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待外來民俗學學説的態度問題

央視國際 (2005年01月09日 21:38)

　　（一）學習外國民俗學學説、理論的需要及這方面的歷史經歷

　　討論現在的問題，需要追究歷史，看過去之所由來。所以先讀一讀中國現代意義的民俗學在學習外國上走過什麼道路。

　　1. 我國古代學者對民俗事象的探索

　　中國的民俗很早就發生了。在舊時器時代，人類集體在一起生活，就有共同的作法，也就有民俗。民俗可以説是生活的一種生活方式，在內容方面講就是所謂文化。人類為了生存，為了發展，一定有些行為、有些思想，行為與思想表現出來就有一定形式，再傳播下去就必然形成一定的模式，那就成為民俗。美國民俗學家鄧迪斯主張兩個人就有民俗。兩個人對於某些事物的想法或者行動、作法採取一定的共同形式，就是民俗。用中國話來講，三個人就有民俗，中國的“眾”字就是三個人組成，三人成眾嘛，當然時間要長一點，不是今天有兩個學生在小亭子裏面談一些話，或者做一點什麼動作，就構成民俗。雖然有兩個人或者三個人，因為還沒有傳承，就沒有相對固定的模式，那就不算民俗，而只是臨時性的談話、動作。從上述意義上説，中國的民俗至少可以追溯到舊石器時代。

　　既然有了民俗，有了民俗這個現象，人的頭腦就要對於民俗的一種理性思維，就要思索：為什麼要這樣做啊？這樣做有什麼意思啊？不這樣做行不行啊？用比較概括的語言來説就是，人類有了民俗的行動，包括心理行動，就有關於這個行動的理性的認識、考察、判斷這一類的活動，用我們現在的話説，就是關於民俗的理論。我國古代學者對民俗事象的理性認識和理論探索從很早就開始了。商周依賴有了文字，後來有了許多學者的著作，著作裏面就有著人們對於民俗的記錄、見解，這就是萌芽狀態的民俗學的學説理論。像《詩經》的《國風》部分，就是民間文學方面的作品，是那時人們民俗活動的表現。再比如“三禮”（《周禮》《儀禮》《禮記》）中有很多關於古代儀禮方面的，關於人對神、人對人的關係的民俗的記載。這些禮俗主要是作為上層社會的一種禮儀來記載的，但是它們本自民間來，往往是民間先有這個禮，這個風俗，又被上層、官方提煉了，吸取了；另有一種情況，上面的禮下墜到民間來，成為民間的俗。在漢代的史書上，司馬遷、班固都有過民俗的意見。應劭作了《風俗通義》，保存下來十卷，成為中國民俗學的較早的專書。魏晉南北朝時期，又有一些記載民俗的專書，像西晉周處的《風土記》、梁朝宗懔的《荊楚歲時記》，都是有名的書。雖然這些只是記錄的文字，但都是屬於民俗學史範圍內的。以後中國的文獻上，這方面的著述越來越多了。到宋朝，出了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這一類的專書，元朝也有這種書，而且連記載外國民俗的專書也出現了。比如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

　　當然，古人的觀點同我們現在的不太一樣。比如班固是有名的史學家，他對風俗主要是從政治角度去看的，把政治做為檢驗風俗好壞的一種標準。風俗有利於統治，他就認為是好的；反之，他就認為是不好的。這個觀點可説是中國傳統民俗學的一個重要觀點，這同中國長期的封建統治有關係。那時的民俗觀不是像我們今天重要對民俗學進行科學的考察，而是從政治、倫理需要上去衡量它，這是一種有利於社會政治的實用主義觀點。

　　就是説，中國在現代意義的民俗學産生之前，文獻上就有許多關於民俗的記錄，也有關於民俗的理論的考察，而且相當豐富，有些在世界上來講都是比較精彩的（比如司馬遷在《史記》的《貨殖列傳》、《樂書》等篇中對於民俗的見解）。如果大家想詳細了解，可以去看關於這方面的專門著作。

　　為什麼在這裡講對待外國民俗學理論的態度問題，要先談中國古代的民俗學史呢？因為我們現在講中國的民俗學，大多從五四講起，好像我們以前沒有民俗學理論的認識，實際上不是這樣，我們的民俗學、民俗的理論史是源遠流長的。歐洲人講民俗學史是從古希臘的歷史書講起，那麼中國呢，從有民俗的記載、論述以來，也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了。我們現在講民俗學，從五四時期講起，是由於這時它開始同世界民俗學接軌了，這個學科更科學、更完備了。當然，它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究竟起手何時，這個問題還可以討論。

　　2. 外國民俗學理論的先行性

　　從世界範圍來看，就現代意義的民俗理論的産生而言，我們是比較遲的，歐美比我們領先一些。世界上民俗學成為比較科學的學科，一般認為什從英國的湯姆斯開始的。從他當時發展那封建議用Folk－lore這個詞的信，到現在一百五十年的民俗學史是比較嚴格的現代意義的科學史。歐洲及美國的民俗學會都是在上個世紀後半期成立的，我們是在本世紀20年代才開始的。日本的民俗學比我們只早幾年（就他們的鄉土研究而言）。韓國同我們差不多，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

　　歐美的民俗學雖然在性質上跟我們的有差異，但是他們畢竟比我們起步早，而且在理論上也取得相當的成就，這個我們不能否認，正如在經濟上一樣，他們走在前面，所以我們叫他們“先行者”。

　　3. 五四以後向國外理論學習的情形

　　五四以後，中國民俗學如果從1922年《歌謠》週刊創立算起，到現在已是七十多年了。從那時起，我們在理論上主要是向外國人學習，特別是解放前。北大《歌謠》週刊的《發刊詞》是周作人寫的，裏面説蒐集歌謠的原因有兩點：一是文藝的，是為了我們的是個創作；二是學術的，實際上下面的解釋是為了民俗學的研究。周作人在這個世紀的第一個十年裏，是在日本留學。他當時已經接觸了一些英國的民俗學著作（他對英國人類學派理論的要更早）。他接觸的這些“先行者”國家的理論，引發了他對中國的提倡和理論上的認識。《歌謠》週刊一方面登載的是歌謠，一方面登載的是討論歌謠的文章，也登載了一些翻譯的外國歌謠理論的文章，而且還請了一個叫伊鳳閣的俄國學者做顧問。當時的這些當事人，除了周作人以外，還有沈尹默、劉半農，以及支持蒐集歌謠的校長蔡元培，提倡成立“風俗調查會”的張競生。這些人大多是在國外留過學的或接受外國的學術理論。

　　就是説，在北大時期，我們的現代民俗學的開始是受外國理論影響的。後來我們在中山大學的時候如此。中大當時從事民俗學運動的主要人物，有一部分是北大區的，比如顧頡剛、董作賓等；另外人，像何思敬先生，曾在日本學社會學，當時他接觸了西方民俗學（主要是英國的）的東西。我編《民俗》的時候，就請他寄過一些文章，在理論上當時他還是走在前面的。中大民俗學會的活動也是受外國民俗學理論的影響。我們在杭州的民俗活動也經常接觸外國的民俗學，同外國（主要是德國和日本）的民俗學者也有來往。

　　總而言之，我們當時的民俗學理論主要是外來的。打一個比方來講，我們小的時候，初學寫字是從“描紅”的。就是初學寫漢字的時候，有一種印好的紅字，小學生學寫字就照著它描，叫做“描紅”，就像小孩學走路，讓大人拉著手走一樣。也可以説，中國的民俗學理論，在新的出發點之下，是在外國理論的影響之下成長起來的。

　　我們在中山大學和稍後在杭州的時候，外國民俗學的主要範本就是班恩女士的那本《民俗學手冊》，而且還翻譯過一部分，其中附有歐洲的民間故事類型及問題格。從理論上來講，開始的時候我個人受的影響主要是英國人類學派民俗學，周作人也是一樣。後來大家慢慢地從別的國家如法國、日本也受到了一些理論影響。

　　以上是講，在開始的時候，我們的民俗學處於“描紅”階段。在一種學説剛起步時，主要做是無可厚非的。因為小孩子一開始不會走路，你拉著他走一走，或者他自己手摸著墻壁走，那是很的。有過這樣的歷史，我們也不必諱言，但是人總得長大，一個人到了十七八歲還要他媽媽拉著手走路，上高中了還要描紅，那就不行了。我的意思是，我們的民俗學已經長大成人了，應該不是描紅的時候了，對外國理論應該有自己清醒的認識，不要隨便盲從。

　　（二）當前我國學界這方面的情形與我們應有的認識和態度

　　1． 1976年以後我國學界的新情況——思想到方針與外國學説、理論的大量輸入

　　中國的民俗學到了解放後，只剩下一點民間文學同民間藝術還能在學術研究的領地存活，這一學科的其他重要部分都被排斥掉了。因為當時“左”的學術觀點認為民俗學、人類學、民族學都是資産階級的學問，所以就不加扶植，不要它發展了。那麼民間文學、民間藝術為什麼能存在呢？因為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作的講話對它説了好話。雖然毛主席講它只是作為“萌芽狀態的文藝”，但是有這麼一句話，就救了我們的民間文藝。所以我們在1950年初就能夠成立了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專門蒐集、研究民間文學同民間藝術。假如沒有毛主席這句“萌芽狀態的文藝”的話，連這種狀況都不會出現。當時民俗學作為一門學科，不可能在學術界、出版界存活，所以在十七年內，基本上沒有出過這方面的書，同現在的情形大不一樣。

　　但是，關於民俗的蒐集工作也不是一點也沒有。除了民間文學同民間藝術之外，由於政治上的需要，我們在1955年左右開始調查少數民族的歷史、社會情況，這項工作當然要觸及其民俗方面，因此在全國範圍內用政治的力量蒐集了很多材料。這些材料當時沒有公開發表，“四人幫”倒了之後陸續印了出來。參加這項工作的人，搞語言的人很多，還有一部分是政治幹部、文化幹部。從嚴格的學術角度來講，這些材料不是政治幹部、文化幹部。從嚴格的學術角度來講，這些材料一定都很典型，但畢竟是他們從社會生活實際中蒐集來的，而且語言學者所蒐集的材料往往有其長處，因為不加鹽添醋，比較忠實，跟一般搞文學的人不同。據我所知，現在許多省份如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等地方出版的民族志資料，對於民俗學來講是值得重視的財富，而且數量相當大。當然我們並不能滿足於這些。

　　70年代末期，政治上提出了一個對我們學術發展非常有利的主張，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過去在學術上那條“左”的繩子綁得太緊了，許多東西都被排除在研究領域之外。“解放思想”就是要打破原來的束縛，去掉捆著的繩子，讓事物照它本來的道路發展，在科學研究領域，也就是讓原來被束縛了的學術得到解放。這句話不是泛泛地講的。實事求是呢，是補充“解放思想”的。為什麼要解放思想，就是因為那種束縛不是實事求是的。比如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多少會打傷資本主義的烙印，那是自然的，他們要利用它。帝國主義要拿人類學來為殖民地的政治服務。民族學、民俗學也是這樣，有一個外國學者寫了一本《人類學與殖民主義》，是談這個問題的。這點我們也知道。班恩女士的《民俗學手冊》在序言裏已經提到民俗學的研究對在殖民地的人有用。這個學科在資本主義，當然要打傷它的烙印，但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就不同了，就打傷社會主義的了，而且在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當家作主這種學科理應得到發展。因為我們研究的民俗是廣大中下層人民的文化。

　　以後，我們整個國家的政治形勢、學術形勢有了根本性好轉，擺脫了“左”的束縛，學術事業得到比較自由的發展。“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一主張救了我們的民俗學，也救了人類學、民族學、心理學，救了很多的學科。在這種形勢之下，不但民俗學，其他各種社會科學的學説理論也大量涌現。尤其是80年代，國外學術思想的輸入形成熱潮。比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二三十年代就有人介紹過，但那是零零散散的；而在80年代有多少書介紹他的東西呀！他那本《圖騰與禁忌》，30年代我們在海外就見到了，但是直到80年代，它採作為新書被介紹進來，並且很受歡迎。這時學術界理論的引進和探討非常活躍，因為有三十多年的時間同國外學術界沒有交流了。學會建立起來了，外國的許多理論進來了，當然我們的民俗學業沾光不少。比如弗雷澤的《金枝》，有沒有這個書的譯本，可以看出一個國家人文科學發展的方面的水平，這時它也被翻譯過來了。班恩女士的《民俗學手冊》、布魯范德的《美國民俗研究大綱》（中譯本改作《美國民俗學》，希望以後翻譯外國著作時不要改名字，至少要寫明原名是什麼，後邊的注和參考書目也都要保留）、道森的《民間故事論》（中譯本改作《世界民間故事類型説》）、泰勒的《原始文化》、鄧迪斯的《民俗學研究》（中譯本改作《世界民俗學》）都翻譯了過來。

　　總之，近年來在翻譯、介紹外國理論方面，學者們做了許多工作，上所説的一些重要著作業翻譯過來了。但是仍有許多很有價值得著作沒有翻譯成中文，比如日本民俗學創建者柳田國男先生，他的全集有三十多卷，概論性的不是很多，他最重要一本《民間傳承論》也還沒有翻譯過來。十多年來出版界在民俗學的譯介上做了不少的工作，而是有些還是比較重要的。

　　2.有些偏頗傾向，值得注意

　　關於民俗學本身的理論或者密切相關的理論，我們已經介紹了不少。這些東西介紹進來當然是好事，因為它們是人類共有的財富，我們應該享用。但是也出現了一些偏差。針對這個現象，我們應該有個正確的態度。

　　將外國的理論介紹進來殊非易事，如果不是很重要的東西，不一定需要介紹；對於重要的東西，譯者要通曉它，用自己的話解釋它，除了語言上的問題外，對理論本身要通曉。不這樣，翻譯出來的文字人家就不容易懂，就是很忠實的譯文對另一個國家的人來説接受起來也可能有障礙。五四時期胡適之介紹杜威的實驗主義，這種學説在當時的中國是一種新理論，人們不是很熟悉的。那時我不過是一個中學生，但是我看他的文章很好懂，很容易接受，因為他透徹了解了這個理論，用中國人能看懂的話講出來，不是生硬照搬。

　　在引進外國理論的問題上有兩方面的因素：一個是介紹者的因素，一個是接受者的因素。從接受者來講，要運用這個理論，就必須要消化。國外的有些東西，我也常看，比如榮格的後期精神分析學，看了也不是完全不懂，但也不是太了然，假如叫我具體地講他的理論，那我必須下功夫去消化它，要用中國人能看懂的話説出來。我如果要運用它，也要吃透它。現在確實有些人，像中國過去有句話説的，“囫圇吞棗”。棗子到口裏面，你就得嚼，整個吞下去是不行的，那就不消化。要接受一種新的理論，特別是要把它運用在我們的研究上，不是簡單的事情，生吞活剝就不行。19世紀德國有一派天體神話學，認為神話中所講的都是自然界的事情，這種觀點多少是值得斟酌討論的，特別是關於太陽和月亮的理論。德國人所研究的是印度－歐羅巴語系，在那裏可能有些神話是這種情況，但是無限制的去用它就不行。比如太陽崇拜説，在有些學者那裏到處都是太陽崇拜，把中國的神話都解釋為太陽崇拜。中國的古代神話大體上我是知道的，除了一兩個（像羲和神話）明顯地講太陽崇拜以外，似乎很少有太陽崇拜的神話，把這個理論過泛地區用不一定合適。

　　對於一種文化現象，僅用一種理論去解釋是不夠的，現在不少學者提倡多角度的研究。比如歌謠作為文化現象，你可以音樂的角度研究它，可以從藝術的角度研究它，可以從思想感情的角度研究它，也可以從功能的角度研究它等等。再如結構主義講深層結構，不是將事物的外形結構。它是一種哲學的考察、思索。對於一種藝術來講，你可以找出它的深層結構，但是它還有其他種種方面，如美學方面、社會意義方面。再如馬林諾夫斯基地“功能論”（日本譯作“機能論”），它作為一種理論，對於文化現象。民俗現象具有較大的解釋能力，但它也只是偏用於一種文化（神話）去解釋它同其他社會文化現象的關係。這一點當然很重要，但是一種文化不僅僅局限於此。一切事物都有其歷史性，用歷史的觀點分析問題，也是學術研究的一種重要角度。

　　事物往往有多個方面，理論都偏于一點。對一種理論，我們要知道其長處在什麼地方，短處又在哪。沒有一種理論是萬能的。作為一個學者，要運用某種理論，結構主義也好，象徵主義也好，故事類型學也好，形態學也好，都可以用，但要知其長處，用到什麼程度，用於什麼對象最適當。對於葷故事、葷歌謠，可能比較有效的解釋就是精神分析學或者性心理學，因為它闡發的正是那方面的道理，其他類型的故事歌謠它能解釋的可能就不太多了。一個學者，首先應該通達、消化了人家的理論，不消化的理論不能應用。當然我們年輕的時候所應用的一些理論也是不大消化的。比如20年代末，我跟一個朋友翻譯了班恩女士書中所附得印度－歐羅巴語的故事形式，我就給應用了，好像背地裏跟著應用的也不少，其實那時候就是棗子也沒嚼就吞下去了，囫圇吞棗。當時我年輕，不懂，現在我知道了，所以把這個經驗鄭重地告訴大家。

　　（三）現階段中國的民俗學運動，應有自己明確的指導思想

　　1． 中國民俗學已走向自己的探索道路，應有自己明確的指導思想。

　　我們從前幼稚的時候，是跟在人家後面，看著外國人怎麼做，我們就怎麼做。但我們現在是大人了，不是老要人拉著手走路的時代了，應該有自己的精神、主張。我們自己從事民俗學的目的是什麼？我們應該怎麼做？我們的對象、材料是什麼？採用什麼理論、什麼方法才合適？採用到什麼程度？這都要經過腦子去思索，要自覺。自覺同不自覺是不一樣的。我們現在有些人的學術活動都是不大自覺得，跟著人家，或者以前怎麼做現在就怎麼做。一般的事情這樣也許還可以，搞學問是高度理智的工作，不能隨便盲從所謂的權威或只是依據習慣。

　　2.這種指導思想，就是建立具有自己特點的、為促進祖國文明而努力的一種科學（民俗學）

　　這個指導思想包含兩層意思：一種是要有自己民族特點的，不是人云亦云的；一種是為祖國的精神文化而努力的，不是為個人陞官發財、拿點稿費什麼的。

　　建立具有中國自己特色的民俗學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中國是一個有著幾千年曆史的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勞動人民在長期與自然和社會的互動關係中，創建了獨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反映了中國人特有的智慧和對生活的態度。面對這些，我們的民俗學研究必須從實際出發，在對研究對象充分認識的基礎上，建立起適合特點和要求的理論、方法。我們自己的民俗學理論是能夠建立起來的。現代科學意義上的民俗學在中國已有近八十年的歷史，經過長期的對中國情況的認識和對外國理論的借鑒、吸收，我們應該有自信建立起具有自己特色的民俗科學。這是歷史和時代的要求，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的學術傳統和時代特點，也規定了我們民俗學研究是為促進祖國的文明發展而服務的。歷史上我們的學術研究即有“經世致用”的傳統。另外，民俗學之所以五四時期在中國興起，也説明它在中國社會和文化變革中是肩負著使命的。五四時期，先進的知識分子為了救國救民，積極探索社會、文化的變革道路，他們對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傳統精英文化已經失望，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勞動大眾，企圖在吸取世界先進文化的同時，在民眾創造的新鮮、活潑的民間文化基礎上，建設順應世界潮流的中國文化。民俗學的興起，是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這種積極探索的一種努力。事實證明，民間文化具有著大量優秀的富於生命力的東西，可以成為我們面對世界的競爭和壓力進行民族文化重構的重要資源。時至今日，我們仍面臨著這一問題，我們的民俗學仍負有這一重要責任。

　　我擬的這個知道思想合適不合適，大家討論討論看。假如可以，我們就照著這個幹吧。

　　（四）對外國有關學説、理論的學習、吸取、運用應以實心上述宗旨為原則——吸取乃至運用，目的在於強壯自己的學術事業，以利於達成預期的促進祖國精神文明的效果

　　我們現在學習外國的東西，不是為學而學，學了它能不能幫助我們達到自己的目的，這是很重要的。假如不能夠，那就不一定花功夫去學它。學的時候不消化，生吞活剝，學了也不會做出什麼好成績。有的理論不很容易懂，如果是真正非懂不可的東西，那就得花大力量去學，反復地學，直到弄懂為止。

　　（五）我們的民俗學，是世界民俗學的一部分，但它具有自己的特點，不是別的國家民俗學的附庸或“派出所”。

　　現在中國的民俗學同外國的比起來當然有一定的差距，這個我們得承認，也應該努力趕上，但是我們也應該有自主的地方。就像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比起那些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是落後的（至少在經濟上是這樣），但是它也是一個國家，有自己的獨立性。我們的民俗學是世界民俗學中有自己特點的獨立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不要自己去做外國學術的附庸。這不是説不學習外國的東西，而是怎樣堅持自己獨立的學術品格的同時更好地去學習外國的東西。我們的學術不是英國、美國或日本哪一個國家的民俗學的“派出所”，我們是自己獨立的，儘管我們的學科還處在發展中，還需要不斷地努力才能達到比較理想的境地。但是我們要有這種志氣！

　　近年來，由於經濟大潮的衝擊，某些知識分子失掉了民族自尊心。這是不應該地。民族自大狂是要不得的，民族自尊心是需要的。一個民族假若少了自尊心，便失去了創造的勇氣和自信，就很難有什麼成就。

　　1996年

　　本文節選自《對中國當代民俗學一些問題的意見》，原文刊于《民間文化講演集》，廣西民族出版社1998年

　　來源：謠俗蠡測 （民俗學刊網 李敏錄入）

責編：郭翠瀟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