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事作詩人的鐘敬文

央視國際 (2005年01月09日 22:09)

　　本文係作者為鐘敬文先生整理未刊詩詞稿有感而作。鍾先生既是學識廣博的學者，又是才情卓然的詩人。他的詩歌內容豐富，頗有韻味。

　　“余事作詩人”。鐘敬文先生嘗屢書韓文公此語，想必此語最能道出他在事業選擇與安排上的心境與志向。民俗學與民間文學的泰斗地位，使他不能夠傾盡全力地投入他從小就鍾愛的詩歌創作，於是有些不甚了了的人，也就僅知傾慕他的學術成就而忽略了他的詩。鍾先生95壽辰時，我曾作過兩首白話《如夢令》，抒發的就是這種感慨：“常見校園清曉，一叟神揚步矯。借問是何人，如此神仙儀錶？記了，記了，此即敬文鍾老。”“我亦久聞鍾老，早是一級國寶。提起民俗學，誰不傾心拜倒？尚少，尚少，還有詩文更好。”

　　當然，這“余事作詩人”中，也包含著鍾先生的一絲無奈。因為他曾很認真、很深情地説過：百年以後能在墓碑刻上“詩人鐘敬文”足矣，足見其對詩歌創作的熱情。因此他所説的“余”，只是無奈的時間與精力上的“余”而非感情與喜好上的“余”。其實，當年的韓文公又何嘗不是如此呢？當我為鍾先生幾十年製作的積累整理出八九百首詩時，我能從每一字裏行間中感受出他傾注其中的深情與摯愛，而且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詩人”前面完全可以加一個“大”字。因為不論數量還是質量，鍾老都可以和歷史上的許多大詩人相比。

　　“最是難忘戰地詩”（《六十雜憶》）。説鍾先生是大詩人，首先是因為他的詩境界大。他能衝破狹窄的、個體的生活圈子和感情天地，走向更廣闊的社會空間，進而能和國家、民族、人民息息相通。鍾先生生於1903年，幾乎和20世紀同齡。而20世紀中國和中華民族最迫切、最根本的任務是救亡圖存，特別是八年抗戰期間，鍾先生不但怒吼了，而且行動了，還將它化入到滾燙的詩行中。就憑這一點，他就可以稱為大詩人！當1935年華北形勢危急時，正赴日留學的鍾先生就寫下了“過客雄心未能死，百金欲買奈良刀”的詩句。當抗日戰爭爆發之後，他又毅然割捨一切，僅攜一部放翁的《劍南集》投筆從戎，寫下了一系列壯美的詩篇：“莫道孱迂不解兵，夢中往往奪松亭”，“匈奴尚驕悍，未許説歸期”，“日暮軍流動離席，豪情別意兩難平”，“轅門草檄每宵分”，“春陽如雪照戎裝”。這些詩句不禁讓我們想起放翁的許多作品。它們都是用對國家和民族的赤誠之心寫成的，而放翁曾雲“後世但作詩人看，使我撫幾空長嘆”，讀鍾先生的這些詩亦當作如是觀，它不再是詩句了，它已變成詩心、詩魂，變成獻給國家與民族的誓言和犧牲！

　　“詩人怕問蒼生事”。這是鍾先生讀某詩人詩集後的批評，説明鍾先生認為作詩當以關心“蒼生”為重。他在年青時曾豪邁地説：“經世吾濟任”，所以他才選擇了文藝救國的道路，並在國家、民族危亡的時候，毅然拋棄安穩的書齋生活，走向硝煙瀰漫的戰場，但在國民黨腐敗的統治下，他未能大展鴻圖：“入海屠鯨意壯哉，眼前瑣瑣負初來。”（《南雄旅懷》）全國解放前夕，他抱著對新時代的極大渴望，毅然從香港回國，投身到新中國的文化建設中，並一度取得了傑出的成就。但好景不長，在“平常人至今難於理解和釋然的”的反右鬥爭中，他本想充當‘仁人志士’，勇於進呈忠言（像我的某一首詩裏所説“文公意在扶嘉政，坡老詩成有激言”），結果成了“三反分子，”（《紀念紺弩同志》），不久又是“文化大革命”。他的理想和事業遭到長期的扼殺和摧殘。但他從未為自己而悲哀，在他七百首詩詞中，我們讀不到一首這樣的作品：他是為蒼生而悲哀，為國家的失控而悲哀。從那些誠惶誠恐接受思想改造的詩篇中，我們不難看出他的衷心：他是多麼不願意被時代拋下，多麼不願意自暴自棄于那尚存的一線希望！更可貴的是鍾先生在力所能及的文化教育事業中始終沒有停下腳步，始終沒有緘默自己的心聲：“

　　清牽大局，肯廢吟篇？老境侵尋，壯心自許，力命爭衡如急湍。迎新歲，要提精鼓勇，不計華巔”（《沁園春》），並在晚年終於迎來了遲到的春天。這種種複雜的經歷和心志正是鍾先生詩歌的內容豐富、感情深摯的根本原因。

　　鍾先生年輕時的詩以激情洋溢見長，特別是那些救亡圖存的抗戰詩，頗像當年的放翁，噴發著一股血氣方剛的慷慨書生和愛國志士的熱情。從“他日中原心事了，高樓風雨話離時”，“曾因感極句難搜，危驛千燈照客愁”這類詩句中，我們不難體會出他胸中澎湃的感情。直到老年，他還滿懷深情地説：“那些詩確實寫出了我那時的激情。”一首《偶翻舊作有感》即道出了這份感情：“不為封侯為救亡，書生挾策赴疆場。驅倭草檄當年夢，留得殘痕在故章。”是啊，這樣飽含戰鬥經歷的詩篇怎能不飽含激情呢？

　　“英雄懷抱才人筆”。我們不妨借助這句讚頌田漢的詩來談談鍾先生詩在語言修辭上的才氣。鍾先生的詩從來都是恪守格律的，他能憑藉高度的語言技巧，解決好選詞與合律的矛盾，從不以律害詞，也從不以詞害律，出現在讀者面前的都是既通暢又合律的詞語，讀來朗朗上口。鐘詩中好的對句比比皆是，如：“從來忠義關風教，那有好邪辨紀綱。”鍾先生是不大主張用典的，曾雲：“靠著典故表現情思的作家，正像靠著拐杖走路的老人。”（《蘭窗詩論集》）乃但偶一用之，就倍覺精彩，特別是能和對仗相結合，尤見功力。如：“經行峻嶺崇山地，領略流觴曲水情。”（《雨中游蘭亭》）“忠簡何妨遷海外。”（《題與柳亞子同攝舊照》）這樣的詩句沒有幾十年的功力是寫不出的。

　　最後，讓我以這樣一首不成樣子的雜詩結束這篇散記：

　　天要好詩萬古傳，又生鍾老到人間。滄桑曆盡添詩興，學問融通貫筆端。實語動人皆仰慕，浮名于我等雲煙。如今正是風華好，海屋添籌續錦篇。

　　來源：中華讀書報

責編：郭翠瀟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