。早年在中國長大，對中國懷有深厚的感情，1938年因小説《大地》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從而成為著名的中國問題觀察家。一直致力於呼籲援助中國。
三十七、與此同時，在重慶的一批記者也開始揭露重慶的腐敗。格拉姆 佩克用漫畫的形式對當時的重慶進行了形象的諷刺。在他筆下，前方吃緊，後方緊吃；重慶百姓支援前線，官員太太作威作福；前方戰士浴血奮戰，後方官員驕奢淫逸。
三十八、另一位記者斯蒂芬則開始注意到在重慶的八路軍辦事處。當史蒂芬來到重慶擔任美國新聞處的秘書時，這位二十一歲的美麗姑娘迷住了這裡的不少人。《生活》雜誌的攝影師傑克o威爾克斯受她的啟發，創作了一組攝影發表在《生活》雜誌上。這組照片題目叫做《<生活>在重慶的約會中》。
與共産黨人的接觸，頗讓這位年輕美國姑娘感到興奮。她寫給朋友蘭德的信中説： "我有不少機會見到許多共産黨人，我對周恩來將軍個人有相當深刻的印象，他很有魅力。" 戰後史蒂芬死於一次原因不明的飛機事故。她的死是一個謎。在重慶虛構的浪漫，對於她，成了她的短暫生命的美麗記錄。
三十九、1945年9月2日，日本向同盟國投降正式簽字儀式在停泊在東京灣的美軍軍艦"密蘇裏號"上舉行。記者們蜂擁而至。白修德也在他們中間。他拒絕紐約總部讓他頌揚蔣介石的命令。白修德回電説，繼續為一個獨裁者和他的國民黨政府辯解是錯誤的。
三十、 1946年，白修德與賈安娜合著的《中國的驚雷》在美國出版。書中這樣描述他對蔣介石的感受： "開始我尊重他，以後我又為他婉惜，最後我鄙視他。"
在一位美國記者心目中，蔣介石從英雄的神壇上跌落了下來。
第八集 延安的天空
1943年，中國抗戰已經堅持了6年，進入最為艱難的僵持階段。
一個陰濕的冬日，一群外國人來到了重慶八路軍辦事處。
不論晴雨，此地每天都有一些訪客。但這群人是外國在重慶的記者，其中有《紐約時報》的阿特金森，合眾社、《泰晤士報》的福爾曼，美聯社的斯坦以及《時代》週刊的愛潑斯坦等人。他們集體採訪了董必武。表達了希望能到共産黨領導的地區進行採訪的原望。
董必武説"中國共産黨和國民黨沒有根本性的爭論，因為我們同樣贊成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基本思想。自1937年戰爭爆發後，共産黨所做的事沒有一件是違反了三民主義的。如果你們到當地去調查，都能親眼看到。"
在嘉陵江南岸的招待所，記者們分頭撰寫了這次採訪的報道。但這些報道都被國民黨中宣部的新聞檢查官扣壓了。
記者們群情激昂，他們決定採取統一行動。聯名寫了一封致蔣介石委員長的信，明確提出採訪延安的要求。
迫於壓力，蔣介石同意了這次採訪。
愛潑斯坦回憶説。
愛潑斯坦（同期）：在戰爭期間，我有很多難忘的經歷。從重慶到延安的旅程，無疑是最重要的一次。我們去了延安、晉西北、晉綏邊區、還有山西綏遠地區等，那裏是敵後根據地，1944年的這次旅行，足足用了5個月的時間。
儘管等待的日子十分熬人，然而總算有6位外國記者如願以償地去了延安。它無疑將國民黨自1941年皖南事變以來的新聞封鎖撕開了一個缺口。
延安敞開質樸的胸懷歡迎著這批遠道而來的客人。與霧氣濃重、天空陰鬱的重慶相比，延安在外國記者面前呈現出另外一種景象：寬闊的高原，天氣幹爽，陽光強烈，這讓他們感到異常舒暢。
斯坦這樣寫他對延安的印象：
延安像個農村，安逸而純潔，與其説它是中共的軍政中心，不如説它好像是中世紀一所學院的校園。太陽在半荒蕪的、但是特別吸引人的大地上奏響著寧靜而又歡快的鄉村樂章。
這裡是中國共産黨的總部--楊家嶺。抗戰以來，許多戰略決策都誕生在這裡。
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中國共産黨在這裡召開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了劃時代的戰略路線。
對於初次到這裡的外國記者來説，跟共産黨人打交道非常自由，沒有那種官場上的繁文縟節和使人疏遠的客套。
在他們之前，第一位訪問陜北的外國記者斯諾已經享譽海內外。那時的紅色首都還在保安。在他離開陜北後不久，紅色首都遷到延安。
抗戰初期，許多外國記者慕名前來，其中有史沫特萊和斯諾的夫人海倫，有做過記者、以學者身份採訪的拉鐵摩爾，有貝特蘭和斯蒂爾，還有《新蘇黎世報》的攝影記者博斯哈德。
愛潑斯坦等六人集體採訪了毛澤東。這位共産黨的領袖帶著濃重的湘潭口音，向他們發表談話，介紹抗戰情況，並高興地與來訪的外國記者合影。
偏居一隅的共産黨人，不會放過任何向世界宣傳抗日主張的機會。斯諾抓住的正是這種機會。他被獲准長時間與毛澤東等眾多中共高層人士交談。在這位外國記者面前，毛澤東第一次袒露了自己的心扉，使斯諾如獲至寶。
中國工農紅軍大學是抗日軍政大學的前身，紅大的學員們以石洞為教室，以石壁為黑板，以石塊為桌椅，在樹下露天上課，用自己的雙手創建了自己的學校。
毛澤東窯洞的燈光經常徹夜長明，在斯諾面前，他談起了自己的人生經歷，對毛澤東來説，這是唯一的一次。
這張背面有海倫 斯諾親筆簽名的照片是在劉志丹犧牲後的1936年10月拍攝的。
劉力貞（同期）：在紅軍裏頭的孩子就認為，當紅軍、當共産黨是最光榮的，所以，我媽呢，就把我打扮成一個紅軍小戰士，穿的完全是紅軍的服裝，四個兜。啊，那麼那天照相的時候，他們就覺得光有四個兜好象還不夠神氣，那些同志們就把們的鋼筆拿下來給我插上，還有的呢，就把她（海倫）的警衛員的盒子槍也給我背著，那個盒子槍沒有照，因為那個盒子槍太長了，大家都哈哈哈笑。她（海倫）説我呢，穿著一身軍裝，就象一個小的將軍，以我的父親（劉志丹）為驕傲。她（海倫）當時也看到我在紅軍中是個非常受寵的小女孩，她説："（我）就是個人見人愛的一個小吉祥物。"
談起初次見到外國人的印象，劉力貞至今記憶猶新。
劉力貞（同期）：一見到外國人就覺得特別奇怪，啊，皮膚也比咱們的白，又是深眼睛、藍眼睛，覺得海倫和斯諾都很友好善，和氣得很。跟海倫警衛員的這張照片啊，嗯，當然，我跟他照照片，那我很高興，但是小孩嘛，又很靦腆，又想照，還又不願意挨著他很近，畢竟比較生嘛，又有點不好意思，而且那麼多的大人都圍觀著，看起來就好象沒有跟我媽在一起那麼展脫（拓）。就在延安的時候，有一次，我媽沒有帶我，是別人帶的我，就又到那個會場上，看到外國人，外國人就給我照了照片，回去激動地跟我媽説，我説："外國人又跟我照了照片啦！"
當時的西安是前往延安的必經之路，這個兩千多年前絲綢之路的起點，三四十年代成了許多外國記者和國際友人的出發地。
這是一條充滿艱險的路途，道道封鎖線並沒有阻擋外國記者的好奇心。《泰晤士報》記者貝特蘭就是躲在八路軍卡車裏的米袋子下，來到延安的。
一到延安，貝特蘭就享受到熱烈的歡迎。他被邀請參加"抗日軍政大學"的畢業典禮。
他第一次見到了正在做報告的毛澤東，真切地感受到這位農民領袖的精神智慧和平民風采，這裡充滿國統區所沒有的民主平等的氣氛，蘊育著一種頑強抗戰、生機勃勃的力量。
貝特蘭回憶説："在以後的幾個星期裏，我對毛澤東進行了一系列的採訪。這些採訪總是在夜間進行的，因為夜晚是他的最佳工作時間。他靠在一張折疊帆布躺椅上，閱讀從前線不斷發來的電報。他在每一份電文上寫下批語，交給一個助手，然後繼續談我向他提出的一長串問題。"
貝特蘭近乎崇拜地觀察著毛澤東。
"毛澤東有時凝視著窗外的夜色，有時用手指輕輕撫摸自己高高的前額，有時敲敲下顎上那顆吉祥痣，在我看來似乎是料事如神的聖賢和諸葛亮的化身。"
毛澤東與貝特蘭的談話，于1937年10月25日整理髮表，題為《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
比貝特蘭早幾個月來延安的是拉鐵摩爾一行，這批外國記者的旅途比貝特蘭麻煩了許多。
1937年6月初，他們裝扮成遊山玩水的旅行者，從北京到太原，然後沿鐵路南下到西安，最終輾轉到達延安。
一到延安，機敏的拉鐵摩爾就發現，毛澤東竟然願意花上好幾個小時的時間與幾個素不相識的美國人交談。他們提出的問題儘管相當簡單，但毛澤東仍然很有耐心地用最簡單的術語娓娓而談。
秧歌是陜北民間文化的精粹，這種粗獷的藝術形式幾乎是延安的唯一娛樂方式。史沫特萊的到來改變了這種局面。把交際舞引進延安，成為史沫特萊的一大創新。
在一個天主教堂裏史沫特萊辦起了跳舞訓練班。她挑選了一些方形舞的老唱片，還用上了手搖留聲機。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賀龍等一些領導人在入夜時分來這裡上課。教他們跳舞的是史沫特萊和她的翻譯、上海來的演員吳麗麗。而彭德懷寧願坐冷板凳，也不願挪動一條腿。外國記者們則伴隨著舊唱片發出的曲調翩翩起舞，延安與重慶完全不同的生活氛圍讓他們感到新奇。
幾十年過去了，橋兒溝教堂現在成了延安魯迅藝術學校的所在地，秧歌舞仍然是這裡青年學生的必修課。
在結束延安之行後，斯坦寫了一本書，題為《紅色中國的挑戰》，他這樣描述他的感受："延安充滿活潑自然的氣氛，那些快樂的、熱情的、講求實際的八路軍士兵，似乎迷住了每一個美軍官兵。"
因報道西安事變而聞名的記者貝特蘭，發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外國記者對中共領導人有著各自偏愛的對象。斯諾偏愛毛澤東，史沫特萊偏愛朱德，海倫偏愛那些延安的女革命家們，而他本人偏愛的則是賀龍。
斯諾最早向世界成功地展示了毛澤東的形象，為了讓美國讀者更容易接受，他甚至用美國人家喻戶曉的偉人林肯來作比喻：
"在我看來，毛澤東是一個令人極感興趣而又複雜的人。他有著中國農民質樸純真的性格，還有幽默感，喜歡憨笑。甚至在説到自己的時候，説到蘇維埃的缺點的時候，他也笑得厲害。但是這種孩子氣的笑，絲毫也不會動搖他的信念。他説話平易，生活簡樸，有些人可能以為他有點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質樸的奇怪品質同銳利的機智和老練的世故結合了起來。"
史沫特萊第一次見到朱德的場面，平淡而又生動，她在《偉大的道路》中寫道：
"一個身材短小而健壯，穿著藍布制服的軍人從點著一支蠟燭的桌旁站起來。於是我見到了多年來我在寫文章時一再提到的那個朱德。果然，他看上去就像是紅軍的父親。他早已年過半百，皺紋很深的面孔和藹可親。他豐厚的嘴這時咧出一個寬闊的表示歡迎的笑，並向我伸出了雙手。我摟住他的脖頸，吻了他的雙頰。"
朱德不僅像一位慈父，而且還是位驍勇善戰的將軍。
1944年來到延安的斯坦對聶榮臻留下深刻印象，在《紅色中國的挑戰》中有這樣的描述："聶榮臻將軍身高體瘦，看上去比他的46歲這個年紀要年輕些。他穿著與普通士兵一樣的棉布制服，比我在延安見到的任何人都穿得整齊。他那長型的顯得機智的臉，像他整個人一樣，顯示出不平凡的毅力、紀律性和氣魄。但是他非常有人情味，謙虛，很幽默。"
幾個月後，在重慶，負責給美國國務院提交外國記者團延安之行分析報告的佩克，見到了從延安歸來的斯坦一行人。
在與這批記者的交談中，佩克發現他們受到了深刻的震動。佩克和記者們都已經感覺到共産黨和國民黨之間的差異是那樣巨大而鮮明，以至於沒有任何方法能夠防止一場內戰的爆發，而在這場內戰中，最有希望獲勝的是共産黨人。
抗戰勝利後，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蔣介石拉開了內戰的架式，延安平靜的生活開始改變。
1946年8月，已年屆花甲的外國記者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乘坐美國軍調處的飛機，由北平飛抵延安。她被安排住在被人們稱為"美國大院"的美軍觀察組的窯洞裏。
毛澤東與再次來中國訪問的安娜o路易斯o斯特朗談話時，對未來的勝利似乎充滿了信心。
斯特朗從1925年以來多次到中國，先後採訪過馮玉祥、吳佩孚、宋慶齡、鮑羅廷等一系列風雲人物，但恐怕這一次她的訪談錄才真正成了傳世之作。在這棵沙果樹下的石桌石凳邊，毛澤東用形象的比喻對斯特朗説："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不久，這句名言傳遍了全世界。
兩年多後，1947年1月，負責調解國共衝突的馬歇爾將軍，未能完成世界矚目的政治使命，黯然離開中國。
在重慶的《時代週刊》記者白修德當即給馬歇爾寫了一封信，他告訴馬歇爾：
"中國問題的決定權掌握在千千萬萬的農民手中，那些居住在小村子裏的農民才是革命和政治的根本。"看來，這位新聞記者比資深軍人和政治家馬歇爾更了解中國革命。
國共雙方的較量從談判桌轉移到戰場。1947年2月，11名美國記者隨同軍事調停處執行部中共方面的最後一批人員從南京撤回延安，這是他們對革命聖地做的最後一次聯合採訪。
採訪完畢，美聯社記者約翰 羅德里克，這樣描述他離開延安時的情景："毛澤東圍著一條羊毛圍巾站在延安機場的飛機跑道上，望著遠處的山谷，正在沉思。"
當我走近他的時候，這位中國共産黨的主席幾乎有些勉強地垂下視線，微笑著向我伸出了手。
他説："你要走了。把你在這裡看到的如實地寫下來吧。"
我説："毛主席，看來中國共産主義的前景確實暗淡，將來會怎麼樣呢？"
毛澤東淡然一笑，想了想，就用我的中國名字稱呼我，慢聲地説："羅德烈，我邀請你兩年以後到北平來看我。"
整整兩年後的1949年，同樣是2月裏的一天，《紐約先驅論壇報》記者斯蒂爾目睹了解放軍進城的情景。首先躍入他眼簾的是："隊伍中有幾百輛從國民黨那裏繳獲來的美國軍用卡車……後面有幾十門美國大炮。"
在解放軍包圍北平的最後日子裏，美國《生活》週刊又一次表現出它特有的敏感，週刊特邀請法國著名攝影記者布列松深入北京，採訪拍攝。1949年1月3日《生活》週刊登載了布列松拍攝的北京照片，以《北京，最後一瞥》為題配發了文字説明，從打太極拳、逛舊書攤的人們到茶館，從紫禁城到衚同，從軍警到部隊，從養鳥的人到葬禮，布列松用自己的眼睛觀察著處在歷史大動蕩中的北京城，以其特有的鏡頭表述方式記錄了北京人和北京文化，在美國人看來，北京的得失將決定中國的命運。
北平和平解放後，《生活》週刊的編輯獨具匠心地發表了一組歷史照片，題為《國民黨的興衰》，用圖片回顧了半個世紀的中國歷史，最後的鏡頭定格在中國共産黨的三位偉人身上，圖片説明只有五個字：紅色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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