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地方民俗志的意義

央視國際 (2005年01月09日 21:12)

　　中國現代民俗學史，從北京大學歌謠徵集處（後改為歌謠研究會）活動開始，到現在已經將近八十年了。但是，從１９１８年到１９７６年（“四人幫”倒臺的時候），一路上起起伏伏，儘管整個學術活動沒有完全中止過，成績是有的，卻不能説是太理想——或者應該説距離我們的理想頗遙遠。十多年來，由於領導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明智號召，由於學科本身的生命力和發展要求，更由於學者們的學術意識自覺和認真努力，這時期民俗學跟其他社會科學、文化科學一樣，呈現出一種從來沒有過的繁榮景象。

　　１９７６年以後，我們民俗學的各方面（機構、隊伍、蒐集、研究、出版、及其他活動），有著不同程度的發展，而且步子相當迅速。從學術的機構方面説，全國３２個省市（包括自治區），不但都恢復了固有的民間文藝研究會（現在改稱“民間文藝家協會”），而且２／３以上的地區先後建立了民俗學會——中央一級的“中國民俗學會”是在１９８３年成立的。許多文科院校，特別是少數民族地區的高等院校，都開設了民間文學或兼及民俗學等功課，設有教研室或教研組，有的並設立了師生共同活動的民俗學社。有些院校兼設有本學科碩士學位授予點，北京師大並設有博士學位授予點，現在國內從事這方面工作的已有數千人，得到碩士和博士學位的也有數十人。專業活動和培養機構有很大的發展，隊伍也比過去任何時期都更為壯大了。

　　著述方面的進步，更體現了這時期民俗學的景象的繁榮。這方面的著述，在質或量上都顯示了它腳步的前進。理論反面，除了個別課題的專著之外，並出現了許多系列性的著作。更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同一主題（例如關於儺戲、薩滿教等）的理論著作陸續出現了。總之，在理論著作上，更擴展、更集中、也更深化了。民俗資料記錄（民俗志）的編著、出版，數量更大，規模更大，成就也更顯著。不僅有許多地，縣級的民俗志送上書店，省、市級的大部頭的民俗志也相繼出版了（例如河南、山東、廣西等省志的“民俗卷”）。在文學藝術方面的記錄中，有文化部&&主辦的全國民族民間文藝志書、集成，近日已經出版了一百多卷（全書約三百多卷），成為我國這方面的民族民間文化的巨大長廊，使國內外學者對之不禁瞪目動心，嘆羨不已。

　　此外，像這方面學術專題的研討會、國內外學者意見交流會的經常出現，外國專業名著（如《金枝》、《原始文化》、《原始思維》……）的不斷譯成中文，等等的可喜現象，就不遑一一舉述了。總之，我們這十多年間、民俗學事業大有一種突飛猛進的趨勢。它已經成為我們學屆的一種 “顯學”，或者用現在的時髦話説，成為一種“熱門學科”了。

　　如上所述，形勢的失卻非常喜人的。但是，我們冷靜地進一步加以審查，就不免有些歉然，我們這門新學問，儘管已經歷了數十年的歷史，近年在它的個方面又有較大的發展，但是平心地説，它到底還是一種未成熟的學問。它有待於我們的進一步大力耕耘。這種學問，在整個結構上大致有三個主要方面：1.理論研究（包括方法的研究）；2.民俗現象的記錄，即民俗志；3.民俗發生、發展史及思想史（民俗科學史）。成熟的民俗學，必須在這三方面都有比較圓滿的成果。現在，我們只就民俗志方面的情形來説吧（民俗現象的記錄，是民俗學的一種基本作業，，而中國這方面的“礦産”又是驚人地豐富），六十年前那位曾在中國工作過的美國學者詹姆森，他那句帶有感嘆意味的話：“中國是民俗學者的樂園”。就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實際情形來看，它不但不算誇張，而顯然有些不足之感。十多年來，我們對各地民俗資料的記錄和出版，的確盡了巨大的力量，也取得了豐富的成果。但是，如果把已經取得的成就，去跟客觀鋪天蓋地、無處不存在的民俗現象相比，就會感到彼此差距之大。這種差距，即使不是鴻毛與泰山之比，至少也是侏儒和巨人之比。別的話，我不想多説，只試舉一點閱讀的經驗，來證明我們現在的民俗志工作成就距離應該達到的程度的遙遠。近來常有一些認識或不認識的朋友，給我寄來一些地方民俗志的書，我翻讀一下，總覺得書中有些資料是自己所不知道的（我自從跟這種學問打交道已經七十多年了，自己又是一個重視資料的實證論者），而有些卻是在學術史上至關重要的：它們有的在二三千年前就已出現于我國文獻上，有的更具有世界民俗學史的比較價值。我往往為之讚嘆，也痛感到我們民俗志工作的薄弱。

　　我們正在打算加強我們的民俗志工作，並且在草創“民俗志與民俗志學”這種新分支學科的時候，有機會讀到朱元桂同志主編的這部《紹興百俗圖讚》，我一時心上的快慰，真是不容易用語言表達的。

　　紹興，是幅員遼闊的祖國的一個行政區域。它地方並不怎樣廣大，也並不是商業或政治的要區。但它牽係著許多知識分子的心，自然同時也牽係著我的心。這大概是因為它具有一種歷史和文化的意義吧，春秋時它是越國的所在地，所謂報仇雪恥之鄉。漢以來，它産生了（或在此寓居過）許多名賢。隨便舉幾個名字，如王羲之、謝安、賀知章、陸游，以及徐文長、張岱等，都是大家所熟知和敬慕的先賢；在現代，名豪傑士就更多了。一些新文學屆的先輩（如魯訊、周作人等）的學藝業績，是哺育了當時我們年輕一代的食糧。就我個人説，又曾在杭州住過幾年，得以跟一些紹興籍的文友（例如許欽文、孫福熙、陶元慶諸君）交往，不但在學藝上得到益處，在為人處世上也很受他們的熏陶、感染。在過去數十年中，我曾前後兩次到過紹興，在遊覽大禹廟、快閣、東湖、蘭亭、古軒亭口和魯訊故居等名勝古跡時，自然的美和人文之美是交織於心靈深處的。

　　在杭寓居的幾年中，正是我民俗學工作最活躍的時期。建立中國民俗學會，出版民俗刊物和叢書，廣泛蒐集學術資料及潛心進行研究，這些活動，都是和浙江籍、特別是紹興籍的學術前輩和朋友密切相關的。劉大白先生不僅是優秀的詩人、文學史家，他也是民間文學、民俗學事業熱心的支持者和實踐者（三十年代，我所編輯《故事的壇子》，就是他老先生記錄的成果），浙江第一個民俗刊物（《民俗週刊》民國日報副刊），是以他的名義從報社領受而交給我和錢南揚先生負責編輯的。中國民俗學會的建立和《民國月刊》的刊行都是和紹興籍的同行（婁子匡、陶茂康）合作進行的。這些事情，現在雖然已經成為歷史了，但是，沒有歷史，就沒有現在。眼看到我們今天民俗學事業的繁榮，眼看到朱同志所主編的這部民俗志的成果書，我怎能不深切地回憶起那些紹興籍的先輩和同行呢？

　　《紹興百俗圖讚》，是紹興市文聯為傳播鄉土知識、發揚民族文化而編篡的《紹興百字圖讚叢書》的一種。它的主編是紹興市文聯主席。他先制出藍圖，約請有關專家學者執筆，而後匯集成書。書中正文一百篇，附錄三篇，內容遍及“歲時節令、衣食住行、婚育喪葬、交際禮儀、生産經貿、文體技藝、社會組織、信仰祭祀，兆卜禁忌”九個方面（見該書《編寫過程的幾點説明》）。全書為隨筆體，各篇相對獨立，彼此沒有什麼明顯關係。文字一般為敘述體，必要的地方稍作考據。全書文字清晰、簡要，可讀性較強。並附有許多線條簡樸的插圖，更有利於廣大讀者的鑒賞。我仿佛讀後，留下相當深刻的印象，現在簡述兩點如下：

　　一 資料蒐羅豐富 本書像寫作説明上所説，涉及民俗事象有九個方面，對於這些方面，大都提出了一些事項加以敘述。自然，在個別方面敘述的事項中，並不都是重要的（例如關於社會組織的敘述，家庭、宗教及村落形態等相當重要的事項卻沒有涉及）。當然還有那些沒觸及的民俗方面。可是，作為一部地方民俗志，像這樣方面週全，敘述又比較得當的並不容易見到。我批閱著它，頗有點像前人所説，行在山陰道中，千岩萬壑，應接不暇的感覺。

　　二 提供了一些極具學術價值的資料 本書所記述的民俗資料中，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頗不少。例如第四則《正月初一敬女日》，它告訴我們，在嵊州民間流行的那種很值得尋味的古俗。大家知道，在過去人們受封建倫理束縛的許多地方民俗中，年初一這天大都是禁止婦女到人家拜年或串門的。但嵊州人卻不然，這一天，他們的婦女卻被稱為“玉女”，不但可與“金童”（男人）同出去拜年，並且還備受歡迎。她們也可以單獨去做這種活動，並得到與上同樣的待遇。“尤其是伶俐的女孩，漂亮的姑娘，生育旺盛的婦女和福壽雙全的老太太，則被認為是利市的吉星。”人們往往事前就約她們到時（初一）去做客，以求吉利。這種習俗，決不時偶然出現的，它一定有它産生的社會 背景。依我們看來，它很可能是當地原始時期女係制度所産生和遺存的一種古俗。把它去與本書中所記同地區（嵊州）流行的“麻鳥飯”儀式中女性（頭腦婆）主祭的習俗聯絡起來看，性質就相當明顯了。此外，書中如關於那些民間工藝、民俗文學藝術活動的記載，大都是民族文化的可貴資料。至於像《吃講茶》中所記，那種民間自動調節民事糾紛事件辦法的美俗，就不僅是民族社會文化史的寶貴資料，而且是在社會主義文明建設中特別值得提倡的良好風尚了。

　　除上述兩點外，本書還有其他的一些優點，就不細説了。

　　完美無缺的事物，大都是只存在於人們的理想之中。大多數優秀的著述，都不免同時有著這樣那樣的缺點或不足之處。這本民俗志，如果我們對它嚴格檢查起來，當然也可以找出一些缺點。這裡試舉一例，那就是關於民俗起源的解釋。書中有些地方對民俗的起源作了解釋。這種解釋資料，大都是有兩個來源，一是從古書上授引來的，另一是採自現在民間流行的傳説。前者之中，有的是學者們的推測，有的也是當時民間有關傳説的記錄，不管是前者或後者，大都是距離民俗産生較遠的後代的人們憑籍他們的生活、經驗和知識去推測的結果；而他們的生活狀況和社會背景已經跟産生它（民俗）時的情緒有了很大的差異，他們的心裏狀態也不一樣。因此，他們一般不可能理解那些風俗産生的實際情況和真正意義。嚴格地説起來，他們的推測和臆斷，並沒有多少科學價值。要真正解決民俗的起源，只有憑籍考古學、人類學、民俗學和社會史等現代科學知識，對它加以分析判斷，才有較大可能性。但由於我們民俗學等學科還不夠發達，因此，民俗學上的那些問題，沒有做出比較正確的答案並給以傳播；而一般學者就只好滿足於古書記載和民間口頭傳説的解釋了。這是近年所刊行的這方面著述的共同現狀，並不僅是本書所獨有的缺點。這種現象的存在，使我們深深感到民俗學者任務的沉重。本書雖然也有這類缺點，但從全書的成就説，它不過是“白壁微暇”罷了，何況這種缺點，又是當前這類著作的共有現象呢？

　　在當前全國學屆正在共同致力於地方民俗志編著的時候，當有些專業學者正在蒐集資料，企圖建立民俗志學科的時候，同時又是全國讀書屆正在盼望讀到較好的民俗志這類出版物的時候，這部具有自己一定特點和優點的紹興民俗志的出現，無疑是適時的，是值得大家鼓掌歡迎的。而這部書也將以自己的實際成就，去鼓舞民俗學者的工作，去喚起和滿足廣大讀者的興趣。作為一個老民俗學者的我，對此深感欣慰，那更是自然不過的事情了。

1997年7月23日序于京郊八大處。時年九五

（選自《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97年第6期）

來源：婪尾集 （民俗學刊網 林少娜錄入）

責編：郭翠瀟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