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中的五四

央視國際 (2005年01月09日 21:26)

　　五四是中國的一個超級民族節日。她的意義是多方面的，既有其重大的政治意義，也有深遠的學術意義。像這樣意義的節日在我國歷史上可能是很少的，或者説是唯一的。

　　五四運動發生於1919年。那一年，我十七歲（按照中國舊曆虛歲的算法），是一個已經略知一些世事的青年了；在知識上，也開始有了一些積累。我在七歲左右的時候進私塾讀書。那時還是晚清，家鄉附近沒有現在所説的學校，大城市有了，但我們鄉下還沒有，所以只能入這種舊式學堂。這是一家客家人創辦的私塾，老師也是從鄰縣請來的一位講客家話的生員。因為據説我們的祖先是從外地遷來的，祖宗是講客家話的，我父親大概是為了讓我不忘祖先的緣故，就讓我讀講客家話的書。我先學了《三字經》、《論語》，後來好像又學了《幼學瓊林》之類專講駢偶對句的開蒙書，我都是一本一本地跟著學下去的。但老師教書的時候，只教誦讀，不講意思，不注意兒童心理，所以我那時對讀書並不感興趣，學習態度是被動的。有時老師還打人，連像我這樣很老實的學生也被恫嚇過，結果弄得我對讀書的事，心裏很怕。

　　辛亥革命後的第二年，1912年，我們那個鎮子破天荒地開辦了第一所完全小學，當時叫“兩級小學”，實行初小與高小雙部學制。它看上去挺新，實際上還是半新半舊的。學校裏並沒有新式的教學設備，師資也還是原來的生員班底，不過是受過短期的師範培訓，比如讀了幾個月、半年的師範專科，就又取得了新的教書資格。在功課上，開設了國文、算術、格致、體操、圖畫等。在作文訓練上，起初做一些簡單的題目，如《讀書論》；稍後做史論文章，較為複雜一點了，像談漢高祖治世的《劉（邦）項（羽）優劣論》等；策論沒做過。到了高小時，老師又增加了經史典籍方面的功課，如讀《左傳》、《綱鑒發凡》等，讓學生懂得了一些知古鑒今的道理。除此而外，雖然不是開課，但在老師和高年級的同學當中，還興起一股風氣，就是作舊詩，我也被卷了進去，並且很感興趣。我後來一輩子寫詩兼搞詩學算是在這時啟蒙了。當時讀的書有《唐詩三百首》和《隨園詩話》等。這些書，在今天看，也是好書。這對我個人來説，可能是更重要的一部分小學教育。那時我也讀了一些文言小説，像有一部叫《余之妻》，當時很有名，作者叫徐枕亞，是禮拜六派的作家。至於白話小説，那時還見不到。總之，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就是在這樣陳舊的、半新半舊的教育制度下度過的。

　　五四運動，像一聲驚雷，把我們從沉夢中喚醒。她使我們這些本來不大懂得國家民族大事的少年和青年學生，組織起來，上街遊行、講演，去各商店查禁日貨，到神廟前的戲臺上表演宣傳愛國精神的活報劇……這些活動的想法和內容都是很單純的，但這一來，卻使我對國家社會有了一種實體的感受。過去，我在學校裏做《愛國論》，都是空的；到了這時，有了自己的實踐，就把原來抽象的東西，變成了實在的信念。這種初步的社會實踐，還成為我後來進一步為國家社會做工作的萌芽、基礎。

　　五四運動對我更大的啟導作用是在學藝方面。像大家都知道的，在五四的前兩年，即1917年，新文學運動已經在知識界開始了，但五四運動的巨大力量卻把它在全社會範圍內帶動起來，並把它的革命影響擴大到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各個領域。在那個特定的時代氣氛下，它這只文學之舟，成了一艘駛向縱深的歷史海洋的“母艦”，承載了許多新學術的運送使命。它們後來又同它脫離開來，成了其他的現代新學科。在這些現代學科群中，就包括了我後來所終生從事的民俗學（包括民間文藝學）。

　　我接觸新文學運動是在1921年前後，即五四運動爆發後的一兩年。當時國內各地的報刊大都改成了白話文，所刊載的作品也大都是白話創作。使用文言的、或半文半白文體的報刊，雖然尚未絕跡，但到底不是主流了。這些刊物影響了我，使我拋棄了讀古文、作舊詩的習慣，開始改而從事新文藝的創作。我開始學作白話的新詩、小品文和散文，不久，還與別的兩位同學聯合，出了一本新詩集，叫《三朵花》（自印，1923年左右）。現在另外兩人都不在世了，其中的一位在大革命時期成了烈士，另一位在抗戰中病逝。五四後的三四年，我還和同窗好友辦過一個刊物，起名《狂飆》。那時我熱血沸騰地創作新詩和寫散文，在後來出版的《荔枝小品》（1927，北新書局）和《海濱的二月》（1929，北新書局）中，都收入了我在這一時期創作的一些作品。

　　我的學藝活動的更重要方面是對人民大眾口傳的民間文學作品加以收集整理和進行初步理論探索的工作。我的蒐集活動是從參與北京大學的歌謠學運動開始的。自北大歌謠徵集會在北大《日刊》上印行了《歌謠選》之後，全國各地的報刊紛紛效倣，也大都登載了歌謠、故事之類的作品，比如廣東的《群報》、上海的《婦女月刊》和我們家鄉的《陸安日報》等。到了1922年底，我就跟著這個潮流活動，在我們鄉下蒐集歌謠故事，所得作品的一部分，後來發表在北大的《歌謠》週刊等刊物上。那時的這種蒐集口頭文學的工作，不像以後那種有組織的、有計劃的調查，而是個人的、自發的活動，主要是在家族親戚、同學和朋友中間蒐集。我蒐集到了一些普通流行的民歌，也有客家人的山歌等。這些材料以後在不同時期分別印成了《民間趣事》（1926，北新書局）、《客音情歌集》（1927，北新書局）等。那一時期，我還在《歌謠》週刊上發表了有關《歌謠雜談》一類的文章，在對民間文學的理論探索方面，也做了些嘗試。

　　在早期的新民間文學運動史上，我參與《歌謠》週刊的學術活動曾引起了社會的注意。經常有些年輕學者問我，胡適在他的《白話文學史》自序中寫過一段話：“自從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發起蒐集歌謠以來，出版的歌謠至少在一萬首以上。在這一方面，常惠、白啟明、鐘敬文、顧頡剛、董作賓……諸先生的努力最不可磨滅”，對此話我怎麼看？胡適在五四時是否認識我？其實這段話我也是事後才知道的。有一天，一個同鄉在街上看見我，説“你現在大名鼎鼎了，胡先生的書裏都講到你了”，他還説了別的一些你老兄如何如何之類的誇獎的話，我這才第一次從他口裏聽説此事。後來我自己也買到了這本書，才看見了這段原文。我始終沒和胡適見過面，也從無個人之間的來往。他在五四時已經名氣很大，是新文學革命運動的發起人；我則還是一個學術青年，在熱心地追隨著這個偉大的文化運動。我想，胡適先生之所以能夠注意到我，是因為我那時是《歌謠》週刊“圈”裏的活躍分子，他可能是在看《歌謠》週刊時，發現了裏面的幾個重要作者，包括我，他認為值得一書，就把這幾個人寫進了他那本有名的《白話文學史》，還把我的名字寫得很靠前。這主要表現了他的中國學者氣派，他是完全從實際材料出發來得出他的結論的。他那時很關心歌謠，還從文學角度寫過一篇著名的研究歌謠比較理論的文章，在當時很有權威性。董作賓撰寫研究民歌《看見她》的論文，就受了他的啟發。他那本《白話文學史》，在那時候大家都非看不可，解放後的一段時期還很流行；那麼以他這樣的學者這樣對待當時我這樣的一個年輕人，這對我認識五四和後來走上研究民間文學的學術道路，肯定是有影響的。

　　在參加《歌謠》週刊的活動期間，我與北大學者直接發生民俗學的學術往來，並長期保持這種學術關係的，主要是顧頡剛先生。顧先生出身江南蘇州的世代書香之家，後來又考進北大讀書，學養深厚。在五四時期，他年紀還輕，但學問造詣已經很深，我很欽佩他。1923年，他在整理清代文獻時，發現了李調元的《粵風》，就在《歌謠》週刊上寫了文章。我看到後，知道《粵風》匯集了兩廣一帶的多民族民歌土調，那裏正是我的家鄉，於是我就響應顧先生的意見，也給《歌謠》週刊寫了文章。以後，我們就通過《歌謠》週刊往來通信，談到了《粵風》，也談了其他一些民間文學作品，如對《孟姜女》傳説的看法等。顧先生不久寫了《孟姜女故事研究》。1926年夏，我到了嶺南大學，在圖書館裏找到了《粵風》，就和劉乾初一道，對它進行了翻譯整理，後來分作兩部分出版，一部分叫《亻良僮情歌》（1927，北京樸社），另一部分就是前面提到的《客音情歌集》。這項工作，一直得到了顧先生的鼓勵。顧先生熱心提攜後學，積極地推廣學術，造就人才，他對我的影響在我一生的學術活動中都佔有相當的位置。

　　從五四開始，我這種對民間文學的興趣，後來發展了對整個民俗現象的興趣，並一直延長下來。到了1927年，我到中山大學工作時，探索民俗學的興趣愈加濃厚了。那時顧先生等一批北大教授由於躲避北京政府的黑暗統治，南下廈門，又來到廣州，到中山大學教書，這時我們才初次相遇，但因為有了前幾年在《歌謠》上通信的鋪墊，我們一見面就成了老熟人。當年底，我參與了同顧先生等一道籌辦中大民俗學會的工作，後一起編輯了《民俗》週刊，出版了民俗學叢書等。這些活動以後都延續下去了。

　　後來，民俗學的學術發展了，我個人又有了許多新的經歷，比如又到了杭州；到了日本留學；解放後又參與建立了民間文學和民俗學兩個方面的學會等等，這些當然都是學問上的進一步發展，一直到現在，已經八十年了。這個就不去細講了。

　　但回頭來看，中國民間文藝學和民俗學兩個現代學科發展根源還是在五四時期。假如當時沒有五四運動的這些文化上的影響，我在學藝上，就不一定走上這條路，而且不一定能堅持下來。現在飲水思源，應該感謝五四對我的啟迪作用。她是我所終生不能忘懷的學藝上的乳母，茲以聯語銘之：一陣雷霆，驚起國民禦侮救亡意識，八旬歲月，難忘師傅啟蒙發聵恩情。

責編：郭翠瀟 　來源：南方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