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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地跨越》手記之（十九）秘魯的華人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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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馬的唐人街位於市中心的繁華地段。街道不寬，但熙熙嚷嚷，很是熱鬧。街兩旁的店舖都是華文招牌，飯館、文具店、服裝店、雜品店各色各樣，當然以餐館居多。仔細觀察你會發現，這裡的餐館與其他地方不同，打工的全是秘魯人，而沒有中國人。
秘魯華人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50年前。19世紀中期，軍事強人拉蒙 卡斯蒂利亞元帥掌握了秘魯的政權。卡斯蒂利亞曾與聖馬丁和波利瓦爾並肩作戰，十分英勇。1845年他當選總統後，開始實行現代化建設的政策，修建公共設施，修建公路和鐵路，他最大的舉動是廢除了奴隸制度。
黑奴解放之後，秘魯下層社會的勞動力更需補充，莊園主們就通過澳門到中國招募勞工。當時中國正值太平天國戰亂，大批廣東農民被裝在木船中漂洋過海來到秘魯。從1849年第一批勞工在秘魯上岸後的幾年間有11萬華工來到秘魯。最早到來的華人，以掏鳥糞、修路和為莊園主種植莊稼來償還為期7年的身債。據老僑們説，那時的中國華工比黑人還不如。
華人到南美最早是秘魯，然後才逐漸散落到其他國家。最大的一次遷徙是1879-1883年間秘魯與智利的太平洋戰爭，那時受到奴隸待遇的華人為了自身的解放，反過來幫助智利打秘魯，結果智利取得了勝利，華人的待遇也隨這改變。
在唐人街的中心位置，是秘魯華僑的中心團體——通惠總局。通惠總局由八大華人會館組成，可以説是華僑組織的總管。
走進通惠總局寬大的廳堂，左手邊是當年光緒皇帝給通惠總局御筆提寫的“通商惠工”的匾額。對面墻上的祖宗牌位上，供奉著清政府首任駐秘魯公使鄭藻如的像。據通惠總局的主席蕭先生給我們介紹。通惠總局一百多年前由鄭藻如倡導成立，取“能商惠工”之意，旨在發展對外的交流、華僑相互幫助共同發展。光緒皇帝為海外僑社提匾這也是唯一的一次。
在秘魯，華人是一股重要的社會力量，據估計，有華裔血統的人大約有300多萬，佔到秘魯總人中的十分之一。許多政黨看到華人的力量，都紛紛拉攏。當年藤森競選時，有時就稱自己有華裔血統，在他的政府中有七個華人部長。華裔的國會議員，將軍，地方政府官員也有不少。華人為秘魯社會使出了重大的貢獻，因此，在秘魯，華人受到普遍的尊重，這是在海外國家中少有的。
蕭先生説，以中餐館為例，在利馬保守的估計，有三千多家中餐館，每家餐館至少雇用三——五名秘魯人，不僅增加了秘魯人的就業機會，還改變了秘魯人的飲食習慣，中國的炒飯現在已成了秘魯人最常吃的快餐。在秘魯中餐館叫做“Chifa”就是中文裏“吃飯”的諧音，據説它的來歷是當年華工作工時，送飯的來了都會高喊“吃飯啦，吃飯啦”，招呼大家來吃飯，以後秘魯人就把吃中國飯叫做了“Chifa”。
在利馬，對經濟影響最大的華人是愛拉多 王。他的“E-Wong”超市連鎖店控制了整個利馬的超市行業。在一家規模巨大的超市裏，我們採訪了他的兒子，因為老人今年88歲，已不再管事了，家業交由五個兒子分頭打理。
小“E-Wong”四十多歲，長的文靜帥氣。他説，四十年前父親只是在街邊開一間十幾平米的小雜貨店，後來看好超市的經營方式，改做超市，迅速發展起來，現在在利馬城的各個腳落開了二十六家。前兩年又收購了一家法資的超市連鎖店，成為利馬最大的超市企業。
中國人的吃苦耐勞精神使得他們在秘魯有了發展的機會，但真的做大事還要靠智慧和知識，E-Wong的五個兒子都在美國受過教育，講得一口流利的英語，在秘魯很難得碰到會講英語的人。
秘魯的華人的確與南美其他國家的不同，單以僑社的歷史與規模講，就有許多有趣的故事。我們採訪的一家“隆善社”，是廣東隆鎮華僑的同鄉會，成立已有一百多年，比通惠總局還要早，隆善社最引以為驕傲的是抗日戰爭時期為支援國內的抗戰，掀起過三次大規模的募捐買飛機的活動。前兩次都是組織街頭演出，派發傳單來募集資金，第三次則是邀請國內名人題字作畫，用義賣的方式來募捐。在如今隆善社會館的展覽室裏陳列著幾十幅當年的名人題字，其中有周恩來、蔣介石、陳誠等國共兩黨領袖的條幅。據隆善社的主席説，八十年代，他在廣東農村的一個僑屬家裏看到一幅周恩來當年的題詞，於是開始收集。由於當年義賣出去的字畫已失散民間，收集起來極為困難，他們通過各種方法複製到一批當年的名人作品，並找出隆善社保存著的沒有賣出去的字畫，在抗戰五十週年紀念日的時候，開了這個展覽會。開展覽的那天，他們還有意安排了中國駐秘魯大使和台灣駐秘魯的商務代表同時出席。主席拿出一張兩個外交官坐在一起聊天的照片對我們説，這是在汪辜見面之前，大概是大陸與台灣的官員第一次坐在一起。主席接著説，秘魯的華僑有著光榮的愛國歷史，這幾年祖國強大了，在海外的華僑可以更明顯地感覺到。我們也希望祖國能早日統一，不要再分裂下去。
在這一路上，我們經常聽到華僑説到，現在祖國強大了，我們的地位也提高了。聽起來好像有些八股，但我相信，這一定是他們來自切身感受的肺腑之言，這大概是國內的人不可能體會到的。
在使館趙參讚的推薦下，我們去採訪了秘魯國際土豆研究中心，那裏與中國有著良好的合作關係，並且有幾個中國科學家在那裏工作。
在秘魯，有二千多年種植土豆的歷史，安第斯山的印第安人世世代代以土豆作為主要食品。據説，在秘魯土豆的種類有五千多種，不同的種植條件，不同的口味，不同的樣子，使秘魯成為最有經驗的土豆種植國。秘魯的國際土豆研究中心是三十一年前在聯合國發展署的倡導下成立，旨在推行一項使貧窮的高山地區發展土豆種植經濟的計劃，在發展公約上簽字的有聯合國糧食組織，聯合國發展署和包括中國在內的十個國家。
土豆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接待了我們（可惜沒有記下他的名字）。他説，這裡是研究中心的總部，他們在9個國家還有分支機構，中國是最大的合作夥伴，他們在中國也有實驗室和實驗基地。
研究中心每年都要對他們在各國研究和推廣的效果進行評估，結果發現最有成果和最有成效的往往在中國。他們在山東推廣一項新技術，估計經濟效益可達到一億美元。他讚揚中國政府重視扶貧工作，也為他們的研究中心能為中國作一份貢獻而感到自豪。
聊到最後我們才知道，副主任原來也是華裔，父親是三十年代來到秘魯，而外祖父則是二十世紀初幾年來秘魯的老華僑。只不過他已不會説漢語了。
我們的採訪對像是研究中心的中國科學家張大鵬和一個藏族姑娘卓瑪。張大鵬不到四十歲的樣子，看上去精幹爽快，在四川大學畢業後，到美國留學，取得博士學位後，受雇于美國一間大學到秘魯來做研究工作，已在這裡工作了八年，如今主持一個研究室。他一邊帶我們介紹研究中心，我們一邊拍攝他的工作情況。研究中心有很先進的研究設備，有自己的實驗田，有來自世界許多國家的研究人員。張博士告訴我們，他一個人在秘魯工作，老婆孩子都在美國，因此幾乎所有的時間都用在了工作上，他研究將生物工程技術用於土豆的品種改良，有很好的前景。他每年都會去中國，儘管受雇于美國大學，但他很高興他的工作能在中國發揮作用。其實我很能理解像張博士這樣的科學家，國外有好的研究條件，有好的待遇，有好的生活，他們完全有理由留在國外，而且他們是在做一些實實在在的事，做那些對中國的發展有益的事。比起那些只會發發牢騷的文人墨客和那些只想發中國人財的冒牌外商來，他們要高尚得多，值得敬佩得多。
如今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都可以看到中國人，但是象秘魯這樣豐富多彩的華人世界大概不會太多。至少在南美，我們走過這麼多的國家，只有秘魯讓我們覺得華人的故事有意思，值得講。（鍾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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