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矜羅馬眷東方

央視國際 (2005年01月09日 21:40)

　　不矜羅馬眷東方，

　　夢裏華胥引興長。

　　料想飆輪西去日，

　　秦碑蜀錦壓歸裝。

　　——寄艾伯華博士杭州二絕之一，1934年夏作于東京。

　　民間故事的産生和傳播的歷史是很悠久的。但是，對它的忠實記錄，特別是科學研究，卻是近代的事。據一般學者的説法，（近年略有異議）它的忠實記錄的出現，是在前世紀的初期，那就是德國的格林兄弟的《民間故事集》。在將近前世紀的中葉，威廉格林又提出了關於民間故事起源的看法，認為故事是遠古神話在後世的變形物。此後，關於民間故事的見解、學説不斷地産生。如大家所知，有語言學派、印度起源學派、人類學派，以至於現代還在世界上相當流行的芬蘭學派，即歷史地理學派等。

　　對民間故事進行類型的整理、探索，是芬蘭學派的一種研究方法。自從阿爾奈等創用此法之後，它為許多國家的民間故事學者所採用。所謂AT民間故事類型索引，正是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

　　中國民間故事的科學的蒐集、探究，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前後興起的。關於類型理論的介紹和倣作，更是在那以後的事。記得1927—1928年間，我和顧頡剛、董作賓、容肇祖諸位先生在廣州中山大學創立了“民俗學會”，繼續進行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開創的這種學術活動。1927年底，我和同鄉青年學者楊成志得到了英國民俗學會出版的《民俗學手冊》（1914），我們都覺得書中所附的《印歐民間故事的若干類型》和《民俗學問題格》對我國這方面的研究頗有參考價值，就共同把其中的《印歐民間故事的若干類型》先行譯成了中文，並於1928年刊行（稍後，楊成志譯出了《問題格》）。這個小冊子，一時頗引起了我和同行們的興趣，接著，我跟趙景深都寫了有關類型研究的文章發表。

　　1928年秋，我從廣州轉到杭州工作。在那裏，我在教學之餘，讓繼續著過去開始了的民俗學活動。我還在製作一些中國民間故事類型，分期刊載于當地出版的《民俗》週刊上，共約50余個，後來匯合起來，題為《中國民間故事類型》，初刊于《民俗學專號》（即《民俗學集鐫》第一冊，1932），後來譯成日文，承日本神話學者松村武雄等的好意，刊載于他們創辦的《民俗學》月刊上（1933）。據關敬吾博士後來的回憶，它曾經引發了他對民間故事進行比較研究的念頭。

　　我對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的製作活動，後來因為學術上的注意點和對故事類型的作用的看法有些變化，沒有一直進行下去。想不到，這種工作卻由一位西方青年學者把它完成了，而且完成得那麼漂亮！這就是艾伯華（Wolfram Eberhard）博士于1937年用德語寫成、並在芬蘭首都發表的這部著作──《中國民間故事類型》。

　　以後，這項工作沉寂了數十年。直到70年代，才出現了美籍學者丁乃通教授在同一地域發表的一部新著——《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1978）。80年代以來，曾有些日本新起的“中國學者”加藤千代、馬場英子等女士，頗有意于著手撰寫這方面的新著，但由於種種條件的限制，終未能如願。現在正在北師大攻讀博士學位的高木立子女士，有志進行中日民間故事類型的比較研究，倘能成功，那她的成果，將是這方面的一部別開生面的著作。

　　艾伯華的《中國民間故事類型》，是關於中國民間故事的一種具有相當意義的學術工具書，它也是百多年來西方學者所撰寫的一部比較有價值得中國民俗學力作。這部由德國學者所撰寫的故事類型學著作，儘管是在種種限制的條件下出現的，但是，它卻具有一些使我們不能忽視的特點和優點。

　　首先，它是把中國的民間故事作為相對獨立的對象，並按照中國故事的特點加以概括而寫成的一部著作。一個民族的文化現象，儘管要受到別的民族（特別是周邊民族）的文化的或多或少的影響，但是，作為一個民族文化的整體，它總該擁有自己的相對獨立的性格和風貌，尤其像中國這樣歷史文化悠久、地域廣闊的民族國家，它在文化上的這種特點，無疑更要顯著些。從這點上看，中國傳承德民間故事，雖然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曾經接收過鄰近民族民間文學作品的影響（例如印度、阿拉伯等），但是，中國更多的民間文學作品，則是在本民族的社會文化和相關民族心理的土壤上發育和茁壯生長起來的。即使那些從外族移植近來的作品，也必然要在流傳的過程中，或多或少地被本民族化（即中國化）。換一句話講，就是它大都要具有中國特有的藝術精神與風致。因此，製作中國民間故事類型，主要必須具有這種理解，而後根據它去操作，才可能合理。關於這一點，別的學者也許有不同的主張。但是，艾伯華博士卻是堅持了這個宗旨的。近年所接觸的一些國際同行，在談話中，也大多承認這一點，並對艾博士的學術工作給予了讚許。

　　其次，本書所提供的類型是相當豐富的。它共收有類型三百餘個（正格故事類型275個，滑稽故事類型31個）。它所使用的資料，比較限于沿海一帶的省份，但是，中國現在比較常見的一些故事，已經大多數包含在裏面了。作者要做到這一步，就必須佔有大量的資料，而在當時要實現這個願望，還不那麼容易。如前文所提到的，30年代我費力所草成的中國故事類型，不過五十余個；數年之後，一位外國青年學者，在短短的數年裏，竟完成了這樣一部超過將近幾倍分量的專著。六十多年後，我回顧這種學術史跡，實在禁不住讚嘆和慚愧之情。

　　再次，著者在本書裏，不僅提供了豐富的故事類型，並且還發表了許多對中國民間故事各方面事象的見解（包括對它的考證等），這些，從他的《前言》到許多類型後面的附記中，都隨處可以見到。而且，像《前言》裏所敘述的某些意見（例如，説中國民間故事的母題是富有生命力的，在現在還能形成新的民間故事、軼事之類），直到現在，還是值得參考的。總之，著者在這裡，並不甘心於使他的書只成為提供給故事的比較研究者一些寶貴參考資料的檢索文獻，而是處處要以一個有自己見解的故事學者的身分出現在他們的眼前。此外，書中附錄的設置，也顯示出著者的用心的精細和工作的週到。

　　總之，這是一部用力甚勤、收穫不小的學術性著作。當我們想到當時種種有限的實際條件時，對此書所獲得的成就就不能不更為讚嘆了。當時的情景到底怎樣呢？從客觀方面説，那時，中國民間故事的蒐集整理工作還處在開始階段，而且已發表的資料還相當分散，難於集中。我是比較勤於收集資料的本國學人，但是，就我所得到的，也到底有限，這是可以從我所編制的故事類型中看得出來的。這樣的困難，對中國學者來説尚且棘手，何況對一個外來的學者呢？再者，艾博士當時還不過是年不滿三十的青年學者，學殖和經驗還都不夠充分，而他在短短的幾年裏，卻能夠取得這樣的成績，這委實是不容易的。如果不嫌誇張一點地説，他的工作，也許可以稱得上是一種學術上的“奇跡”吧。

　　這部值得重視的著作以德文出版後，在東亞民俗學界，儘管一直沒有一個譯本，但是，在不少能夠閱讀德文的學者的自己的有關著作力，它是經常被引用的，這也正説明它的學術價值所在吧。

　　我跟艾博士雖然很早就互通信息，卻始終沒見過一面。這的確是一件憾事。但是，我們的學術友誼是彌足珍貴的，是值得永遠紀念的。

　　像前文所説的，1928年秋天，我到了杭州，仍然繼續著在家鄉和中大時開始了的民俗學的工作。1928年春，已經編輯了《民俗》週刊。次年，又與友人創建了“中國民俗學會”。那時我們的勁頭很大，還刊行了《民間月刊》及一些民俗叢書，並廣泛召集會員來參加工作。當時，北大的歌謠學工作早已停頓，中大的民俗學活動也因人事的變動暫時趨於冷落。我曾在《中國民俗學運動歌》91932）裏説：“但現在啊，園丁不到，賞花人更是寂寥”，描述的正是這種情形。然而，各地被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東方所吹醒的知識青年們，這時卻涌起了愛護鄉土文化的熱忱。他們對我們的民俗學工作表現了共鳴，還在本地進行了同樣的工作——收集資料和刊行小型民俗書刊登。於是，杭州，差不多一時成了全國民俗學活動的新中心。在這同時，一些外國的（主要是日本與德國的）同行，也注意到了我們的工作，與我們建立了通訊關係，互相寄贈刊物。在這中間，艾博士是最積極、最熱心的以為國際朋友。他自動給我們寫信，給我們寄來他們所辦的刊物《宇宙》和他的學位論文（關於中國天文學史的），還為我們的刊物寫過稿子。這對我們當時的工作真實極大的鼓舞！它使我們體會到“德不孤，必有鄰”的真理。

　　1934年春，我辭去了浙江大學的教職，到東京進修民俗學、神話學的學問。就在這年夏天，艾博士為柏林人類學博物館來華購辦民族志的物品，自然，也有藉此來中國進行學術考察的用意。他到了中國，到了杭州，見不到我，心情頗有些惆悵。那裏的友人在給我的信中報告了這種情形。我也同樣感到惆悵，我在寄給他的詩中説：“聞説藕花湖畔路，懷人東望立多時”，即是體會到一位客居友人的心情，也宣泄了我自己這個不在家的東道主的同樣心緒。

　　1936年夏，我從日本回國，這時，艾博士不知是否仍在北京。可是，我們沒有通信。不久就爆發了抗日戰爭和世界大戰。一晃就是八年！接著是國內的解放戰爭。其間，我個人以政治的關係，又流亡香港。全國解放後，因西方國家對新中國的敵視，政府採取了閉關的政策。我們跟他們的關係，不僅在政治上相隔絕，在學術上也互不通氣了。而在上説的這段時間裏，我跟艾博士的聯絡，是徹底地斷絕了，真有“生死茫茫兩不知”之感。

　　記得在文革將要結束的那些時候，有一天，從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轉來了一封西德學者的信。寄信者是該國《民間故事大百科全書》的主編。信中附來了關於我的詞條的擬稿，希望我給核實一下，以便刊載。那詞條末端的執筆者的簽名正是艾博士！這當然給我以意外的驚喜。因為，它等於告訴我，我們雖然都老了，但還彼此都健在；其次是故人沒有忘記我，竟鄭重地為我寫作了詞條——詞條的內容，主要介紹我的出身、簡歷和解放前的一些著作。後來，我陸續從國外來訪的學者口中，略知艾博士在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大學社會學系任教，有時還到台灣旅行，並仍熱心於中國的社會、文化研究，還取得了優異的成績等。我聽到後，自然在心裏是為他喝彩的。

　　80年代前期，有一位菲律賓在華教學的女專家，在她屆滿將要回國之前，託人帶信給我，説一定要見見我。當我跟她晤談時，問到她非見我不可得理由是什麼？想不到，她的回答竟是受了艾博士的影響。她説，艾博士認為，在大陸的學者中，我對民間文學（主要是民間故事）的態度是忠實可靠的。這使我大為感動，但在感動之餘，也感到他對新中國這方面的事業有些誤解。再後來，美籍華裔學者洪長泰來北師大訪學，臨返美時，我托他帶了一些自己的近著和時下出版的忠實記錄神話的資料本，目的是想增進艾博士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記錄民間故事工作的理解。誰曾想，當洪博士把書轉送給他時，他已經去世了。這件事，我至今回想起來，仍有説不盡的遺憾。

　　前幾年，美國衣阿華大學亞太研究中心主席金在溫教授，來北京尋找關於東亞學術研究的合作者。他是加州大學出身的，曾經是艾博士的學生。當談到合作項目時，我想起了艾博士的《中國民間故事類型》這部著作，就向他建議合作翻譯、印行此書。我説，艾博士這本書，雖然是舊著，但還沒有喪失它的使用價值。您是著者的高足，我是他早年的學術朋友，我們就合辦這件好事吧。他欣然答應了。我們就開始運作。現在，這部譯稿總算即將出版了。它得以漢文的形式，與東亞學界的廣大讀者見面，將不但使中國學者從中得到好處，就是對於日本、韓國等國家的學者，也將會有所裨益。我想，艾博士若泉下有知，是一定能為他的這本著作在東方的廣泛傳播而感到欣慰的。

　　1998年

　　來源：謠俗蠡測 （民俗學刊網 柴靖君錄入）

責編：郭翠瀟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