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學思想的來龍去脈

央視國際 (2005年01月09日 21:30)

　　我致力於民俗學的工作，是從蒐集民間文藝作品開始的。在本世紀20年代初期，我受了北京大學歌謠徵集處（後改為歌謠研究會）徵集近世歌謠的影響，開始在故鄉（海豐公平鎮）一帶蒐集當地流傳的民歌土謠。稍後，又把蒐集的範圍擴展到一般民間敘事作品（神話、傳説、幻想故事、民間趣事等）及其他民俗資料。差不多跟這同時，我對於那些野生的文藝，也初步進行了理性的考察（當時在《歌謠》週刊連續發表的一組《歌謠雜談》，就是這種考察所得的初穗）。我當時考察所用的觀點，主要是文藝學的。因為，國內現代意義的民俗學還在發生時期，沒有多少理論上的成果；國外學説的介紹也是初步的、零散的；而我自己也只在文藝理論方面（包括傳統的和新輸入的）多少還有一些知識。

　　20年代後期，我不但對民俗學範圍的主義逐漸伸展了，而且對於這門學科本身及相關學科的知識也在不斷地擴充。我當時所能接觸到地，主要是19世紀後期英國人類學派的民俗學理論，同時也開始涉獵了馬克思主義學者關於社會、人文的學説。稍後，又對法國社會學派的文化理論感覺興趣，有所吸取。與這些情形同時，我更多地接觸了民俗事象（主要憑藉近人記錄及古代文獻），喚起了自己地一些思考。這樣就形成了“把民俗當作文化現象”地初步觀點。

　　我把上述觀點應用於學術研究，是在1930年前後（當時我在杭州浙江大學文理學院教書）著手進行《山海經》一書探究地時期。當時，我把那部古典著作中所表現的古代各種民俗事象（神靈、祭祀、徵兆、法術、原始醫藥、自然神話、古英雄及古帝王傳説等）加以疏理、論述。專著的名稱，就定為《山海經之文化史的考察》（也簡稱《山海經研究》）。這部書，後來因為種種關係，沒有全部完成和刊行（只印行過已寫成的部分篇章，如《山海經是一部什麼書》、《中國古代民眾的醫藥學》等），但是，從所擬定的書名看，把“民俗作為文化現象”的意思是很顯然的。這可以説是我這方面觀點的發源罷。在那以後的兩三年（1933年左右），我給一位努力蒐集民俗資料的張清水所記錄的口傳故事集（《太陽和月亮》）作序，指出了故事中的許多原始風俗和觀念（如禁忌、物體變形、近親結婚及個體代替集體的觀念等）的文化意義（“這個集子作為提供文化史和文化科學的資料，對於新時代拓荒的學者們……有著重要的意義”）。此序文在刊物發表時，就用了《中國神話之文化史的價值》的標題。這裡的意思，跟上述《山海經》研究中所表現的，不是同樣明白嗎？

　　30年代中期，我在東京學習，先後誦讀了那些關於原始時期和古代的社會文化史、民族學（包括民族志）、文化人類學等的著作（中間包括我的老師西村真次教授的《萬葉集之文化史的研究》）。它們對我的學術思想有所啟迪和豐富。我那原有的關於“民俗與文化關係”的觀點，因之更加強固了。

　　抗日戰爭前一年，我回到杭州。除教學外，我繼續著對民俗學的探索和倡導工作。在這時期裏，我的專業思想比原來的又有所開拓。我替所任教學校的《民眾教育》月刊，編輯了《民間風俗文化》、《民間藝術》等專號。在這些專號裏，更廣泛地刊載了民間風俗資料（如民間社會組織、民間醫藥學等）。並創用“民間文化”這一新術語，編輯了這房方面地資料小叢書（原定十種，才刊行《老東嶽廟會調查報告》、《浙江的民間戲劇》兩種，就因戰爭關係中止了）。這種活動，無疑是從《山海經》研究以來那種關於民俗的觀點，在學術工作上的進一步的體現。

　　從1937年夏到1976年秋，這中間經過了民族抗日戰爭、民族解放戰爭、十七年建國、文化大革命等幾個時期。我除了抗戰前曾經在前線工作過一段時間外，其大部分時間都在學校中度過。在這長時期裏。我並沒有跟學術工作完全脫鉤。我教授“民間文學”的功課，編輯《民俗季刊》（中山大學文科研究所）、《民間文藝集刊》（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等刊物，也撰寫過一些關於民間文藝的論文、隨筆（如《詩和歌謠》、《民間諷刺詩》，以及幾篇晚清民間文藝史論文）。但是，由於客觀形勢的制約和自己處境的坎坷等原因，原來那些學術活動和思想，很多沒有表現的機會——甚至受到嚴重抑制。但也不乏一些例外。如解放初期，我在《民間文藝集刊》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目就叫做：《口頭文學——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財産》。這是我在這些時期裏，較罕見的一篇文章，它明確地把民俗事物（口頭文學）作為文化現象，在論文題目上標榜出來。這也可以説是過去那種觀點地一時閃亮吧。

　　像整個社會現象一樣，1978年學術也回復了生機。我們這些久受禁錮（特別是在思想上）的知識分子恢復自由了。在這春天的大氣候中，我們重上講堂，暢情地揮灑柔翰，再建學術機構、召開各種學術討論會……將近二十年來，我們在學術領域裏做了過去那些年月裏連想象也不敢涉及地事情。

　　自70年代後期，我恢復工作以來，在學術思想活動上，寫了許多論文、隨筆，作了許多專題報告。在這些文章、講話裏，我曾經不止一次地談到民俗與文化地關係（它們大都被收入了這個文集裏）。我從30年代已經具有的觀點，這時不僅保持著原來的性質，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個人經驗、知識的增益，顯然有些精進的地方。

　　從上文敘述裏，可以看出，在我的民俗學思想經歷中，那種把民俗看作文化現象的觀點，是由來已久、並且越來越明顯、越強固的。儘管如此，卻還始終沒有形成學科（民俗文化學）意識。它還在量的增進中。

　　“二月二，龍抬頭”。條件成熟時，果子終於落地了。1989年5月4日，是偉大的政治和文化的五四運動的七十週年紀念日。事前，中國社會科學院為了紀念它，計劃召開一個國際規模的學術討論會。承邀參加，我答應了。我擬從那段時期裏學界所興起的有關廣大民眾文化的種種學術活動，通過分析、綜合，給以概括的、創新的説明。因為內容涉及方面較廣（從白話升格與方言調查、口承文藝的發現、通俗文學登上文壇及風俗習尚的勘測、探索），過去慣用的民俗學一詞的含義，似乎不能完全包括它。這時還有另外的一種原因在鼓勵我創用新的術語。大家都會記得，80年代（特別是它的中、後期），我國學界對於文化問題討論得很起勁（有人稱它為“文化熱”），我也從自己專業的角度參加了這種學術活動（當時所寫的一些文章，後來大都收入《話説民間文化》那本小冊子裏，人民日報出版社，1990）。我又讀過L. A.懷特的《文化的科學》、黃文山的《文化學體系》一類的著作，並且對它頗感興趣。因為這些原因，我就創用了“民俗文化學”這個新術語，用以涵蓋五四時期那些涉及民眾文化的學術活動。我那篇提交了國際學術討論會的論文的題目，就叫做：《五四時期民俗文化學的興起》。

　　這裡，讓我附帶談點當時討論會的情形。參加會議的人，除中國內地學者外，還有美、俄、日、臺等國家和地區的漢學家。中國的許多學者，正熱心於討論“救亡壓倒啟蒙”一類的問題。我的論文雖然在大會上撮要宣講了，但在各組討論中，並沒有引起較大的反響或爭論。記得只有少數海內外學者向我表示了對它的興趣而已。這種冷遇，在當時的氣候下，是沒有什麼可怪的。

　　討論會雖然過去了，但這個自己新提出的學科——民俗文化學，卻牢牢盤踞著我的腦海。我在考慮它的學科性質及結構體系等。1991年，我前後在兩個民俗學學習班上講演過，標題為《民俗文化學發凡》，後由我的助手董曉萍根據錄音加以整理，刊載在《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92）上。此文發表後，頗引起學術界的注意，《新華文摘》曾予以轉載（1993）；在地方一些同行中間，也響起了一些回聲。

　　民俗文化學，雖然已經正式提出了，並且對它的學科結構等也畫了藍圖，但它畢竟還是一種未完成的初基。

　　廣大民眾的風俗習尚（包括他們的精神産品），是每個民族文化的不可缺少部分，同時也是全人類共有的一種文化財富（儘管它在形態上是那樣千姿百態）。它對於整個民族文化，起著基礎作用和輔助作用；對每個民族成員的生活，是一種必要的手段和軌范。任何人不能脫離它而生存，正像魚類不能離開水而生活一樣。

　　儘管如此，我們對這種文化現象的認識、理解；特別是科學研究，卻遠遠不夠。這是一種必須克服的矛盾。民俗文化學，是研究民族文化的一種新興的學科。比之於樹木，它還沒有強勁的主幹和繁茂的樹葉。但它的根柢卻是壯健的。它富有生命的潛力。它具有發展的前途，我們也應該使之達到這種前途。

　　1996年

　　此文節選自《民俗文化學：梗概與興起》自序，中華書局1996年。

　　來源：謠俗蠡測 （民俗學刊網 譚睿颋錄入）

責編：郭翠瀟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