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鐘敬文先生

央視國際 (2005年01月09日 22:15)

　　2002年1月10日0時1分，我國著名民俗學家、民間文藝學家、詩人、散文家、教育家鐘敬文教授匆匆走完百年人生路程，在醫院裏靜靜地告別了人世。以先生這樣的高壽，且自先生住院後，從少華和小宜兄妹處不時知道先生的病情發展，對於先生的辭世應該是有些思想準備的；但當天少華在電話裏告知我這一噩耗時，我還是感到有點突然。因為這些日子大家都在張羅著為先生慶賀百年壽誕，連在人大會堂開會的日期都定下來了，先生卻突然離去，我心裏能不覺得一片茫然嗎？

　　是的，先生真的是走了，走得確有些“匆匆”。按理説，一個人能以百歲高齡善終，應該是“從容”甚而有些“余裕”的，用“匆匆”形容其離去似乎不甚妥當。但事實上先生的離去又確有些“匆匆”，這不僅是因為他不等祝壽活動後再走，更因為在我看來他一生都在忙著讀書，忙著研究，忙著教學，忙著工作，就像一位匆匆趕路的行者，總是停不下來。直到去世前還留下一句話，竟是“我還有很多事要做”。這能説先生走時不感到匆忙焦急嗎？

　　1954年我到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上學時開始得識先生，留校任教後又和先生同在一個教研室工作20多年，以後雖離開了師大但和先生同住在一個院子裏，一直經常來往，長期從他那裏學得許多知識學問和做人的道理，時時得到他的啟發和鼓勵，真是一生受用不盡。現在回頭去看，近半個世紀的事宛如就在眼前。

　　先生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即和夫人陳秋帆先生一道由香港到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任教的。當時先生和語言學家黎錦熙先生、文藝理論家黃藥眠先生同是國內最著名的一級教授，加上還有其他一些國內知名學者，師大中文系以這樣的教師陣容，在國內高校相同科系中，被公認為排名最前。開始是陳秋帆先生給我們上“現代文選及習作”課，後來才是聽先生的課。那時，儘管先生為人隨和，但在我們眼裏還是覺得望之彌高，不可及攀。尤其是1956年魯迅的日本摯友內山完造來華參加魯迅逝世20週年紀念活動時，應邀到師大訪問並作學術講演，是由先生夫婦接待並由陳秋帆先生任講演翻譯，我們不但知道了先生和魯迅是同時代人，還知道了先生夫婦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貢獻，更感到由衷的敬佩。但到我畢業前夕，一場巨大的政治風暴把中文系的教師隊伍吹得七零八落，先生也被打成“右派”，成了“人人得而誅之”的罪人，（溫文爾雅心地善良的陳秋帆先生也同時被打成“右派”！）我一時不解，總覺得他有些像龍困淺水，虎落平原，心裏不免對他抱有同情。表面上不敢與他接近，內心卻反而更多一些親近了。

　　先生被劃為“右派”後，由他辛辛苦苦一手創建的民間文學教研室（既是全國第一個也是全國唯一的一個民間文學教研室）被解散，人員合併到我們中國現代文學教研室裏來，由此我和先生也就有了較多的接觸。當時先生身份雖還是教師，但因為是“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處理”，所以只能做資料工作，不能上講臺，實際上是被剝奪了教師的資格。不過我們大多數青年教師出於各種原因也還是尊敬他的。在我來説，一方面是還保有過去對他的認識，另方面是感到他畢竟是年長者，我們怎能因他“犯有錯誤”就對他不恭不敬呢？更何況我這人從來被認為是“思想右傾”，“劃不清階級界線”，説實話我也確實鬧不清楚他犯有什麼樣的錯誤，是怎樣“反黨反社會主義”。但也有個別人（主要是教研室領導）對先生是嚴厲的，直到70年代中期（已是“文革”後期），先生早已被摘去“右派”帽子，有人對他還是嚴厲有加。記得在一次檢查工作的會上，一位領導因先生接受的任務沒有完成（查幾條《魯迅全集》中的註釋——這種工作本來就很難限時完成），便板起面孔加以呵責。看到先生低頭坐在角落裏一臉委屈的神態，我真是難受極了。我當時因處境不佳，不能言説，除真想代先生受一頓呵斥，心裏還存一點抗辯，覺得那位也是晚輩的領導，不説照顧一下先生的面子，又何必在身處逆境中的老人面前逞威呢？

　　“文化大革命”中，先生的日子更其艱難。他除了是“右派”（雖已摘帽），還是資産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是雙重的“反動分子”。當時先生只能“認罪”，不能抗辯，但承認自己是“學術權威，不是資産階級，也不反動。由此也可見出他的幾分天真而又不失自尊。此時他不但政治上處於被“專政”的地位，生活上也十分困難。他一家數口被“革命群眾”勒令從原來的單元房搬到我住的那幢筒子樓。原來的傢具和生活用品被迫處理丟棄不説，最難的是老少兩代擠在一間居室。特別是兒媳婦從外地回來探親，更是十分尷尬。平時從不喊苦從不叫難、在系裏以溫順聞名的陳秋帆先生也忍不住對我説：“説起來都無法張口呀，兒媳婦回來真沒法住呀！直到後來稍稍講一點政策，學校才同意在我住的四樓借一間房間給他兒子住，尷尬的局面才有所緩解，而我也有了可能和先生一家更多聯絡。

　　令人敬佩的是，先生雖長期處於困境，卻沒有絲毫放鬆對學問的追求，沒有減少一點工作熱情。在現代文學教研室，他利用自己曾和魯迅有過接觸並留學過日本的條件，致力於魯迅的資料整理和研究工作，除了寫出一些考辨性的論文，還翻譯出曾經受業于魯迅的日本友人增田涉著的《魯迅的印象》在內部出版。這一些，即便在現在看，也是很有水平和很有意義的。“文化大革命”結束時，先生已是73歲高齡，即使用現在的標準和眼光看，也是垂垂老矣，但在他卻是又一個學術青春期的開始。他不但乘解放思想的東風，積極為恢復民俗學的地位而奔走呼籲，還為推進民間文學和民俗學的學科建設殫精竭慮。從此時起，直到他去世，20年的時間裏，他撰寫、主編了近20部專著和教材，幾乎是一年出版一部；經他的手培養了近50名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其中絕大多數是博士）；他因為科研和教學成績優異多次獲獎，還獲得過北京市勞動模範的光榮稱號……這一切，不用説對於一般耄耋之年的老人是怎樣不可想象，就是對於許多身強力壯的人來説也很難做到，很難企及。近兩年我不止一次對先生開玩笑説：以您這樣的高齡還親自指導這麼多研究生，真可以申請吉尼斯世界紀錄。他聽後淡然一笑卻又帶幾分認真地説：“從前蘇聯有一位教授80多歲還指導研究生，被認為是很了不起，現在看來像我這樣歲數還帶學生的怕真是沒有。先生這樣説，也透出他的認真和自信。可以説，他拼命工作的精神和完成任務的效率也確實是罕見的。他住進醫院後還親自為研究生安排功課，多次約學生到病房談開題報告，直到他彌留時還惦記著學生的畢業論文。我敢問一聲，像這樣的百歲老人世上還有第二人嗎？

　　我還要特別感謝的是先生對我的關心和理解。“文革”後不久，我從師大調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調動前，我去告訴先生。他聽後沉吟了片刻，説：“其實在師大也還是可以好好幹的，不過去社科院也好，那裏條件對你來説可能會好一些，更專心做你的事。”以後我常去看他或清晨在校園裏散步遇到，我陪他邊走邊聊，他總要問我一些社科院以至文化界的情況，給我的印像是他對許多事都很關心。我特別感到吃驚的是，以他那樣的高齡，不但對現實中的問題知道很多，而且許多問題都有清醒的看法。他一點也不保守落後，有些問題甚至比一般年輕人還看得準確清楚。每每説得高興，他也很得意地説：“我雖然這麼大年紀，但不糊塗，不像誰誰誰，雖然活了八十幾，九十幾，但生活不能自理，或不能思考問題，那才是真正的老了啊！這時我就覺得先生雖然年事已高，但並不老，而且仍然年青。

　　現在，先生終於以百歲高齡靜靜地離別我們而遠行了。過去，每當清晨，師大校園裏還很少有人出來活動時，就可以看到一位老人提著手杖（注意：不是“扶著”，“拄著”）精神矍鑠急匆匆地行走著，有人把這説成是師大校園裏的一道風景。這位老人就是鐘敬文先生。他一生都在急匆匆地走著，連早晨散步也是如此。現在，這道靚麗的風景永遠消失了，但這位老人的身影會永遠刻印在人們的腦海裏，他的精神魅力也永遠會在人們心中發生作用。我相信這一點，至少，在我就是這樣。

　　來源：中華讀書報

責編：郭翠瀟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