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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裏的故事
"兩極之旅"手記（之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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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聖地亞哥的第三天，攝製組兵分三路，我與第一組將留在這裡。分手前，地陪克雷斯蒂要帶我們去一家據説是最地道的智利餐館，這是我們到智利後吃的第一頓智利餐。
晚上九點，天還沒有全黑下來。我們的車停在一處普通的民居樓旁，沒有餐廳的招牌，沒有餐廳的門面，也沒有提示燈光，誰也不會想到這裡會有餐廳。
順著門洞走過去，推開一扇普通民居一樣的門，餐廳才出現在我們面前。室內幾乎沒有什麼裝璜，墻上貼著一些顯得破舊的招貼畫，角落裏擺放著破舊的、但也不失別致的擺設，比如一架古老的電話，看上去可能有近百年的歷史了；還有一台古老的計算機，樣子很古怪，園桶型的機器上是一排排的數字，鍵盤是老式打字機一樣的按鍵，我想現在肯定不會有人再使用它。最顯得特別的，是滿墻都是各種文字的簽名，用成千上萬來形容，一點也不過份，有的甚至簽到了房頂上。除了各種西文，還有日本、韓國、阿拉伯等文字。仔細找去，還找到了“XX到此一遊”的中國字。
餐廳的老闆是一個體型肥胖的智利人，爽朗健談。看到我們的攝影機在拍他，更是起勁地介紹起他的餐館。這位老闆兼廚師，待我們落座後專門跑到我們面前，講解起他的故事。
他説，二十年前，聖地亞哥有很多法國餐館，他氣不過，就開了這家智利菜館。在他看來，智利菜是世界上最好的，所以他既不要門面，也不做宣傳，他相信，只要菜好，人們會自己找上門來。結果，他把法國餐館打敗了。老闆講到興奮處，有些手舞足蹈，説今天要給我們做最地道的智利菜。
老闆顯然是個誇張的人，但他對自己這番事業熱愛的激情，的確讓人覺得可愛。從滿墻的簽字也可以看出，他有理由為自己而沾沾自喜。
菜一道一道上來，但我對這些地道的智利菜實在不敢恭維。可能是不和我的口胃，而不是他的手藝不好，對他的自信，我只能這樣來對自己解釋了。
可是讓我覺得有趣的，並不是他做生意的手法，而是他那種另類的、又略帶一些可笑的愛國情懷。在我們那裏，早在“五四”時期就有過關於“國粹”的爭論，直到現在，復古仍然會受到指責，在現代社會，民族主義往往是一個帶有貶意的概念。而從老闆這裡我們可以聯想到，如果每個人都能多一些對自己民族和國家的自豪感，無論他是作什麼的，也無論是用什麼方式錶現的，那對一個國家將是一種幸運。
在我們住的酒店對面，有一家小智利餐館，好幾天的時間我們誰也沒有去注意它。一天，我們的車隊長陳吉勇告訴我，他看到一個騎著“永久”牌自行車的中國人，他跟過去一問，原來就是這家小餐館的老闆。
出於好奇我們來到了這個小店。
小店佈置的精緻且洋氣，一看就知道不是那種做低檔生意的中國餐館。老闆五十來歲，不善言辭，幾乎所有的話都讓老闆娘説了。老闆娘是哈爾濱人，有著東北人天然的豪放與健談。見到我們，更象久別親人一樣，迫不及待地向我們傾訴起來。
她原來是哈爾濱一家國營百貨公司的經理，官屬科級，從十幾歲站櫃臺起就吃國營的飯。丈夫原在哈爾濱銀河賓館作廚師，是那種能做成套大宴會的高級廚師。
七年前，丈夫在一個叔叔的介紹下，來到聖地亞哥，在一個中國餐館中作廚師。四年後攢了一筆錢，準備自己開一家餐館。
老闆姓王，原本是北京人，68年去山西的侯馬插隊，後來去哈爾濱投靠親戚，算是進了城。再後來在大賓館找到工作，學做廚師，又娶妻生女，就再沒有回北京的念頭了。
這個偶然的機會改變了老闆一家的命運。老闆很適應智利的生活，想在這裡開一家屬於自己的餐館，而老闆娘並不想來，還想作她的國家幹部。但為了維持一個完整的家庭，老闆娘還是提前辦了退休，賣掉了哈爾濱的兩處房子，帶著女兒來到聖地亞哥。
老闆是個理想主義者，在富人區開起這家還算豪華的餐館，想憑自己的手藝做高檔生意。從中國用集裝箱運來桌椅和各種調料，包括那輛永久牌自行車。
每天早上，他就騎著這輛自行車去菜市場買菜，但是聖地亞哥一共只有一千多華人，華人餐館就有200多家，他只好以智利餐為主，兼做一些中國菜。
當我們問生意怎麼樣，生活還好嗎時，老闆娘不加掩飾地流露出滿腹的牢騷。
這裡的生意並不好做，除了學著把一分錢掰成兩半花，還要學著和智利人打交道。丈夫為人大度，還有北京人特有的大方，智利幫工常利用這一點不幹活，順東西。為此夫妻倆沒少吵架。在這裡吵架也是一種感情交流的方式。
老闆娘接手管理後，拿出當百貨公司經理時的架式，事無巨細，一手包攬。因為不會講西班牙語，就教智利幫工講漢語，現在她可以用漢語與智利工人作簡單的交流。飯店的生意也因她有了起色。
當我們提出要拍些她的生活情況，她執意不讓我們拍她們的家。她説，不願讓哈爾濱的家人看到她住的地方。在給家人能電話時，一直説這裡一切都很好，但實際上比原來差了許多。我們來到她的住房，的確很小，除一張雙人床和一個放箱子的架子，已沒有轉身的空間了。
最後我們問他們最大的願望是什麼？老闆娘説，一切都是為了女兒，最大的願望也是以後女兒能過得好。女兒今年19歲，正在聖地亞哥上高中，以後準備在這裡上大學。老闆説，最大的願望是開一家真正的中國餐廳。現在每到週末，他都會步行五、六個小時，在聖地亞哥城裏轉，物色一個好的門面，準備賣掉這家智利餐廳，新開一個像樣的中餐館。儘管整天忙碌，也有不少煩惱，但他們仍然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著新的生活，並將繼續追求下去。
人生有時是不可琢磨的。老闆與我都是同齡人，三十年前都插隊在農村，那時有誰能想到我們今天是怎樣的呢。過去，為了追求那種遙遠的理想，總願意把人生的意義分成三六九等。以後，當你見多了各種人生的狀態，就會覺得其實人生的意義是那麼簡單，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追求快樂。在陜西偏遠的山村，曾和我一起幹活的那些老鄉，一輩子無欲無求，雖然苦，但仍快樂地活著。老闆夫妻，在遠離故土的地球這一邊，雖然艱難，但就因為那一點點小小的願望，而充滿了生活的動力。相比之下，那些追求偉大人生的人，似乎活的很累，而且也會很少快樂。
在我們的拍攝計劃中，有一集是拍智利的葵卡舞。葵卡是智利一種典型的民間舞蹈，最早由秘魯傳入，後來秘魯反倒失傳了。由於葵卡屬於民間舞蹈，近年也漸衰落，除了過年過節或慶祝活動，平時已難看到。平時，只有在一些餐館還有表演。於是，我們又來到了餐館。這是家叫做“帥哥餐廳”的智利餐館。裝璜考究，規模很大，看樣子可容納四、五百人就餐。一排排長桌有二、三十米長，這使人想起當年去過的慕尼黑啤酒節，也是這樣的長條桌，人們圍在一起喝酒狂歡。餐廳的中央有一個臺子，每晚在這裡表演智利舞蹈，這也使它成為聖地亞哥少有的幾家特色餐廳。
霍爾豪是我們從二十多個演員中選定的拍攝對象，三十歲，身材健美，卻看上去一副憨厚老實的樣子，從那高高的鼻子，可以看出，他一定有著馬普契人的血統。
霍爾豪從十幾歲開始學習跳舞，二十歲開始到處演出，葵卡舞是他最拿手的，1998年獲得智利全國葵卡舞大賽的冠軍。
談起葵卡舞，小夥子充滿感情，他説，葵卡舞是智利的國粹，也是他生命中的最愛。為此，幾年前他辭去了銀行的工作，專門跳起舞，不僅是自己愛好，也是為了讓葵卡舞更普及，有更多的人認識。每晚在餐館跳舞，每月收入只有300多美元，僅夠日常生活，因此，他現在仍沒有結婚，他説他並不後悔。
在霍爾豪的推薦下，第二天一早我們起程去拍攝一個有葵卡舞之鄉之稱的農莊。在路上，他才告訴我們為什麼去那裏，因為，他就出生在那裏。
農莊名叫比貝由，離聖地亞哥50分鐘的車程。一路駛去，窗外的風光十分誘人，左面是高高的安第斯山，山頂部位還有白雪，右面是一片片的葡萄園，充滿了生氣。農家散落在畫一樣的田園中。
農莊十分寧靜，聽得到鳥的叫聲和微風吹來的聲音，空氣中彌散著泥土和青草的清香。土坯做的房子，木柵欄圍成的院子，可以看出主人並不富裕，主人就是霍爾豪的叔叔一家。
進村先遇到霍爾豪的表弟在溜馬。看上去就是一個健壯爽朗的農夫。我們的主持人田野在與他的交談中了解到，這原是野馬，這裡的男人，到了冬閒就結伴到安第斯山裏去馴野馬，然後回來馴養後賣掉，或讓它們生馬駒來賣。他們二十多個人去山裏，一次二十多天，能捉到五、六隻野馬。每只能賣到五、六十萬比索，相當於八、九百美金。安弟斯山的馬，很高大，昂頭挺胸，看上去很精神，經過馴服後卻也聽話，連我們一行的主持人和攝製組的人也能騎著奔跑。
在叔叔家的園子裏，霍爾豪給我們組織了一場葵卡舞。這裡的男女老幼都會跳，只要音樂一響，就都吸引來了。
葵卡舞，分農民的葵卡和牧民的葵卡。兩種舞有不同的服裝，牧民的葵卡更注重腳部的動作，服飾也更講究。
葵卡舞節奏明快，熱情奔放，一男一女對跳，最早可能是民間男女錶達愛慕的一種儀式。現在卻成了一種有固定套路的舞蹈。
葵卡舞的服飾很講究，女子穿花裙，手拿白手帕，男子一身黑皮衣，肩上披著羊毛織的花條大披肩，頭上帶戴著非常平整的硬殼呢帽。牧民的葵卡，則還要穿帶馬刺的馬靴，手拿馬鞭。跳起舞來反差分明，加強了舞蹈的節奏感。
説來奇怪，那些散發著泥土氣的民間文化總會在那些散發著泥土氣的地方生生不息地流傳下去，無論在哪個國家，哪個民族。在充滿了糟雜和商業味的城市，人們只會把它當作吃飯時的一種視聽佐料來品味、來議論，一旦厭倦了就不會再去注意它。而在真正的鄉間，它是人們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他們精神的一部分，它會作為一種生命的躍動，溶化在血液中一代代地傳下去。
晚上，我們又回到了“帥哥餐廳”，真正來看一次霍爾豪的表演，因為昨天，我們只是來聯絡而沒有拍攝。
餐廳幾乎坐滿了，不下三、四百人。經主持人介紹才知道有來自阿根廷、烏拉圭、巴西、美國、秘魯、加拿大等十幾個國家的人，許多人是遊客。臺上表演著各種南美和南太平洋島民間舞蹈，壓軸的是霍爾豪的葵卡舞。餐廳裏的情緒逐漸熱鬧起來，開始隨著演員們起舞。到最後霍爾豪打出一面智利國旗跟著舞蹈的節奏舞動。這與我們在鄉間看到葵卡已經有些不同，這中間加進了愛國的內容，這大概也就是霍爾豪對今天的葵卡舞的一種理解。(鍾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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