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把節紀事：當地人觀點？

央視國際 (2005年02月14日 23:45)

潘  蛟

【提要】通過對其近期所經歷的彝族火把節慶典的記述，作者對於時下所謂的“當地人觀點”提出了質疑。在他看來，所謂的當地人觀點實際上是在與“外地人”對話中生成的。當今唱頌的彝人傳統慶典及“彝性”與其説是來自其遙遠的過去，倒不如出自其朝向未來的決心。而這所謂的決心則也未必僅僅發自不可約化的自我和本真，它更多地是一種關係或對話，即“當地人”與“外地人”的關係和對話。對於這種關係和對話的分析將有助於我們認識當今的民族節日、慶典景象。
    

當地人觀點（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是近年來人類學關注的焦點。當然，在過去，像馬林諾夫斯基那樣的人類學家也很關注當地人觀點，但是，他的關注更多的是方法論的，即，他更多地是把當地人觀點當作是接近文化真相的一條途徑，而且，對於這條途徑，他事實上並不放心，是故，除了“訪談”、“參與”之外，他還強調“觀察”[1]。也正是通過對觀察和訪談結果加以對照，他才得以指出“當地人所説的並不等於他們實際所做的”，進而讓其讀者看見，與他們一樣，特羅布裏安人也有理性，也在沽名釣譽，趨利避害。

與過去不同，如今人類學樂道的是與其説是人類理性的普遍性，不如説是人類價值的多樣性，或各文化的特殊性[2]。由是，當地人觀點已不僅是人類學的方法論問題，而且是人類學的本體論問題，即，人類學的研究目標本身就在於理解當地人觀點，展示他們賦予這個世界，以及他們自身生命、生活和行為的意義。

眾所週知，克利福德格爾茨便是持此主張的代表人物之一[3]。當然，他並不完全否定客位分析或遠距-體驗（experience-distant）概括的必要性[4]，但是，在他看來，人類學家實際所做的不過是理解當地人觀點，或對當地人就其所為的闡釋進行闡釋。“簡言之，人類學著述本身即是解釋的，並且是第二和第三等級的解釋（按照定義，只有本地人才做出第一等級的解釋：因為這是他們的文化）”[5]。

格爾茨的這種觀點植根于他對文化的理解。在他看來，文化既不是行為模式，也不是心智結構，更不是愛德華泰勒所説的那種無所不包的複雜整體，而是“歷史上傳遞下來、體現于象徵符號中的意識模式，一套承襲下來、表達于象徵形式中的概念系統，通過這套系統人們得以交流、延續和發展他們有關生活的知識和對待生活的態度”[6]。換言之，格爾茨認為文化並不是行為、習俗或人工製品等象徵符號本身，而是通過這些象徵符號表達出來的意義體系或結構。

為了説明對行為和意義加以區分的必要，格爾茨援引過吉伯特賴爾（Gilbert Ryle）對行為主義的批評。賴爾指出，對於行為的客觀描述並不意味著對於行為的深入理解，因為人們賦予同一行為的意義可能是不同的。例如，用照相機照下來的所有人的眨眼動作可能都是相似的，即都是上下眼瞼的張闔，但是，有的眨眼可能是無意的，有的則是有意的；有的人眨眼可能是在使眼色，有的人眨眼可能是為了嘲笑別人眨眼使眼色不夠老道，而有的人眨眼則可能僅僅是為練習使眼色，等等。因此，對於行為本身的描述僅僅是一種“淺薄的描述”(thin description)，而“深厚的描述”（thick description）則應該能辨析人們賦予其行為的意義（meaning）[7]。據此，格爾茨認為人類學家的民族志應該是“深描”的。

“深描”的提出改變了人類學研究的目標，也改變了人類學的學科性質。由於人類學的研究目標不再是當地人的行為本身，而是當地人賦予其行為的意義，而人類學家本身並不是這些意義的賦予者，因此問題的答案並不在於人類學家的觀察結果，而在於當地人的觀點，當地人對其行為的所做闡釋；因此文化人類學並不是一種尋求規律的實驗科學，而是需求意義理解的闡釋學[8]。文化分析不過是“對意義的推測，估價這些推測，而後從較好的推測中得出解釋性結論”[9]。

概言之，當地人觀點，這個詞的闡釋人類學用法不同於以前。在過去，當地人的行為、習俗及製品即是當地人文化，當地人觀點不過是當地人對其文化的認識或看法，而如今，當地人觀點即是當地人文化，他們的行為、習俗及製品不過是其文化的表達。

揭示、闡釋當地人對其文化形式所持的觀點，而不僅僅是描述這些文化形式本身，這是格爾茨倡導人類學研究途徑。無疑，這條途徑能把我們對於文化的理解引向深處。但是，他基本上把當地人觀點當作是一個自足的、邊界清晰的意義系統，而所謂的行為意義正是在這個系統中生成、流通的。然而，在我看來，所謂的當地人觀點的邊界實際上並不十分清楚，或者説，至少就其現況而言是不清楚的。因此，我想來談談我在2002年去L調查過程中所感受到的這種邊界模糊。

一

2002年暑假，我有幸再次回L彝族自治州做“田野調查”。到了州府X市，得悉這年是該州建州50週年。為配合州慶，鄰近X市的P縣將在最近舉辦規規模空前的火把節。在很久以前，我就聽説過那裏的火把節熱鬧、“地道”，因此很想去看看。

然而，周圍的親戚朋友則警告我，屆時那裏可能找不到旅館。為了宣傳L州慶、推動L文化旅遊資源開發，L州政府正在組織一個“走進L記者採訪團”，現已向全國各傳媒單位發出了邀請，預計會有近300名記者去該縣採訪。此外，省、州、以及鄰近一些縣份還會有一些領導及隨員會去慶賀這次火把節慶典。P縣城本身則不大，賓館和飯店早已被一訂而空。

當我正在為這事犯難之際，中央電視臺四頻道的一位製片人來電話告訴我，他將派一位編導和一位攝影師來L參加這次採訪，並想請我做他們的顧問。此邀請讓我眼前一亮，看見了混跡于“走進L採訪團”的希望，於是便滿口應承下來。後來的事態表明，在這火把節期間，當地的飯店的確短缺得緊，以致我的“記者”身份曾遭到L州方面的質疑。幸虧中央電視臺的那位編導急中生智，擅自把我的身份從“顧問”改換成“撰稿”，才讓我在“北京記者”下榻的那個賓館住下。

那位製片人是我大學時的同學。行前他曾與我討論過他正在籌劃一部旨在介紹中國少數民族自治地方的大型系列專題片。為了不落俗套，把這30多集專題片拍得讓觀眾愛看，他想採取文化生態學的觀點，即，假設文化是一套人們藉以適應環境，解決生計問題的系統，各民族的文化特點與他們各自所處的環境差別相關，而民族自治地方也正是構建在這種文化生態學差異上。因此，他把這部反映中國民族自治地方的專題片的片名叫做了“一方水土一方人”。對此，我只能茍同，儘管我並不以為民族文化差異僅僅是植根于生態環境差別的差異，但我以為這種觀點總比把文化差異看作文明進化階段差別好一些[10]，更何況我一時又想不出此外還有什麼理論可以搬上中央電視臺熒屏。

我沒有想到他能這麼快就派出拍攝人員來L。我猜，他所以首選L州試拍，部分是因為他恰好在這時收到L方面的邀請——因此可節省一些經費，但更重要的原因則可能是，他認為火把節是彝族文化表達的焦點——做專題片的人，怕的就是找不到明快的表達焦點。我記得他曾以彝族和傣族為例來闡發他的拍攝思路。他認為，彝族人用火把表達節慶，這説明彝人尚火，而彝人所以尚火則可能與他們的山地農耕生計有關係。傣族人過潑水節，則表明傣族文化是水為核心的，而傣族人所以愛水則與他們的平壩稻作生計相關。然而，他並不總是具有文化生態學家的一貫性。他好像仍舊記得有人説過，人類對於自然力量的駕馭是從人工取火開始的，因此，不時又能聽到他的另一套“歌德巴赫猜想”，即，火把節是否包含著火崇拜成分，夾雜著普羅米修斯之前的人類信仰，等等。

“火崇拜”、“尚火的民族”、“火把族”,這也正是當地彝學研究者近年來對於彝族特性的概括。當然，這種概括是有事實依據。彝族人尚火，他們家中的火塘是不能熄滅的。他們的生活是圍繞著家中的火塘來展開的。他們起居在火塘邊，待客在火塘邊。火塘的鍋莊石是不能蹬踩的，火塘是不能隨意跨越的，人與人主客和長幼秩序是通過所坐火塘方位來表達的。他們認為火是聖潔。洗過的東西未必乾淨，但燒烤過的東西則總是潔凈、衛生的。人與神關係是通過火和煙來勾通的，火是能驅鬼祛晦的。他們逢年過節祭祖時，必須先把祭品在火塘上繞一圈，才能把祭品放在祭臺上。畢莫做法時，必須先在火塘裏燒紅幾個石頭，然後將之置於清水中，讓騰升出來的蒸汽凈化周圍環境。彝人的生命過程幾乎是通過火來演繹的。人一齣生就要被抱到火塘上繞一圈。嫁來的新娘要從門外的一個火堆跨過才能進入丈夫家，成為夫家的人。人死後則需火化，只有火才能把死者送到祖界。他們甚至認為，火是為人類的誕生而燃燒的：天上的祖靈落地變成了燃燒的火，燃燒的火演變成了人類以及其他生物種類[11]。

認同於火，把火當作自己擁有的力量，這在火把節中有明確表達。在當地人中廣為流傳的有關火把節起源的故事便是這樣一個有關人類用火與天神抗爭的故事：遠古的天神恩梯古慈派天上的摔跤能手斯惹阿比來人間收稅。斯惹阿比來到地上，遇見了人間大力士火體拉巴。火體拉巴質問他：“你們住在天上，我們住在地上，為什麼要我們納稅？今天我們倆來摔跤，如果你贏了我，我們就繳稅，如果我贏了你，我們就不繳稅”。結果斯惹阿比被火體拉巴摔死了，天神恩梯古惹聞之勃然大怒，便派出無數害蟲來地上吃人們的莊稼。在火體拉巴的帶領下，人們砍來許多蒿桿，扎成火把，點燃後，衝向田間地頭，燒死了害蟲，最終獲得了豐收，戰勝了天神。此後，人們每年都要在六月二十四日傍晚點燃火把，去自己莊稼地裏，呼喊“‘燒害蟲合合，燒鷹眼合合，燒狼眼合合，燒害根合合，燒苦根合合，燒餓根合合’，以祈豐年”。

火把節在彝語裏被稱做“都則”。當地彝學研究者認為，此詞直譯為“賠火”，“對火的償還”，意譯則為“對火的祭祀”，因此火把節的種種活動和儀式可以被理解為“對於火的崇敬、感激和對火的期求”。據説，在過節時，人們會在家中祭火，由家中的長者唱一段對火的頌詞。這段頌詞為：“現在來過節，過節來祭你，祭你火塘裏的火，祭你永不滅，火伴家人坐，鍋莊是家婚，火是衣食火，火是光明火，一千年不滅，一萬年不熄，照著我們來，照著我們去”。

總之，中央電視臺來人的目標是清楚的，他們來拍L彝族火把節，拍當地人賦予火的意義，拍他們對火的認同，火對他們的照耀，他們對火的感激；拍戶內的火塘、鍋莊，有關火的儀式，以及讚頌火火的頌詞；拍夜間戶外的火把，由千萬支火把匯成的火海、列成的火龍，以及揮舞火把的彝家男女；拍艷陽天下，青山之間的節日聚會，摔跤、選美、賽馬、鬥牛、鬥羊、鬥雞……。

通過這些畫面，他們希望能夠再現當地人的觀點，即，當地人對於這個世界以及自身生命的看法，或彝族文化的特性。在他們看來，彝族是一個尚火的民族，火把節正是這種彝族特性的聚焦表達；尚火是自古以來的彝性，彝人賦予火把節的意義似乎是自古不變的。這種看法與當地彝族知識分子對於自身文化的表達是一致的，看上去似乎也就是當地人觀點。

然而，在P縣拍攝火把節的過程中，我所看到的則是：所謂的當地人觀點更多地是在與外地人對話的過程中激發出來的，從而在所謂的當地人觀點中實際上浸滲著“外地人”對於當地人的看法。作為象徵形式，火把節本身並沒固定不變的象徵含義。它的含義來自於它被舉辦、被消費。在不同的時間、地點，人們對於火把節用法可能不同的，從而不同場景中的火把節可能具有不同含義。即便在同一場景中，由於人們所處的社會位置不同，從而對於不同的人群，過火把節所生産或激發出來的意義和快感也有所不同。

二

中央電視臺的這兩位記者比其他記者提前一天到達西昌。為了爭取更多的時間和行動自由，他們決定徑直去P，在那裏再跟隨“走進L採訪團”行動。

一進入P縣縣境，我們就看到了公路上豎立著一個新近搭成的大牌坊，上面的巨大橫標説的是：“歡迎來到火把節之鄉”，紅底白字，格外醒目。據説，所謂火把節之鄉，是指過去彝人在火把節期間愛匯聚拖木溝一帶鬥雞、鬥羊、鬥牛、摔交、選美，而拖木溝則屬於P縣的轄區。不過，拖木溝一帶也是B縣和P縣的交界地帶，因此B人對於P人搶注“火把節之鄉”頗有微詞。

到達P縣城時已是晚飯時分。在縣政府接待室還沒有坐下來，當地的接待人員便帶領我們去縣政府食堂就餐。食堂就在政府大禮堂旁邊。在去食堂的路上，我瞥見禮堂內外擺滿了參桌，桌上已是杯盤狼藉，但桌的四週仍坐有身著彝族盛裝的男女青年，而禮堂內主席臺上則有人引項高歌。據説這是縣府為該縣卡拉- OK 大獎賽閉幕、頒獎和答謝而舉辦的宴會，該縣委書記的卡拉-OK唱得尤其好，在禮堂主席臺上已一氣唱了三首歌。顯然，為把P縣建設成少數民族文化旅遊大縣，為使全縣人民“能歌善舞”，該縣的父母官可謂費盡心機，不遺餘力。當時我奇怪，為什麼同行的這兩位記者不覺得應該回接待室取出設備來拍下這動人的一刻。後來我才明白，他們覺得這樣的場面太“人為”，他們希望拍攝的是“自然”、“本真”的能歌善舞的少數民族。他們不覺得，“能歌善舞”其實更多地是外來旅遊人群對於當地少數民族的想象和渴望，而當地少數民族則在努力按照這些旅遊消費者的想象和渴望塑造自己。

為了捕捉到當地人“本真”的節前生活情態，同行的那位編導請求當地政府在第二天安排我們去一個“典型的”彝族村寨採訪。第二天一早，縣政府派了一輛車送我們到一個離縣城約有4-5公里遠的山村採訪。在路上我們遇到了中央電視臺12頻道的一個記者以及他的當地顧問，他們同樣是被縣府安排去這個村子採訪。進村後，我們被帶到了村長家。當地的鄉長已在村長家等候我們多時，並請來了兩位彝家姑娘向我們敬酒，並準備為我們做歌舞表演。我們的編導怕拍攝時間被白白耽誤掉，因此只接受了敬酒，卻婉言謝絕了姑娘們的演唱和表演，弄得這位鄉長有些掃興。這位鄉長看上去很年輕。為讓他忘掉剛才的不快，我主動與他搭訕聊天。經閒聊得知他是漢族，但與我同鄉，是在越西縣城周家巷長大的。他原本在縣政府機關工作，最近才來此鄉挂職鍛鍊。

這個村子在當地看來較為富裕。村民們在忙著收拾剛收割回來的煙葉（許多住戶甚至有自己新建的煙葉烤房——而據我所知，彝人在過去沒有這種烤房），村中看不見任何火把節節前的喜悅和躁動。經過打聽，方得知該村在幾天前就已過了“火把節”，而且過節的方式基本上是家庭式的，即，沒有舉行諸如鬥牛、選美這樣的大型社會活動。此景有點讓人失望，12頻道的那位顧問建議乾脆來做“擺拍”。經他的安排，男主人抱來了一堆枯蒿桿，坐在院子裏，做出正忙於為火把節捆紮火把的樣子，女主人則找出了針線來，“趕著女兒做節日盛裝”。當這個被導演的劇目進行到讓戶主打雞、用火祛晦、祈福時，戶主從隔壁灶房裏點著一個火盆，端進屋內來，這時我們才發現，這屋內竟然沒有火塘！經詢問才知道，在幾年前，當地政府搞“形象扶貧”，改善當地人的居住衛生條件，撥款幫助當地人在隔壁修建了灶房和畜圈，因此家中的火塘和畜欄也就被革除了。此景讓我們的編導驟然失去拍攝興趣。他似乎丟掉了火塘，便丟掉了彝人尚火的本真。對此，他耿耿於懷，在離開P之前，竟特意對縣長進行了錄象採訪，追問了革除火塘後的彝族文化保護。然而，12頻道的那位記者似乎不在乎眼前的這些變化，他讓戶主一遍又一遍地念頌用火祛晦祈福時所念的頌詞，以便他從不同的角度拍下每一個細節。

在拍完該村返回縣城的路上，我們在該村所屬的區公所做了短暫停留，看見操場上大約有近百個青年男女身著彝族盛裝，手握紅綢帶，操練隊形和舞姿。這是該區為參加明天城裏的火把節慶典而組織的儀仗隊伍。這些身著盛裝的隊員滿頭是汗，看來已在烈日下排練了一些時候。指揮他們排練的是一位年輕小夥子，儘管他只穿了一件引有Nike字樣的T恤，看上去要涼爽一些，但他不時需要把音樂停下來，高著嗓門做示範，糾正隊員們的隊形和舞姿，因此看上去也很上火。據説，在火把節慶典儀式上，縣裏要對各單位組織的儀仗隊伍進行評比，優勝者會得到嘉獎，因此各單位都很重視自己的儀仗隊操練。

回到縣城，得知記者團恐怕要在深夜裏才能“走進L”。晚飯後，沒事幹，便去街上閒逛。該縣城不大，只有一條長長的主街。雖然已是傍晚時分，但街上的人流沒有減退，反而在增多。街邊的飯館、商店、電子遊戲廳、髮廊、卡拉-OK廳，以及各式各樣的燒烤、小賣地攤正在喜氣洋洋地忙著招呼顧客。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熙攘于街的人群中幾乎看不到什麼外地遊客。看得出來，他們大都從鄉下趕來觀看明日火把節慶典的彝人。

在街上走著走著，我們突然覺得街上的人流變有點兒擁擠起來。舉目向前望去，看見了一條橫幅標語跨街懸挂在空中。留神讀去，上面説的不是“歡迎來到火把節之鄉”，而是“歡迎省籃球二隊光臨我縣指導”。走到橫幅懸挂處，發現附近有一個露天燈光籃球球場。球場的看臺和空地上擠滿了觀眾。他們正在全神貫注地觀看籃球比賽。據説這僅僅是一場縣內區一級的比賽，而省籃球二隊與另一支從外地邀請來的籃球隊之間的比賽則要在明日慶典儀式結束之後才進行。看到當地人對於籃球比賽的執迷，編導頗有感慨。他説，其實我們更應該來拍一部“邊城球賽”，講述省籃球二隊給當地帶來的期盼和興奮，分析籃球給這個小城帶來的歡快。當然，這只是説説而已，他好象不能隨意改變原定拍攝計劃。不過，透過這事倒是能夠看見，我們更多地是在面對當地人對於現代都市繁華的嚮往，而不是他們對“火”、對其本土性的迷戀。

第二天早上，我們跟隨“走進L”記者團去縣城邊上的民族廣場拍攝火把節慶典。在這個小縣城的街上，突然冒出三百多位外來記者，這讓當地人既新鮮又興奮，感覺到傳説中的外來遊客離他們已不是太遠。

廣場坐落在主街後面約兩百多米的山坡上，是一塊從半山坡上推鏟出來的寬闊平臺，一面靠山，三面淩空，視線很開闊。P縣氣候溫濕，植被甚好，四週是一片翠綠。推鏟出來的廣場土壤呈猩紅色，鑲嵌在這一片翠綠中，很是悅目。

慶典儀式十分壯觀。各儀仗方隊身著的民族盛裝顯然經過統一調派，刻意表現了L阿都、什扎、依洛等各個彝人支系的服飾特點，因此看上去每個方隊的彝族著裝都不同，很像是一個五彩紛呈彝族服飾演示會。然而，除了彝裝方隊外，也還有由縣上武警中隊、醫療衛生等單位組成的方隊。當地的武警人數不多，沒有挑選儀仗人才的餘地，以致方隊人員的身高參差不齊，儘管身著迷彩服，手握鋼槍，但在這濃粧艷抹，珠光寶氣的儀仗行進氛圍中卻不僅沒能顯出軍威，反倒讓人覺得有點兒滑稽。醫療衛生方隊要整齊一些，他們身著白大褂，當然是在彰顯科學和進步。然而，在這五光十色的人文歡騰中，這隊伍卻顯得有點兒蒼白和突兀。

這十余支方隊中，有兩支方隊尤其搶鏡頭。其中一支是由撐打著黃傘的彝家姑娘組成，另一支雖是一般的彝族青年男女混合編隊，但卻是由三位彝族民間老人領前。

彝族婦女喜愛黃傘，尤其是過去那種用黃油布做成的傘。她們每逢出門趕場總是喜歡帶上它，用它來遮陽避雨，以致攝影記者們讓人看到的彝族女性常常是在黃油布傘下步行、路歇、哺乳、含情、欣喜、幽怨，黃油布傘成了彝族女人的隱喻，進而也成了彝族傳統的一個方面。然而，彝家所用的傘自來都是從外面買來的，遺憾的是如今外面的工廠已不再生産這種黃油布傘了，大會組委會只好買些黃尼龍布傘來做替代。總之，此景讓我再次想到，所謂的傳統總是在不斷被創造和改變，而且這個過程不僅取決於當地，同時還受制于外面。

另外那個方隊所以引人注目，主要因為該方隊安排了三個老人領前。位於三人中間的那位老者的頭上盤了一個碩大的發髻。據説這是因為他的頭髮近3米長，倘打開，便無法行路。他的這頭長髮是他成了攝影記者們捕捉的明星。長時間被記者們圍著拍照，他已顯得有些不耐煩，竟然向記者們索要香煙來抽。看上去，他好象已意識到了自己的肖像權，因此覺得有權力要求記者們為他做點什麼。旁邊的一位老者穿著一件不知是用什麼材料製成，但一定很古老的蓑衣。另一位穿的則是一件看上去很有年頭的羊皮瓦拉或斗篷。總之，這三位老人的著裝很古舊，與方隊中的其他成員簇新鮮艷的盛裝形成了反差。顯然，把他們並置在一起，這與其是在言説現在與過去的斷裂，倒不如説是在彰顯現在對過去的延續。然而，在我看來，促發這種並置的則是既不是彝人的“曾在”，也不是彝人的“現在”，而是彝族的“能在”或未來。此情形很象海德格爾所稱的那種對於“本真的生存”的訴求。在海德格爾看來，此在的在或人的生存/存在並不是現成已有的東西，而是一種可能性，一種能在。本真的存在只有作為將來的存在才是可能的。“只有當此在如‘我是所曾在’那樣存在，此在才能以回來的方式從將來來到自己本身。此在從將來而是曾在。先行達乎最極端的最本己的可能性就是有所領會地回到最本己的曾在來。只有當此在是將來的，他才能本真地是曾在。曾在以某種方式源自將來”[12]。

領導致辭、儀仗隊表演完畢，便是鬥牛、賽馬等活動。這些活動雖然仍是由官方組織的，但參賽者卻是當地住戶。

L當地的馬匹以身材短小、爬山耐力好著稱，在歷史文獻中常常稱做“建昌馬”或“巴布馬”。由於受賽馬體格所限，比賽能跑出名次來的騎手一般都是12-13歲的少年，而不是想象中的那種英俊魁梧的壯漢。

鬥雞、鬥牛、鬥羊當然是以擊敗對方的雞、牛、羊為勝。但是，這裡所謂的獲勝並不是必須要這些動物拼出個你死我活來。按照這裡的規則，只要鬥到對方的牛、雞或羊逃跑，不肯再鬥就算勝利。基於這種規則，鬥手們總是會設法讓對方的動物喪失鬥志。以鬥牛為例，常常會有人暗中在牛角上塗抹一些麝香或什麼的，讓對方的牛怕聞這種氣味不肯接近對手，輸掉比賽。因此，鬥場上的局面常常是牛的主人的鬥志高於牛本身的鬥志，他們常常揮舞棍棒威逼自己的牛繼續戰鬥。

總之，這些活動並不想我們的編導事先想象的那樣緊張、激烈，然而卻真是當地人的習慣。至此，他好象看到了自己面對的兩難，即：這火把節慶典儀式艷麗、壯觀，但看上去太“人為”、太官方化，有悖于“本真”或“自然”，頗似家中那位製片人天天在譏笑的“偽民俗”；這鬥雞、鬥羊、鬥牛夠土氣、本真，但平淡、散漫，難上鏡取悅電視機前的觀眾。總之，壯觀的不“自然”，“自然”的不壯觀。為此他有點兒沮喪。

對此，我曾斗膽暗示，當今人類學更多地是關注當地人賦予儀式的意義，而不是儀式本身。在這裡為鬥牛、賽馬而真正興奮的是那些鬥手，以及明白他們為何而鬥的親戚、鄰里和朋友。如果我們能夠辨析、揭示他們賦予這場活動的層層含義，那就是所謂的“深度描繪”，就是人類學的上乘作品。至於怎樣來揭示這些意義，我們可以通過大量訪談來講述這些鬥手為參加這次比賽所傾注的金錢和心血，講述他們對於這場比賽等待和渴望，他們為贏得這場比賽所採取的策略，他們對於自己對手的預料，他們的親戚朋友對於這場比賽預見、評判，等等。當然，他覺得這樣做也不錯，但無奈，我們沒有時間來這樣做。

作為局外人，我們逐漸厭倦了這些同時在廣場上進行的鬥雞、鬥牛和鬥羊。我們只能看到這些活動的表面，因此覺得它們零散、重復，平淡、沒有高潮和焦點。在經過大街回賓館的路上，編導和攝影反倒興奮了起來。他們看到街上擠滿了鄉下彝人，看到這些鄉下彝人在街上小攤上吃東西、打電子遊戲、進商店、逛街、閒聊、嬉戲，於是便停下來拍攝火把節給這個小城帶來的繁華。然而，看見有記者拍街境，這些當地人更興奮，以致不斷有人圍上來，看清了攝象機上的CCTV標記又離去，並稱這是12頻道的記者。顯然，他們熟知12頻道，覺得大凡來這裡的中央電視臺記者都是12頻道的記者。看得出來，“走進L採訪團”的到來是一樁當地不常見的盛事，當地人對於弄清楚自己遇見了什麼樣的記者具有濃厚興趣。念及此時，我突然覺得，或許，這些鄉下人進城不僅是為了觀看賽馬和鬥牛，而且還是為了觀看這個記者採訪團。這究竟誰在觀光誰？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並不太清楚。

晚飯一結束，我們便離團上街去等待火把街之夜的到來。街上很熱鬧，有不少人在買火把。火把不算貴，一元錢一把，我也買了一把。隨著夜色降臨，街上變的越來越擁擠，以致我與編導和攝影被擠散。在街上找了一陣找不到他們，我只好一人去廣場。在去廣場的山路上，看見不少人點著火把去廣場，也遇見有人從廣場上下來，方知火把遊行早已開始。到了廣場，我點著火把，跟隨大家狂舞了一陣，待手中的火把快燒盡時，便把它仍進了附近的篝火中。

扔掉了手中的火把，我開始心平氣和地來欣賞這個火把之夜。廣場上沒有燈光，因此篝火顯得格外明亮。廣場上播放著彝族“達體舞”舞曲，燃燒著五六堆巨大的篝火，大約有五六百人在圍著篝火跳“達體舞”。為了獲得更好的視線，我爬到了靠山那面的看臺高處去欣賞這非同尋常的夜景。坐在這高處，看著在這跳舞的人群中，時而有人加入，時而有人離去，圍繞篝火而成的舞圈因此時而擴張、裂分，時而縮小、併合，覺得十分美妙。借火光，看得見每堆篝火前都有10多位身著彝家盛裝的青年男女領舞，跟隨著他們起舞的則主要是外來的記者或家住縣城青年男女，至於那些進城來“過火把節”的鄉下彝人則幾乎看不見。我在看臺上靜坐了大約一個小時，看著離路口較遠的那兩堆篝火的火焰逐漸退熄，剩下的來領舞者和鐵桿舞迷不得不加入到其他舞圈中去。

廣播裏仍在播放歡快的舞曲，但廣場上跳舞的人卻在逐漸減少，篝火也在逐漸退熄。我離開看臺，回到廣場。走近跳舞的人群，看見連領舞的人也大都離去，繼續跳舞的仍是那些外來記者或“遊客”。圍繞著跳舞的人群轉了一圈，發現在不遠的暗處尚圍有30-40人。走近去看，他們都是鄉下彝人，正圍在一根沖天豎立的空電桿四週，估量、議論著這根稈子，不時則有人去試爬一下。顯然，他們在為明天的爬桿比賽做準備和練習，對於不遠處的篝火和達體舞，他們有視無睹。外地人和本地人，正在跳舞的和準備明天爬桿的——顯然，不同的人群賦予火把節的意義是不同的。

當我正在為中央電視臺的朋友不能與我一起來捕捉這種意義反差感到惋惜時，我發現了那位編導和攝影也在不遠處觀看這群彝家壯漢。我忍不住籲請他們拍下這轉瞬即逝的反差。很遺憾，他們沒有帶燈光，沒法響應我的請求。

我們一起離開廣場，回到大街。與廣場相比，這裡的熱鬧有增無減。沿街的小販在叫賣，店舖裏的電子遊戲機在呼嘯，音像店裏在放歌，滿街的年輕人在嬉戲，那個露天燈光籃球場仍被圍得水泄不通，不時傳出球迷們的喝彩。

望著大街上這些摩肩接踵、遊興正濃的當地人流，聯想到廣場那些不肯隨篝火退熄而散的外地遊客，我再次感受到一種意義反差。這種反差讓我記起了不久前曾聽説過的那句笑話，即，“如今的火把節是漢人打火把，彝人打麻將”。當然，我不相信今天所有的彝人都會打麻將，都有錢打麻將，所有的漢人都有興趣、有錢來打火把，但我相信這場火把節慶典對於不同的人，對於當地人和外地人，對於當地的幹部和百姓，對於百姓中的窮人和富人，其含義可能是不同的。對於中央電視臺的那位製片人和一些彝學專家，火把節意味著彝性的表達；對於那個一口氣連唱三首卡拉-OK的縣委書記，火把節意味著旅遊開發；對於一些彝族鄉下孩子，火把節或許僅僅意味著進城來吃一碗米線，玩一次電子遊戲，或看一場電影。

三

綜上所述，我覺得，“尚火”，這更多地是今天當地知識分子對於彝人的“曾在”或“過去”所做的概括和表達。這一概括是有事實依據的，但它所指的主要是曾在的事實，而不是現況，儘管現況中存在過去的某些蹤跡。現況總是流變的，充滿著無終無窮的，近便的生存可能性，無助於確認一個民族的“能是”或“所將是的虧欠”，因此一個民族的先行決心，或朝向未來的本真生存決心需要退回到這個民族的曾在來領會自身，有所選擇來來確立自己本真生存的可能性。或許，這也就是為什麼總有人説，現況是流俗的，只有未來和曾在才是真。

上述火把節慶典像是在重演彝人曾在的生存。然而，這種重演是“從下了決心的自身籌劃發源的；這樣的重演並不聽從‘過去之事’勸誘，並不只是要讓‘過去之事“作為一度現實的東西重返。重演毋寧是説與曾在此的生存的可能性對答”[13]。今天當地人舉行火把節慶典並不是因為他們仍認為人類在火中誕生，火為人類燃燒，而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曾經這樣認為。他們需要在自己的曾在中有選擇地來發現自身生存的可能性，確認自己的本真，把自己傳承給自己。

然而，我的問題是，當地人的曾在同樣是充滿異質性的，通過對其文化遺産的承接來開展的本真生存的實際可能性也是多種多樣的。把那些東西當作當地人所曾是，把那些東西當作當地人的本真生存表達，這並不完全取決於當地人觀點，也不完全取決於當地人對其自身未來或本真生存的籌劃。

表達L彝人的獨特性，這不僅是L彝人的某種意願，同時也源自某種外在要求。據説以前L州的某位領導幹部就曾因為沒有穿上彝族服裝去迎接中央領導，沒有表達出應有的彝族特性而受到過批評。又據説，在L州政府為“走進L採訪團”的到來舉行記者招待會上，西昌這坐城市也因沒有體現出彝族風格而受到記者們的質疑。通過火把節慶典來彰顯一個民族自治地方的文化可區分性，這不僅是對於當地人特性所做的一種的表達，也是就外在民族政治預設所做的一種應對。政治預設不僅必須基於現實，而且可以造就現實。情況並不只是差異生成民族，而且可以是民族生成差異

當地人發聲並非是自囈，他們的觀點生成于與別人的對話。在他們的觀點中，不僅能看到與別人爭辯，而且能看到對別人觀點的內化和引申。眾所週知，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無論是當地人還是外地人都是把L彝人是被當作一個停留在奴隸社會階段的人類社會進化活化石來論述的。把L彝人概括表達成一個尚火的民族，這不過是這些年來才有的事情。在我看來，這種文類（genre）的轉變是並不是無鑒可借的。它與今天人們喜歡討論儒家性，不再愛問津封建性很類似[14]。在今天的彝學研究中，有關火把節的起源是一個熱點。在討論中，佔據主流的觀點是認為火把節即是古代漢文獻曾記載過的“星回節”，即，它實際上是一個物候節氣，是根據北斗星斗柄朝向和氣候變化來確定的，並不僅僅起因于一個有關人神衝突的傳説。當然，這看上去象當地人觀點，但實際情形卻是大多數當地人並不知道什麼“星回節”，他們知道只是自己的祖先曾用火與天神抗爭，他們需要續演這種抗爭。然而，問題還在於，為什麼有這麼多的彝族知識分子不滿足於既有的傳説，希望把火把節科學化或“去迷信化”？在我看來，這更多地是因為他們需要應對科學主義壓力，或者説，他們的觀點已是科學主義的觀點。

舉辦火把節慶典更像是一種文化生産，然而，在不同時期，這種生産的性質是不同的。在過去，這種生産基本上是“自足”的，即旨在滿足當地消費，在當地促發家庭、社區團圓、歡聚和交流，祛除災害、祈盼豐年等意義和快感。然而，如今這種生産更像是一種商品生産，它的目標不僅在於滿足當地社會需求，而且在於對外流通，吸引外地遊客。用當地政府官員的話説，如今的火把節是“文化搭臺，經貿唱戲”。然而，欲吸引外地遊客，這需要充分考慮外地遊客的觀點和品位，讓這“異鄉情調”或當地人觀點能夠在他們當中促發意義和快感。因此，在這趟行程中，我所見到的更像是當地人在按照外地人對於異鄉情調的想象和渴望修正、建自己的觀點，努力把一個由別人想象的“自己”傳承給自己。

總之，在這趟行程中我並沒有看見傳説中那種當地人觀點，真正讓我難忘的是當地人對於省籃球二隊到來的期盼，以及外來遊客對於廣場篝火的眷念。我不知道當地人的觀點究竟在那裏。在那個被圍得水泄不通露天燈光球場上？還是廣場上那幾堆遊人稀疏的篝火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