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國際 (2003年08月01日 19:48)
牛郎織女傳説的生成
郭翠瀟：請問賀老師，牛郎織女的傳説是中國的四大傳説之一，為人們熟知。現在流行在民眾口頭上的牛郎織女的傳説在最初一定不是這個樣子的吧？您能介紹一下這一傳説的發展演變過程嘛？
賀學君：好的，那就讓我們循著歷史的脈絡，具體地探討一下《牛郎織女》的生成過程吧。
關於牽牛織女最早見於《詩經 小雅 大東》：
維天有漢，監亦有光。
岐彼織女，終日七襄。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睕彼牽牛，不以報箱。
《大東》篇原是一首表現西周時代東方諸侯國臣民怨刺周王室的詩。這一節大意是説：銀河兩岸的織女星、牽牛星，儘管有其名，卻不會織布，不能拉車；當今的統治者也是如此，雖身居高位，卻無恤民之行，不過徒有其名而已。這裡，對織女、牽牛二星僅是作為自然星辰形象引出一種隱喻式的聯想，並無任何故事情節。這時人們對二星的認識，雖然很可能與當時農耕信仰中的穀物神(牽牛)和帝女之桑女神(織女)有關，但還僅只是有關日月星辰簡單的神話形象；同對愛情的認識和想象尚處在兩個完全不同的系統之中，自然它還不能成為傳説的前身或胚胎。然而它又不是同傳説絕無關係。因為無論如何，此時的牽牛、織女，已不再是純粹自然現象的星座而並無其他涵義的稱謂。此時，它們已作為一種文化因子，開始進入文學這個大系統之中。正是這種“因子”，為這個傳説的生成準備了潛在的文化條件。
到西漢時期，織女、牽牛已被傳為兩位神人，而且有塑像，面面相對。班固《西都賦》有句：“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李善注引《漢宮闕疏》雲：“昆明池有二石人，牽牛織女像。”都明確指出在昆明湖畔的左右兩側分別塑有牽牛、織女像。他們已從天上來到人間被遠遠地隔離在湖的兩邊。台灣學者王孝廉也認為，《西都賦》中牽牛已有人格化的跡象(他認為牽牛的人格化是這個傳説形成的“重要關鍵”，也是在中國傳統思想追求“合理化”情形下的“必然要求”)並據此推斷其形成當在西漢武帝至東漢明帝之間。這一觀點正與筆者所見略同。當然。此時牽牛織女他們之間是不是恩愛夫妻，或是眷戀的情人，因無充分的材料，尚不好説。但如果認為，在表現二人的關繫上，比《大東》篇中又進了一步，並且已經打開了人們把他們想象為夫妻、戀人的大門，可能是並不大謬的。這時，如果愛情的靈感有緣踏入這座“大門”，那麼一定可以孕育幻化出優美的詩篇、動人的故事。
隨著時間的推移，愛情因素同牽牛、織女傳説的結合日見明顯。《古詩十九首》首先透露了這一信息。其中的《迢迢牽牛星》吟道：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
纖纖灌素手，札札弄機杼；
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
盈盈一水問，脈脈不得語。
這裡的牽牛、織女二星已具人物形象——弄機織布，思念流淚；並且開始被編織為一幕恩愛夫妻受著隔絕之苦的愛情悲劇。詩中雖然沒有直言牽牛、織女是夫妻，但織女終日思念牽牛，渴望相見，而又“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的情節則是十分清楚的。
進一步説明問題的，是東漢人應邵編撰的《風俗通義》，其中有一段記載：
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為橋，相傳七日鵲首無故髡，因為梁以渡織女故也。(見《歲華紀麗》)
這表明，在當時，不僅牽牛、織女為夫妻之説已被普遍認可，而且他們每年以喜鵲為橋，七夕相會的情節，也在民間廣為流傳，並融入風俗之中了。發展到這一步顯然是要經過相當長期並且是十分積極活躍的演進過程的。
這一點，還可以從漢代的一些畫像中見出。據吳曾德著《漢代畫像石》一書載：山東省歷城縣孝裏舖孝堂山郭氏墓石祠中有一幅石刻天象圖。圖中有牽牛星、織女星遙遙相對，在織女星下有一女子正坐在織機上操作，旁邊還有一隻飛鳥，很可能是傳説中牛郎織女以鵲為橋，七夕相會的反映。此外，在河南省南陽漢畫館中也有一幅表現牛郎織女的畫像。這幅畫像右上角有一牽牛星，星下畫一牛，牛前有一人作揚鞭牽牛狀；左下角有一織女星，裏面跪坐著一位頭挽高髻的女子。這顯然也是對牛郎織女傳説的一種藝術反映。
稍後的三國時期，更有不少詩文反映了這一內容。如唐代李善為《文選》魏文帝《燕歌行》作注時引了曹植《九咏注》説：“牽牛為夫，織女為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一旁，七月七日得一會同矣。”可見牽牛、織女已經成為詩人們表現愛戀和思念之苦的一種突出和常用的意象。
到這裡，可以得出兩點結論。
第一，決定《牛郎織女》傳説生命特質的基本情節或者説傳説的原型已經形成。這就是：①牛郎、織女愛情關係的確定；②天河相隔；③七夕相會。三者之中，①是關鍵，而促成這一關鍵情節産生的，是愛情主題(即群體主體的一種感情積蓄)的注入。有了愛情的注入，本來不相干的兩顆星座，兩位傳説中的神，具有了人性，成為體現人間感情的夫妻，並由此生成一個獨立的藝術生命系統。這個生命一經生成，便以其自身潛在的結構功能，規定和影響著未來的發展。受其制約，原來作為天體中一種自然現象的銀河，一進入這一系統，便蛻去原質，形成新質，成為阻礙牽牛、織女團圓幸福的象徵物。由愛情受阻，進而出現七夕相會，也便是自然合理的了。從《牛郎織女》傳説發展的歷史過程來看，前述三個基本情節，構成了它的生命系統的核心要素。如果把後來充分發展了的《牛郎織女》傳説比做一棵枝葉茂盛的大樹的話，那麼這三個情節就是它的樹身和主要文幹。以後的發展，比如它同“兩兄弟型”故事，同“毛衣女型”故事，以及同“難婿型”故事相結合，進而增生出許多豐富多姿的情節網絡，就都是由此而生發開去的。
第二，《牛郎織女》作為傳説生成的大體時間，當在東漢之初，也可能在西漢時期。因為，上述可資引證的資料，儘管出在東漢，甚至稍後的三國時期，但它們都是經過文人加工、改造過的一種書面記載，而這樣的記載，必須以傳説在民間比較廣泛的流傳為前提。我們知道，一種傳説要達到比較廣泛的流傳，即使在信息傳媒發達的今天，也非易事，在經濟文化落後的古代，就更不可能短時間內實現。因此，我們完全可以推斷，它的實際形成要比記載的時期更早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