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徵

央視國際 (2005年03月09日 09:49)

　　長城以其“上下兩千年，縱橫十萬里”久遠廣闊的時空跨度，被讚譽為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偉壯觀的人工建築奇跡。長城在中國歷史上發揮了深遠巨大的影響，也積澱和凝聚了極為豐富深刻的思想內涵，鮮明地體現出構築者的思想感情、思維方式、價值取向，熔鑄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

　　人們往往從長城厚重紛繁的歷史底蘊中抽取含義不盡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比喻和象徵，各種比喻或象徵之間的反差非常之大。如果是在一般情況下拿長城作為某種比喻或象徵，從長城斑駁多彩的內涵中擷取一二自無不可；但如果是以長城作為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徵，就應在嚴肅考察長城歷史作用的前提下，選擇其最本質的特徵、最能激勵中華民族奮進的內涵加以考辨、闡釋和弘揚。

　　勤奮智慧與堅韌剛毅

　　在中華民族歷史上，構築長城的直接目的是用於抵禦北方遊牧民族南下，軍事效應是評價長城首先要辨明的前提。在冷兵器時代，長城防禦體系的軍事作用應該説是卓有成效的。秦時，“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裏，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新書過秦》）漢武帝時，“建塞徼、起亭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漢書匈奴傳》）明代因火炮應用於戰爭，攻城之矛愈益鋒利，但守城之盾也相應強化。明長城重點設防地段多用磚石砌築，極其堅固，明守軍也廣泛配置火器。因此，明清時代，長城的防禦作用仍可發揮。

　　當然，對修建長城效益的評價，也不能脫離對其相應所付出代價的估量。構築長城無疑要付出艱巨的勞動和巨大的犧牲，但其中在相當一部分地段則是依山勢關隘而建。北魏修建六鎮千里長城，“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強弱相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資治通鑒》卷136）而在許多朝代，例如明代，主要是調動軍隊施工，一般民眾的負擔尚未達到無法承受的地步，因此秦以後就再沒有因修築長城而激起民變的事件。更重要的是，在任何一個朝代，只要有得力的朝臣邊將主持，就可充分發揮長城的禦邊作用，其巨大的社會效益難以估量。以明代為例，嘉靖年間俺答部屢屢入寇，邊民“父子夫妻不能相保，膏腴之地棄而不耕，屯田荒蕪，鹽法阻壞，不止邊方之臣重苦莫支，而帑儲竭于供億，士馬罷於調遣，中原亦且敝矣”（《明穆宗實錄》卷59），邊防失修造成的損失遠比構築長城的投入巨大得多。而隆慶萬曆年間增設城防、有效抵禦入侵並進而促成漢蒙和議後，僅從直接經濟開支來看，即每年“所省徵調不啻百萬”（《萬曆武功錄俺答列傳》）。

　　古長城沿線大體上與農牧區自然分界線相吻合，長城便是這種生態環境差異和農牧民族衝突的産物。中原王朝既然無法徹底清除飄忽不定的對手，又要時刻防備突如其來的偷襲，廣築長城在中國古代較長的歷史時期便不失為一種明智有效的對策。至於長城構築中的設計施工，從位置走向的確定到障、堡、敵臺、煙墩（烽火臺）等整個防禦體系的配置，以至城墻形制結構、選材用料，都巧妙利用地形地物，因地制宜，其構思的精巧合理令人嘆為觀止。而在極為艱巨複雜的施工過程中體現出的刻苦勤奮、堅忍不拔的精神更為世人讚嘆。英人斯坦因在窮荒險峻的西部長城遺址面前曾發出如下感慨：“在這裡，漢武帝時那些軍事工程專家遇到可怕的天然險阻所表現的堅韌精神以及組織力量又得到顯著的證明。”（《斯坦因西域考古記》第135頁）

　　這一切充分顯示長城不愧是中華民族堅韌剛毅和勤奮智慧的精神象徵。

　　向心凝聚與愛國主義

　　中國是由50多個民族凝聚成的統一多民族國家，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惟一沒有中斷的文明。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較好解決了農牧民族之間的碰撞交融問題。基於生産、生活的需要，互相聯絡交往是北方遊牧民族與中原地區人民的共同願望，長年攻伐征戰則給雙方帶來巨大災難。但歷史地看，只有憑靠長城的堅強護衛，才能遏制遊牧民族軍事上的侵擾，才有可能實現長期和平有序的交往。以漢代為例，漢文帝時，“遣將吏，發卒以治塞”，匈奴始稍收斂；景帝時，“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初，“匈奴自單於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書匈奴傳》）；宣帝時，則有賴於“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裏，乘塞列隧……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以至“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漢書趙充國傳》）。在漠北匈奴墓中出土的鐵制農具也表明中原先進生産技術、生産方式對遊牧民族産生了深遠影響。匈奴“樂關市，嗜漢財物”，往往“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交易”（《後漢書南匈奴傳》）。在從中原獲得大量生活、生産必需品的同時，也推動了匈奴畜牧經濟的發展。這種互市交往也使中原地區受益匪淺。漢初牲畜奇缺，將相或乘牛車，但到武帝時，長城以南“濱塞之郡”已是“馬牛放縱，畜積布野”（《鹽鐵論》），大批畜力投入農耕、交通運輸，極大地提高了中原地區的社會生産力。明代隆慶和議之後，長城沿線同樣出現“六十年來塞上物阜民安，商賈輻湊，無異於中原”的興旺景象（《無夢園集》卷2）。據萬曆《宣府鎮志》記載，張家口一帶居然“南京的羅緞鋪、蘇杭綢緞鋪、潞州綢鋪、澤州帕鋪、臨清的布帛鋪、絨線鋪、雜貨舖，各行交易，鋪沿長四、五里許”。蒙古族非但“孳牧漸多”，而且逐漸改變單一畜牧經濟結構，“其耕具有牛有犁，其種子有麥有谷有豆有黍”，瓜、瓠、茄、芥、蔥、韭之類，“種種俱備”（《寶顏堂秘籍夷俗記》）。經蒙漢居民共同努力，塞外古豐州還屹立起一座歸化新城（今呼和浩特市），墾田萬頃，連村數百，“城郭宮室佈滿豐州川”（《明穆宗實錄》卷23）。隆萬年間之所以呈現漢蒙互市“華夷兼利”的局面，顯然與張居正推行邊防新政密不可分。張居正深諳長城邊防與和平交往之間的內在聯絡，就在達成“隆慶和議”之後，他仍再三強調“桑土之防，戒備之慮，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豈以虜之貢不貢而加損乎！”並特命宣大總督王崇古“教督諸臣，比常倍加防守”，把“城堡及時修並，邊境之險漸次可復”列為“所當修備”的“四要”之首（《答王鑒川計貢市利害》）。《明史方逢時傳》所載“九邊生齒日繁，守備日固，田野日辟，商賈日通，邊民始知有生之樂”，便真實體現了長城邊防與屯田實邊、交通網道、互市貿易之間環環相扣內在關聯的辯證關係。農牧民族在長期和平交往中彼此增進感情，消除隔閡，在思想文化、生活習俗上也互相熏染融合。漢族“邊人大都五分類夷”（戚繼光：《陳邊情及守操戰車》）；而蒙古族漸習華風，竟至“每于佛前懺悔，求再生當居中華”《兩朝平攘錄》卷1）。

　　中華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發展，既表現為政治上明確歸屬、實現統一，軍事上疆域穩定、邊防鞏固；也體現于經濟上內地與邊疆相需相靠、聯為一體，民族關繫上和平交往、融洽相處，包括在價值取向和習俗心理上相容認同。只有出現“邊人大都五分類夷”和“求再生當居中華”這種趨同融合，以及像明代那樣塞外畜牧經濟與江南商品經濟千絲萬縷般聯結在一起，才最終使遼闊的北部疆域成為祖國牢不可分的組成部分。正是在這些方面，長城防線發揮了聯結、凝聚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紐帶作用。

　　事實上，中國古代並非只是漢族中原王朝修建長城，北魏、東魏、北齊、北周、遼、金等少數民族政權進入農耕地區後，也都相繼構築長城。長城是中華各族共同建造的歷史豐碑。歷史上匈奴、烏桓、鮮卑、氐、羌、突厥、柔然、契丹、党項、女真、蒙古等少數民族中，有相當一部分沿著這條既是軍事防線又是經濟、文化匯聚線的長城地帶融入漢族之中。長城蘊涵的巨大向心凝聚力，是使中華民族能夠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華文明得以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構成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的重要元素。

　　開拓進取與開放交流

　　縱觀中國古代北部邊疆地區開拓發展的歷史，大多與以長城為核心的邊防建設密切相關。構築與護衛長城防線、基本上以長城為軸心或以之為後盾向外輻射擴展的屯田實邊與辟置郡縣舉措，刺激了邊地經濟的發展。秦漢數以百萬乃至千萬計的屯墾軍民運用中原的先進生産工具、技術和組織經營方式，累世艱苦開拓，初步建立起鄂爾多斯（時稱新秦）、河西、遼陽三大新經濟區。西漢時，新秦業已“人民熾盛，牛馬布野”（《漢書匈奴傳》。明代軍屯、民屯之外，還行“開中”法鼓勵商屯，遂使“近疆水陸屯田，悉墾治如內地”（《張文忠公全集行實》），九邊如大同“其繁華富庶，不下江南”（《五雜俎》卷4）。北疆交通網絡最初也是直接由於構築長城防務的軍事需要而建立起來的。暢達無阻的交通網道是運輸糧草、調集兵馬，使長城防線貫通一氣的動脈。構築長城和屯田實邊、開闢交通以及互市貿易相輔相成，從而發揮了傳播先進文明、開發邊疆、孕育“塞上明珠”的生命線作用。

　　長城本身不過是“有備則制人，無備則制於人”（《鹽鐵論險固》）的戰略防禦設施，與封閉、保守、退縮之間並無必然聯絡。“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的趙武靈王正是以“變俗胡服，習騎射”而著稱於世的政治家（《史記匈奴列傳》），而標榜“眾志成城”、斥長城無用的清朝恰恰又深深地陷入閉關鎖國的泥潭。事實上，當中原王朝轉入戰略進攻態勢時，烽燧亭障隨著前鋒兵馬的挺進而向前延伸，在步步為營不斷鞏固前沿陣地的同時，又提供交通供給之便，為新的拓展進擊奠定堅實的基地。漢武帝時曾派李廣利征討大宛，首戰即因後援不繼，“不患戰而患饑”（《漢書李廣利傳》），招致慘敗。這之後才“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漢書西域傳》）秦皇漢武，包括明初，無不是在主動出擊、軍事上取得壓倒優勢時修建長城的。這説明，修築長城既是一種積極防禦，又是積蓄力量、繼續進取的謀略。

　　毋庸諱言，長城本身不能決定戰爭的勝負；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政治家、軍事家手中，長城的效應也不盡相同。但對於古代高明的政治家來説，長城從來不是限制文明空間的環。如《斯坦因西域考古記》提及“中國最初進入中亞，急遽創造同繼續保護這條通道”時所述，“看一看這種前進政策功成圓滿所經過的那一段可怕的地面，不禁令我們感到中國人勢在必行的展長長城以及後來漢朝猛進的政策，在人力方面所受的痛苦和犧牲，一定是很偉大的了。”開闢與西方交流的通道，“以通西北國”（《史記大宛列傳》），顯然是西漢在西域構築障塞亭燧的戰略構想。所謂“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漢書西域傳》）。在這裡，長城絕非是阻斷與其他民族、國家交往的障礙；相反，正是“曠哉絕域，往往亭障”確保了絲綢之路暢通和東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的頻繁交流。修築長城所表現出的這種開拓、探索精神，對人類文明的發展也産生了深遠的積極影響。

　　歷史已經證明，中華民族運用萬里長城這道軍事防衛線和經濟、文化匯聚線，巧妙地控制、調節中原王朝與北方遊牧民族的關係，把農耕文明和畜牧經濟緊密地聯結在一起，有效地促進了民族融合、邊疆開發和國家統一。長城沿線諸如榆林紅石峽“華夷天嶄，蒙漢一家”的巨幅石刻、各民族和中外文化薈萃交融異彩紛呈的甘肅敦煌石窟及大同雲岡石窟、被定為中國郵政標誌的嘉峪關魏晉墓室《驛使》圖、作為中國旅遊標誌的武威銅奔馬，其間所折射的文化意蘊堪稱是長城精神的真實寫照。兩千多年來長城在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産生的積極效應構成中華民族心理認同的客觀依據，而這種底蘊、內涵又與長城極為雄偉博大的景觀所激發出的豪情壯志竟是這樣完美和諧地融為一體，上下兩千年，縱橫十萬里，最終積澱熔鑄成勤奮智慧、堅韌剛毅、開放交流、開拓進取和充滿向心凝聚力、維護統一、熱愛祖國的民族精神的象徵。今天，長城的軍事防禦價值已不復存在，兄弟民族之間早已千年干戈化玉帛，但作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碰撞中融合的歷史見證，作為凝聚中華民族的歷史豐碑，長城將萬古長存！作為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長城所象徵的中華民族精神也必將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揚光大！(曹大為)

責編：王卉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