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雍乾三帝與中西文化交流

央視國際 (2005年03月25日 09:55)

　　文化交流是促進人類社會前進的動力之一，但中西文化的交流對古老的中國而言，卻有過一段被動而又無奈的歷程。封閉的政治體制，決定了以天朝上國自居的中國在17--18世紀、即康雍乾時期，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以派遣傳教士的方式把觸角伸向中國的時候，極不情願地接待了這一不速之客，為“西學東漸”打開了一扇不大的小門。吳伯婭的《康雍乾三帝與西學東漸》（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正是以清王朝康熙、雍隆、乾正三帝的對外政策為線索，全面論述了這一時期中西文化之間的實質性碰撞，以及由此産生的重大影響。

　　對於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歷來不乏有力之作，而該書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新視角。作者截取了中國封建社會最輝煌的時代———康雍乾盛世，選擇了這一時代最有力度的人物———康雍乾三帝，把他們的思想和政策與當時的國內外形勢聯絡起來進行考察，放到時代發展的大潮中進行審視與評估。值得注意的是，康雍乾時期的中國雖貌似太平輝煌，卻已經落後於西方，處於中西力量對比易位的前夜。中國於此卻茫然無知，實施著封閉式的自我隔離機制。中國何以在世界歷史的重大轉軌時刻表現得如此惰性十足？統治者又是基於怎樣的文化背景制定其閉關自守的政策？研究這一時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對於解讀這些歷史的癥結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閱讀該書將會使人們獲得某些啟迪。作者明確指出，康雍乾三帝的思想認識、決策措施，不是憑空産生的，而是孕育于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之中，取決於中國的社會性質、政治體制、經濟基礎，受制于風雲變幻的國內外形勢。書中就此問題進行了充分的論證。

　　關於康雍乾三帝對天主教的認知狀況、對傳教士的接納態度以及他們對待西方文化的矛盾心態與對策，也成為該書的濃墨重筆。作者既從康雍乾三帝作為一個少數民族的統治者，較少中國菲薄夷狄之見，善於學習，肯定了他們不僅接受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而且利用了傳教士帶來的西方科技，也從個性對權力的影響和傳統文化、祖制家法對個性的制約等方面，分析了康雍乾三帝對西方文化的熱衷程度不同，以及由此在西學東漸過程中所産生的不同影響。他認為，正是康熙對傳教士的開明態度，才使當時中西文化的交流得以碩果纍纍。其後雍正雖力行禁教，但仍保留有技藝的傳教士在宮中服務。乾隆時期，皇帝個人對自然科學的無興趣，成為西學東漸日趨衰落的原因之一。但是，促使中西文化交流走向低谷是有其更為深刻的社會根源的。從根本上説，中華文明的自我延續性，決定了清王朝在對外政策上的固步自封與盲目排外。康雍乾時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不但是被動的，而且是謹小慎微的，主要局限于宮廷。因而康雍乾時期的“西學東漸”並沒有對中國社會和科學技術的發展産生震撼及推動作用，其影響力遠不如當時由這些傳教士帶給西方的所謂“中學西傳”。

　　歷史是一門實證的學科，作者努力挖掘清代檔案，廣泛收集了中西各類史料，並大量參閱了國內外學者已有的相關成果，在充分佔有史料的基礎上，細緻地分析了康雍乾三帝的心路歷程，考察了他們對西方文化政策的制定、執行，以及變化的全過程，為清代前期的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提供了一塊可供繼續探研的平臺。（劉鳳雲 ）

責編：王卉 　來源：國際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