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的回顧

央視國際 (2005年01月09日 21:35)

　　中山大學民俗學會創始於1927年11月，距離現在已經六十年了。

　　六十年，在我國傳統習慣上叫做“花甲一週”，它是跟我們民族思想、文化深相關聯的一個數字。而在中國這段時間裏，民族和人民正經歷著深重的災難和劇烈的鬥爭，最後終於取得了革命鬥爭的勝利並進而建設起新型的人類社會。總之，這六十年是我國歷史上很不平凡的一個歷史階段。

　　隨著民族、人民命運的進程，我們的整個學術、文化，同樣有著不平凡的經歷。作為一種人文科學，民俗學的遭遇也沒有什麼例外。在這段歷史時期裏，我們這門科學，經歷著萌芽、茁壯成長以及曲折、復興等進程。今天，回顧起來，不免使人感嘆，也使人更加振奮。

　　像大家所知道的， 中國民俗學是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伴隨物。在那轟動世界的愛國運動發生的前一年（這時新文化浪潮已經在學界涌現），北京大學文科幾位具有新思想的教授，在鑒定的民主主義者蔡元培校長的支持下，發起了歌謠徵集處，開始向全國徵集近世歌謠，並在《北大日刊》上給以選載。稍後，歌謠徵集處改為歌謠研究會，接著北大研究院國學門又相繼城裏風俗調查會、方言調查會等姊妹團體。歌謠研究會行了一種專門小刊物：《歌謠》（週刊，後來併入《國學門週刊》），同時刊行歌謠叢書。此種活動，由於符合了當時新興的文化思潮，很快就為國內廣大學界、報界所歡迎和仿傚。這樣，一種重視民眾故有文化的巨大浪潮就普遍展開了。當年北方一個大學裏歌謠徵集處的建立（以及後來的一些活動），從今天看起來，似乎是很平常的一種學術活動。但是，如果我們了解到當時國內整個社會的政治、文化等實際形勢，並根據它來觀察這種學術活動，就不免要驚嘆它是一陣春雷，是一種具有社會文化史意義的重要事件！

　　1926年，當時國民革命策源地廣州的最高學府，由“廣東大學”改為“中山大學”。國民黨政府所委派的學校負責人中有些原來是在北京大學任過教的國民黨派教授（如顧孟餘、朱家驊），他們為了刷新大學教育，新聘了許多剛由國外留學回來，以及從前北京大學的一些教師和畢業研究生任教。在後者的一部分教師中，有些就是跟歌謠研究會、風俗調查會有關係的（如顧頡剛、容肇祖、董作賓和陳錫襄等）。這時學校經費比較充裕，領導人物裏又有比較理解民族傳統文化（歌謠、故事、民俗等）價值得人，加上顧、容、董等這方面的熱心者，在這種形勢下，民俗學會的創立以及比較廣泛地展開工作的條件可以説是相當成熟了。

　　作為中山大學新成立的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得一個機構，民俗學會成立後（我記得它始終沒有舉行過成立會的莊重儀式，大概只是在所務會議中決定的），就確定工作的目標和事項。我當時剛從嶺南大學轉到中山大學文科工作（任中文系助教，兼教預科國文）。由於我過去曾經在《歌謠》及《國學門週刊》（後改為月刊）上發表過文章，這時當然很願意參加校裏的這項活動。民俗學會，較早著手的一項活動，就是編刊《民間文藝》（週刊）。它開始由董作賓和我編輯（稍後，他就回河南去探查殷墟情況了），共出了12期。後來我覺得刊物內容範圍太窄，篇幅也小，因此，把它改為《民俗》（週刊），篇幅也增多了些。開始的24 期，是我編輯的。後來我去杭州，就由容肇祖先生“接力”了。這個刊物，幾年中斷斷續續，結果出到123期終刊。1935年，楊成志先生從歐洲留學回來，為了振興學會的工作，于第二年創刊充實內容、擴充篇幅的《民俗》季刊。它延續到1943年，出滿了二卷（共八期）就停止了。

　　學會在刊物之外其他方面的工作，是建設風俗物品陳列室和出版民俗學叢書。前者所收容的物品，後來據説達到萬件，後者則共刊行了三十余種，內容以民間文學作品集佔多數，風俗記錄及理論著述也各佔小部分。理論著述中較難忘記得，有顧頡剛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共三則）和容肇祖的《迷信與傳説》等。

　　學會再一件重要工作，是在次年春夏間舉辦了一期民俗講習班。這個班是以語言歷史學所和教育研究所聯名合辦的，目的在培養這方面的幹部。講課的老師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幾位學會同人之外，還有一些其他的學者參加，如哲學系的何思敬（畏）、教育係的莊澤宣、外語系的劉奇峰諸先生。他們都是以自己的專業知識聯絡民俗事象作理論闡述的。

　　此外，民俗學會還做了發展會員及短期訪問少數民族代表團等工作，不一一詳述了。

　　總之，這個附屬於南方一個大學的民俗學會，從創始到結束，前後經歷了十六年。它印行了許多民俗資料，探討了許多民俗問題，宣傳並在一定範圍內普及了民俗學知識，培養出一些年青的民俗學工作者。它不但開拓了中國民俗學的領域，在東亞人民文化研究史上也是引人矚目的。日本的中國民俗學研究家直江廣治博士，曾經説過這樣意思的話：我們可以這樣認為，由於中山大學民俗學會的成立，中國民俗學走上科學的研究途徑（見所著《中國的民俗學》中“中國民俗學的歷史”部分）。這話雖有些溢美，但它證明中國現代這段學術史，在國際民俗學研究者們嚴重所佔有的位置。

　　如上所述，中大民俗學會活動，有著本身的一定成就和歷史意義，但是，對它的缺點，我們今天同樣有任務扼要地給以説明一下。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當時學會的主持人和主要的參加者（包括我自己在內）沒有站在更高的哲學、科學的位置上去觀察和探索民俗事象。儘管他們大都具有民主、科學思想和民族覺醒意識，但是他們當時不能（或願意）接受並運用馬克思注意及其方法論（這種情形，包括後來成為黨的法學權威的何思敬先生在內，雖然他當時只是學會的贊助者、協力者）。因此，他們在實際工作上，主要只能運用一般文化進化論等觀點；而研究的方法，除傳統的考據法之外，也只有普通科學工作所常用的比較法等。我們大都僅以應用各人當時具有的科學、歷史知識趣進行探究那些長期被蔑視的民間文化為滿足，對民俗事象缺乏深入的理解，更沒有企圖把它去跟當前的社會革命運動聯絡起來併為它效力。有的學者在介紹列維－布留爾德《原始心理學》時還鄭重聲明他的工作時為了抵禦唯物論的歷史觀。這雖然只是學會工作的個別協力者的言論，但也可證明學會一些主要負責人和參加者的學術思想水平及其龐雜程度。

　　其次，蒐集、記錄的民俗資料（包括大量的民間文藝作品），嚴格要求起來，也多不夠理想（特別表現在民間文學散文敘事作品的記錄方面）。不少作品並非口頭傳承的忠實記錄，而是蒐集者用自己所熟悉的知識分子腔調寫成的。民間作品的講述者或歌唱者的年齡、職業，講唱時的情形和有關社會背景等的附記則多是殘缺不全，甚至於完全忽視了。這當然是會影響到記錄作品的科學使用價值得。這種情形的存在，在這類學術興起的初期，特別是由廣大的愛好者（他們有熱情，但缺乏從事這門科學的應有知識和訓練）來動手的情形下自然難於避免，也不必深責。但缺點到底是缺點。這段學術史，距離今天已五六十年，把它那些比較嚴重的缺點或錯誤指點出來是必要的。這樣做，就是給歷史以真實評價。何況我們今天正在全國規模地開展這方面資料的蒐集、研究活動，它正需要歷史經驗作借鑒呢！

　　像前段所説，今天對歷史事實給以評價是需要的。但評價必需符合事實的真正性質和保持恰當程度，否則就容易丟掉科學性。

　　前些年，有人對我國過去民俗學（包括民間文藝學）的活動有一種論調，大意是，北京大學時期的民間文學運動（包括民俗學活動）是有進步意義的，後來中山大學時期的民俗學運動就再沒有這種意義了。我覺得這種説法是值得商榷的。評論一種歷史上的學術、文化活動，既要弄清楚它本身的性質、特點、産生與演變過程及社會功能等，又要究明它産生、存在地歷史、社會背景，究明當時社會運動的根本要求和它對這種要求的對應性及其程度。要達到這點，評論者必須佔有盡可能多的資料，必須進行過艱苦的分析、綜合、推斷、論證等過程，至於那種只憑用慣了的一套現成公式，或一時愛惡、感想去進行判斷的作法，結果恐怕是要跟歷史的真實相去遙遠的。

　　中山大學的民俗學會活動，是繼承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風俗調查會等的先蹤，而在一些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擴大和發展的。這時期的活動在一些重要方面比起北大過去所做的內容更豐富、步子有所前進。它産生的社會性質也基本跟前者一樣。不錯，這一時期，黨不但已經誕生，並且領導著廣大革命人民作著艱苦的戰鬥。這是社會背景和社會運動的階段有異於北大歌謠研究會時期的地方。但是，從1919年（或者1921年）到1949年，這三十年的時期，都是新民主主義時期。它的革命總任務是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後期添上了一項反官僚資本主義）。它的性質仍然是資産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這一時期（特別是1931年以後）的革命文化性質的要求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即民主的）。這些是我們大家背得爛熟的政治理論常識，也是我們在評價這段時期一切文化運動或工作的進步與否所應依據的原則。那麼，我們來看看中大的民俗學活動，看看它是否應歸入進步的或落後的乃至反動的範疇，我認為中大民俗學會的學術活動，在當時迫切要求革命文化的情況下，它決不能與解放區的紅色文化相比並，這是事實。但是，從它所面向的學術對象和工作目的説，從那些參與者的思想和實際工作成果説，卻具有相當明顯得反封建意義，也具有一定的反帝意義。對於那三個革命文化要求，民俗學會的工作也是基本符合的。至於對那為了建立社會主義社會而先進行的資産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當時民俗學會的宗旨和實際活動，既不是站在對立面，也沒有怎樣遠離它的範圍。從以上一些簡單的論述看來，我們怎麼能任意判定這個學術活動是退步的或反動的呢？

　　再從另一方面説，也不能同意那種論調。如果在那長達三十年或二十八年之久的中國大陸上，除了蘇區、解放區以及國統區的一些左翼文化活動之外，其他幾十所大學及許多研究機關、出版機關等多作的資産階級性的文化、學術活動，都因為它不是紅色的就一筆勾銷（因為它是退步的或反動的），那麼，解放後可以批判的繼承、利用的這時期的文化遺産就更少了。我們新文化的那種滋養就更貧乏了。但是，照有些人評論的方法和意見，我們就非落入這種貧乏境地不可！這不是很值得我們認真思量的問題嗎？

　　六十年的歲月過去了。我國民俗學，在社會主義祖國歷史的時期，因為有了許多優越于過去的條件，近年來，它已復活而且更加蓬勃地發展了。我們應該充分珍視並利用這種條件和已經取得的成就，不斷向前奮進！作為祖國偉大文化遺産一方面（民間文化）的清理和發揚其優秀部分的工作需要我們！創造社會主義新型文化（包括提高科學水平和改進人民的生活習慣等）的工作需要我們！我們應該做和能夠做的事業是宏偉的，也是莊嚴的。

　　1987年

　　來源：謠俗蠡測 （民俗學刊網 李敏錄入）

責編：郭翠瀟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