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之子 民俗之父

央視國際 (2005年01月09日 22:11)

　　1938年初在廣州，那時正是日本侵華戰爭爆發，所有愛國知識分子，都不約而同地出入於以夏衍同志為首的救亡日報社，關心著國家大事。在那裏，我初次會見喬冠華、孫大光（葉肇南）、林林和鐘敬文、尚仲衣教授等，都是一時俊彥。

　　早已拜讀了鍾先生的《西湖漫拾》等散文，對於這位具有詩人氣質的散文家的清秀文筆，是十分傾仰的。那時我是個二十來歲青年，什麼都不懂，比我大十歲以上的鍾先生，其後從廣州到粵北，相見日多，便無話不談。印象最深的是1938年冬，鍾先生從江西星子和同在四戰區政治部的鬱風來粵北連縣的三江鎮，我們相聚了多日，從抗戰形勢談到烽火中朋友的音訊，詩文唱和等等。大敵當前，當時的知識分子還是有敵愾同仇的感情的。

　　1939年初我離開粵北，直到1950年才又和鍾先生在北京相見（那時我和鬱風早已結婚，鍾先生早年在杭州和鬱達夫都是湖畔詩社的朋友，所以應當是長輩了），鍾先生依舊是淵靜瀟灑，溫良恭儉那股書生氣。北師大在西城，我和鬱風住東城，那時也各忙各的，相見時難；但電話書札，和朋友的通傳，訊息總還是不斷的。

　　鍾老畢生致力於民俗學，在學術上的建樹是遐邇公認的。我這個人不學無術，對鍾先生的學説所知極淺，平日見面，談詩，談文藝，談朋友的狀況多，卻沒有專誠請教他關於中國民俗學方面的問題，這使我終生遺憾。近年來，已有學人感覺到自然科學飛躍發展，人文科學有落在後頭，配不上套的危機感。對於一個民族來説，文化是民族構成的主要因素，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作支柱；同時也是民族群體産生凝聚力的主要因素。而範圍十分廣闊的民俗學，在一定的意義上説，它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的根，任何民族的高層次文化，都是從民俗文化滋生出來的。（鍾先生説過：“民俗是人民傳承文化中最貼切身心和生活的一種文化，也是人類中最具有普遍性的一種文化。”）要了解和發展這一民族精神，民俗學的研究，應當是一門重要的人文科學。民俗學和人類學、民族學、史地學、文學、藝術都有血緣關係，而每個人生活中的每一細節，衣食住行、吃喝玩樂，都貫穿著民俗的細胞。這樣廣大淵深的一門學問，鐘敬文先生經過八十年的努力，把具有中國特色的多民族的一國民俗學，系統化地建立起來。被日本學者稱為“中國民俗學之父”的鐘敬文先生，對我國文化學術的新貢獻，是很不簡單的。

　　鍾先生曾自詡説，他是“五四之子”，就是説，他的學術思想，植根于“德先生和賽先生”。鍾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民俗學者、民間文藝學者、詩人、散文家、教育家……但歸根到底，他的一切成就，是源自人民，為了人民，鍾先生應是一個人民學者。

　　近年來從國外回來，便聽到文化界紛紛傳説“北師大一景”，那就是每天淩晨，師大校園總見到行將百歲的鐘敬文先生，步履輕盈地揮著手杖在散步，從不要人跟隨攙掖。學校為了照顧他，去年只分配老先生帶四位研究生，可鍾老力爭到八位。他從小紅樓宿舍步行到教室，有時電梯停用，他老人家還堅持要走上六層樓，把同事和弟子們都急壞了；鍾老這種敬業精神，真是叫人“高山仰止”啊！

　　鍾先生從五十年代初擔任師大教授，半個世紀以來，他教過的學生當了教授再退休的，已在十數以上；他不但每位新老同學的名字叫得出來，還清楚地記得很多同學的成績和特長。有時我到師大，陪同啟功先生一起去拜訪他那書堆滿地、僅堪容膝的“斗室”，聽他朗誦民初安徽詩人韓孤雲（耆伯）詩，不能不駭異於先生的驚人記憶力。

　　説到詩，鍾先生早年作“湖畔詩人”時代，和沈尹默先生等同樣是寫新詩的，但他晚年卻以舊體詩著名；鍾先生的詩哀樂過人而沉涵蘊藉，耐人尋味。他曾説，好詩易被人欣賞，卻不是人人能作；感受、功力、天分缺一不可。他很欣賞聶紺弩的詩，而紺弩則公開説鍾先生是他做詩的老師。紺弩不輕許人，這可能不是謙詞。

　　聽説鍾先生住院期間，于12月30日還在病榻上親筆給有關部門寫信，殷殷提出關於大學民俗學教課的建議，老人的最後心血，還灑在有關國家文化的事業上！

　　當我去探病的時候，鍾老還談到他新作的四首七律詩，又提起我出版一本旅遊詩文的事，最後還希望韓孤雲詩將來能公之於世……一位把終生貢獻給文化的老人，彌留之際，大小心事，這樣縈繞于一顆赤熱的心魄中，作為一個後學，我的心情，不堪筆述。

　　我和鬱風與鍾老這七十年的一段情誼，是可珍可念的。對於他的一生貢獻，我們給他老人家獻上如下的一對輓聯：

　　百歲文星，韆鞦師表；

　　人民學者，湖海詩人。

　　《人民日報》(2002年01月17日第十二版)

責編：郭翠瀟 　來源：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