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背滄桑下的金銀器

央視國際 2004年08月02日 15:50

　　鮮卑遺存的認定是幾十年來考古研究的重要成果。由於鮮卑人沒有文字，認定其遺存的方法，是以漢文文獻記錄的鮮卑人活動的時間、地域範圍內的考古發現為探索對象，再根據出土遺物的樣式進行比較判斷。宿白先生《鮮卑遺跡輯錄》 的系列文章，就是根據考古發現，結合文獻勾勒出了鮮卑南遷的路線及其遺存特徵。後來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盟大興安嶺嘎仙洞遺址的發現，使鮮卑早期活動地區得到證實 。至今在內蒙古、遼寧又發現大量與鮮卑有關的遺存，因新材料的出現關於鮮卑文化的研究也逐步深化。目前基本確定出的一批鮮卑遺存主要是墓葬，墓葬形制、葬具、隨葬品與年代大致相同的黃河流域的漢族人有別，還可以初步區分出拓跋、慕容等部的不同，以及陶器、馬具等遺物的特徵 。

　　遊牧民族雖然在一定時期活動於一定的區域，但終究是流動性較大，各民族不斷衝突引發出的大規模遷徙與融合，無論是種族還是文化都呈現出相當複雜的面貌，要搞清族屬以及部落文化的區別並非易事。人們希望文獻記錄和考古資料相吻合或互補，但常常遇到的是文獻缺載、不清甚至矛盾。事實上許多漢文文獻記載對於解釋考古發現的遺跡、遺物幫助不大，更少有準確鑒別文物的直接證明。因此，細化對某一些或某一類遺物的研究十分必要。鮮卑人喜愛的金銀物品構成了其遺物中具有特色的組成部分，並很大程度代表了他們的文化面貌，以此作為一個途徑，對探討鮮卑文化特徵會起到積極並帶有啟示性的作用。

　　早期鮮卑及其相關文物

　　鮮卑各部建立政權之前的早期情況，文獻記載簡略，僅知是作為匈奴或東胡的一支，融合了眾多的族屬種群，其內部由諸多的部落組成 。依據含混不清記錄討論鮮卑的族源，將是一個永遠存在爭議的懸案，人類社會新種族的出現，是複雜的交融過程，單純的答案或許沒有。文獻的粗略描述中能給人提示的是，鮮卑被匈奴擊破後退居鮮卑山，處烏桓之北，西漢中期、東漢初年烏桓兩次由塞外而漸居塞內的南徙，鮮卑亦隨之。匈奴衰落，留在故地的數十萬落皆自號鮮卑，到2世紀中葉檀石槐大聯盟時，在草原各族融合基礎上鮮卑人才真正崛起，明確以獨立的民族身份活躍在歷史舞臺上。文獻中的鮮卑名稱在不同階段有不同所指，兩漢曹魏時期主要指東部鮮卑。西晉十六國時期，由於東部鮮卑大量進入草原，鮮卑開始稱為包括拓跋鮮卑在內的北方眾多遊牧部族的泛稱。大約在北魏統一前後，拓跋鮮卑幾乎代表了整個鮮卑諸部。

　　無論鮮卑人起源和形成過程如何，與匈奴人在文化上有密切的聯絡是毫無疑問的。直到南朝時，如《宋書索虜傳》仍記拓跋為李陵之後，《南齊書魏虜傳》稱拓跋為匈奴種。儘管不排除鮮卑與烏桓、夫余、高句麗的聯絡，但由於匈奴的時代早，鮮卑的遺物與匈奴的關係密切不僅是自然的，也可以看成是遊牧民族整體上的繼承關係。遊牧民族使用金銀器，並不始於鮮卑人，此前廣大的北方遊牧地區的諸民族成熟金銀器工藝，為其後鮮卑人製造種類複雜、風格多變的金銀器打下了基礎。因此，如果把金銀器作為個案來研究，有必要簡單介紹鮮卑之前的匈奴金銀器。

　　早期鮮卑與匈奴接壤雜處，金銀器用途和種類與匈奴遺物也大致相同，都以人身裝飾為主，有異於中原農耕文化系統金銀器。雖然匈奴人的金銀器也不甚清楚，但依目前的研究狀況，大體可歸納出以下特徵：一、動物題材豐富。可以辨認出的有鹿、虎、馬、羊、鳥、刺猬等一些變形動物。經常出現的是動物咬鬥的場面，內容繁雜，場面激烈。二、虎的形象備受重視，虎均四肢肥大、爪趾發達，突出其兇猛的特點。三、器物造型和動物形體經常結合，有些以動物的輪廓直接作為器物的造型。四、金銀裝飾製作非常精細，不僅用錘揲技術製造出浮雕效果的器物，還熟練地運用了鏨刻、掐絲及鑲嵌等工藝。匈奴人金銀器的特徵也較普遍地出現在中亞地區廣大草原遊牧民族文化的金銀遺物上，越靠東部、時代越晚與中原文化的聯絡越深，時代越、越靠西部接受中亞文化的因素較多。鮮卑金銀器也是對這一文化現象的繼承和發揚。

　　拓跋鮮卑金銀器

　　通常是把拓跋部作為西部鮮卑的代表，其遺存中的墓葬使用頭寬腳窄的木棺，有的墓室設陳放隨葬器物。以牛、馬、羊、狗等家畜殉葬，但經常是以頭和蹄等作為象徵。長弧頸展沿壺、小口展沿罐、長弧頸盤口壺和小口盤口罐等是富有特徵的陶器，這些器物的表面常常飾有豎狀和網狀的暗紋與水波紋等 ，以此作為初步判別拓跋鮮卑遺存的依據。其中出土金銀器的主要有：內蒙古昭烏達盟林西縣蘇泗汰、烏蘭察布盟察右後旗三道灣、呼倫貝爾盟拉布達林墓群、涼城縣蠻漢山南部小壩子灘窖藏、呼和浩特市郊區添密梁墓地。這些遺跡出土金、銀飾件不容忽視反映了拓跋鮮卑文化演進的一個方面。

　　三道灣墓群出土有雙馬紋、單馬紋、三鹿紋、雙鹿紋、單鹿紋牌飾、駝形牌飾，還有帶鉤、耳墜、花飾、片飾和泡飾等豐富遺物 ，也是目前拓跋鮮卑墓葬中惟一進行過分期的遺跡。第一期年代為公元2世紀初到2世紀中葉，第二期時代相當於2世紀下半葉至3世紀上半葉。以此為分期標尺，拉布林達墓群早于三道灣第一期墓葬，林西縣蘇泗汰墓大約與三道灣第一期相當，小壩子灘為4世紀初。出現了拉布林達、三道灣第一期和蘇泗汰、三道灣第二期、呼和浩特市郊區添密梁墓地、小壩子灘的大致先後年代序列。

　　拉布達林的24座墓僅在5、24號墓出土金耳墜 ，從整個出土遺物的比例上看數量並不多。金耳墜的制法也相當簡單，只是用金絲盤成環形，上部帶勾（圖1）。三道灣的金帶鉤、金耳墜、金花飾和金泡飾稍稍複雜（圖2、3），金耳墜是用金絲層層盤結而成，製作比較細緻，與扎賚諾爾出土的銅耳環的形狀和制法十分接近 。扎賚諾爾墓地位於呼倫貝爾盟木圖那雅河畔，先後四次發掘，多數學者認為是拓跋鮮卑的遺存。這種簡單的金耳墜等飾件，並無明顯特色，在北方地區各民族遺物中廣泛出現，質料也多樣。然而稍晚的遺跡中，出土器物中除了金耳墜還有較大型的牌飾，製作上要複雜得多。

　　三道灣墓群共50座，出土金器的墓7座， 15、17、118、122號墓為第一期，有雙馬紋牌飾、單馬紋牌飾、單鹿紋牌飾（圖4、5）。20、110號墓為第二期，有雙鹿紋牌飾、駝形牌飾。2號墓沒有分期，出土三鹿紋牌飾和片飾（圖6）。總體上看，金器出土情況有由少到多、由簡到繁的現象。由於考古發現的偶然性和局限性，這種現象未必就是發展演變特徵，但如果僅從三道灣墓群出土的金牌飾來看，第一期15號墓出土的雙馬紋牌飾是按馬的形體自然做出器型，而第二期的三鹿紋牌飾則加上長方形邊框，動物飾于框內，擺脫了以動物自然形態為器形的做法。與三道灣第一期時代相同的蘇泗汰墓出土的金牌飾似乎能代表金器製造的水平 ，那是一件長方形金牌飾，鏤空出三鹿紋（圖7），長7.8厘米，寬6.2厘米，重16.9克，含金量90%以上。

　　拓跋鮮卑的金器中牌飾雖然與匈奴文化有相似之處或受其影響，但製作上透雕鏤空的方法更突出，裝飾紋樣有區別。流行鹿紋，樣式也有單鹿、雙鹿、三鹿以及一些似鹿非鹿的動物。馬紋也多見，有的馬呈站立狀，頭部似有圓形冠。雙馬是在一跪臥狀的大馬背上，站立一個小馬，馬頭部也有圓形冠。與此同時也發現不少鹿紋和馬紋的銅牌飾，同樣的裝飾在不同材質的器物上普遍出現，樣式又接近，顯然反映著同一種文化特徵。

　　三道灣第二期以後金器顯然增多了，也變得複雜多樣，內蒙古涼城縣小壩子灘的一個窖藏出土一批金銀器 。一件四獸形金飾牌由一個身軀和四個動物頭部合成，動物頭似獸非獸，似鳥非鳥，身軀的束腰處一邊為騎坐的人，一邊為怪獸頭。另一件被稱作虎噬鹿紋金飾牌，其實虎、鹿的形象並不十分清楚，虎的腹部的怪獸被描述為狼頭。還有一件四獸形金飾牌由4獸兩兩相背，上下排列組成，背面鏨有“猗■金”三字（圖8）。據考“猗■”，即“猗■”，為始祖神元皇帝拓跋力微之後，3世紀末拓跋鮮卑分為三部，“猗■”統率其中一部，居今涼城縣境內，曾助并州刺史司馬騰擊劉淵有功，晉假以金印 。小壩子灘窖藏恰好出土有“晉烏丸歸義侯”金印、“晉鮮卑歸義侯”金印和“晉鮮卑率善中郎將”銀印。呼和浩特市郊區添密梁墓地出土的雙羊紋金牌，鏤空出對稱的雙羊，用了很誇張的表現，頭部很大，昂首大眼，盤角粗壯繞至後腦部（圖9）。目前，大體確認的拓跋鮮卑的各種牌飾採用了圓雕、透雕、浮雕及鑲嵌工藝，立體感很強。飾牌有穿孔，應是裝釘在某種器物上的配飾。時代越晚動物種類也隨之增多，和林格爾三道營鄉另皮窯村發現一座北魏早期墓 ，推測是拓跋鮮卑高級貴族的墓葬。出土金碗、條形飾片、管狀金飾、野豬紋帶飾和野豬紋圓飾等。土默特左旗也出土一批北魏時期的金器 ，有神獸紋帶飾、雲紋牌飾和火焰紋牌飾等。這兩批金器均為包鐵芯的金飾件，另皮窯村有的牌飾上還鑲嵌各種寶石，野豬紋的形象寫實（圖10）。

　　拓跋鮮卑的祖先在南遷的過程中，有許多神獸導行的神話，而出土的牌飾紋樣也都帶有一些神異色彩。《魏書序記》雲：“聖武皇帝諱詰汾。獻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神獸，其形似馬，其聲類牛，先行導引，歷年乃出” 。遺物中的神獸紋樣，與文獻記載的族源與祖源神話在觀念上吻合 。而拓跋鮮卑所推崇的具體神獸中，“形似馬”的動物也常見，有的馬實際並非紋樣，而是整個牌飾的輪廓造型。扎賚諾爾墓地也出土飛馬紋、馬紋、鹿紋、羊紋銅牌飾，雖然可以認為都屬於北方係青銅牌飾風格，但這種特點突出的馬形牌飾在其他時代和民族文化中不多見。最富特色的鹿紋也是如此，形象並非寫實而加以神化。奇特的動物形制和紋樣的出現，聯絡拓跋鮮卑人的神話傳説，或許不是偶然的。

　　慕容鮮卑金銀器

　　慕容部是東部鮮卑的代表。其遺存中墓葬的土壙和木棺都做成頭端寬大、尾端窄小的形狀，頭前挖龕置陶器、牛腿骨和狗爪等祭物。有的以石為槨，大型墓分層放置隨葬品，有燒祭的現象。有壁畫的墓，除畫墓主人及其所佔有的山林、奴僕外，狗是常見的題材 。陶器組合有小罐、壺、平底樽、碗和盤。最具特色的是出現了成套的馬具和兵器以及死者頭飾的冠頂連綴的花樹狀的搖葉裝飾。

　　在以檀石槐為首的鮮卑大聯盟解體之後，慕容部進入大淩河流域，其時約在曹魏初年，他們先據遼東，後入遼西，逐漸吞併了夫余及鮮卑段部、宇文部，又向北擊敗高句麗，向南揮戈中原，十六國時期諸燕政權基本都是鮮卑慕容部建立，至公元436年北魏統一，共持續了200多年，其創造的文化中金銀器特色鮮明。

　　遼寧朝陽王子墳山墓群中有21座相當於兩晉時期的慕容鮮卑墓，出土金搖葉裝飾、牌飾、泡、耳環、指環、半月形金牌飾，還有銀牌飾、銀耳環 。朝陽田草溝也有2座相當於西晉時期的慕容鮮卑墓，出土金搖葉裝飾、牌飾、鎖形飾、粟粒鎖形飾、素面鎖形飾、釧、指環、銀指環、泡飾和扣飾 。朝陽十二台鄉磚廠前燕時期的1號墓出土包銀帶扣、包銀銙環、金搖葉飾件 。遼寧義縣保安寺墓葬出土三鹿紋金牌飾 ，北票縣前燕時期的房身2號墓出土2件金冠飾 ，北票喇嘛洞鮮卑貴族墓地的時代為3世紀末到4世紀 ，出土金釵、金牌飾、金搖葉飾件。遼寧北票縣北燕馮素弗墓（415年）出土許多金冠飾、銀帶飾等首飾和服飾件 。

　　這些金銀器除了首飾中的耳環、釧和指環（圖11），最引人注意的是金搖葉飾件。搖葉飾件通常底部為金片牌座，有透雕紋樣，其上部呈花樹狀的枝幹，上面垂挂桃形金葉。人們將這種帶搖葉的飾件稱為“金步搖”，認為是頭冠上的飾物。理由是因為《釋名釋首飾》中提到首飾時説過“步則搖之”，《晉書慕容槐傳》又雲“時燕代多冠步搖冠”。北票房身、朝陽王子墳山、朝陽田草溝、十二台磚廠墓地、北票喇嘛洞都出土搖葉飾件（圖12、13）。馮素弗墓的金冠飾為十字相交的金片上端飾六枝帶垂葉的枝條（圖14）。把這類金搖葉飾件在作為冠飾介紹，應沒有問題。由於類似的冠飾在拓跋鮮卑或其他遺存中極少發現，因此也成為判定慕容鮮卑墓葬或遺物的一個重要的證據。

　　但是搖葉裝飾在北方地區廣泛流行，而且不光出現在冠飾上。這類器物形制多種多樣，大都是在基座上分出枝條，上面挂綴可活動的金葉。朝陽田草溝、北票縣房身2號墓還有一些方、圓飾件，有的在邊緣及內部有孔，釘挂搖葉（圖15）。朝陽十二台鄉磚廠1號墓出土銅鎏金當盧上垂挂28個桃形搖葉，還有“銅鎏金綴泡套管搖葉”180件、搖葉與“金步搖”上的一樣。因此包括“金步搖”在內的搖葉裝飾，可以看作是慕容鮮卑的重要文化特徵之一。

　　鹿紋、羊紋牌飾在慕容鮮卑金器中也很突出，遼寧義縣保安寺村石槨墓中出土的鹿紋金牌，鹿的形象比較寫實，也更加生動（圖16）。喇嘛洞墓群的雙羊紋金牌，誇張變形，或許也是鹿得變體（圖17）。朝陽王子墳山出土的殘獸形紋金牌飾，是三個站立的難以辨認的半浮雕動物（圖18），似乎也是鹿紋母題，表現變了形的三鹿紋。儘管許多動物已經被神化，很難確指其屬，但相對清楚的動物牌飾中三鹿紋為常見題材。

　　慕容鮮卑金器的製作十分精緻。錘揲、鏤刻、鉚釘、鑲嵌、掐絲、金珠焊綴的技法都已熟練運用，各種牌飾在錘揲出基本形狀後，再在細部略加鏨刻。牌飾上連續排列的小孔是鉚釘或用於縫綴。掐絲、金珠焊綴和鑲嵌技術也附屬在錘揲技術之中。馮素弗墓出土的兩件金冠正面的飾件是較精緻的作品（圖19）。一件高7.1厘米，呈山形，頂上有尖角，肩部圓弧，兩邊直，平底。金片鏤成蟬形，上焊金絲勾畫出紋樣，金絲的兩邊在焊細密的小金珠，中部偏上鑲嵌兩個對稱的灰石珠蟬目。

　　其他鮮卑金器

　　能夠比較清楚地分辨拓跋與慕容鮮卑遺存在是東漢中期以後，進入北魏後鮮卑人漢化程度加深，文化主體已經演變成另外一種形態。在此前後有一些金銀器，至少與鮮卑文化有密切關係。

　　吉林通榆興隆山墓葬被定為西漢中晚期的鮮卑遺存，出土完整的金耳飾5件 ，是將金絲對折成環，環上穿馬腦珠，然後將金絲扭絞成繩狀，中部再穿寶石類飾件，然後又扭絞，端部一股彎曲成圓勾，一股成圓葉片（圖20）。還出土金馬牌飾，馬的脊背上有兩個圓環形的穿，不帶邊框，以馬的自然輪廓為器型，與三道灣拓跋鮮卑的馬紋牌飾相近。吉林榆樹老河深中層墓葬被定為西漢末東漢初的鮮卑墓或夫余墓 ，出土大量金和銀製作的耳飾。許多是用金絲扭枝，端有桃形金葉，有的分層垂以搖葉（圖21），與興隆山的金耳飾的工藝特徵相似，搖葉裝飾又與慕容鮮卑金器雷同。山西大同和河北定縣出土的北魏時期的金耳飾，製作更加複雜，熟練運用了掐絲錘揲技術，將環、簧、鏈、葉片、鈴和鍾形飾件結合起來，使耳飾和步搖飾同樣具有聲響作用 。內蒙古烏蘭察布盟達茂旗西河子鄉出土的金龍形項飾和步搖冠飾 的年代相當於西晉或稍晚，這些遺物奇特，可見多種風格，步搖冠飾的底座為牛、馬頭，眼、眉、鼻處鑲嵌料石，上面似鹿角，角形枝叉上係有桃形金葉（圖22）。這批器物無論從地點還是從時代上看屬於鮮卑應無問題，但地域上似應歸為拓跋系統，然而步搖冠飾卻是慕容部最有特色的做法。

　　內蒙古科左後旗毛力吐發現的鮮卑金鳳鳥冠飾，是一件最複雜的器物，頭身錘揲而成，翅膀用金片剪裁後插入鳳鳥腹中，鳥腿以扁條金片上下分插在翅膀根部和底部圓形托盤上，尾部呈三角形展開，尾部和翅膀的周圍有小孔，串上金絲，吊挂圓形金片（圖23）。這是一件從已經破壞的墓葬中出土，後來輾轉徵集得來，同時出土的陶壺等相當於東漢早期到中期 。這件金器無論是否為冠飾，其上面的搖葉裝飾都與慕容鮮卑的遺物有異曲同工之妙。內蒙古科左中旗六家子鮮卑墓群出土的金器數量較多（圖24），頭相背的雙馬牌飾和金馬牌飾的上部有環，金馬牌飾的馬頭、尾的環上還穿有金鏈。馬的頭、足之間鏤空，身體上留有許多橢圓形的淺槽，原有鑲嵌物。這批遺物也是從破壞後的墓葬中出土然後徵集獲得，年代推測為東漢晚期到西晉，個別墓葬的年代可能會早到東漢前期 。其中的四件馬、獸形金牌飾，與小壩子灘拓跋鮮卑金牌飾的風格較相似，但同出的陶器又接近北票房身、馮素弗和朝陽地區慕容鮮卑墓中的遺物。由於無法進行更準確的年代推定，也很難確指為哪一鮮卑部落的物品。報告描述這批器物尤其是牌飾為鑄造，如果不誤，就與多數鮮卑金器的製造工藝有差別。

　　鮮卑諸部儘管在文化面貌上有區別，但相對中原文化而言畢竟更為接近。拓跋、慕容兩部鮮卑的金銀器，除了時代早晚和區域不同造成的差異，也有許多共同性。通榆興隆山和榆樹老河深的遺物年代較早，鮮卑還沒有出現明顯的拓跋、慕容等部的分離，出土遺物應具有早期鮮卑或其他民族文化的共同特點。西河子鄉出土遺物西晉或稍晚，遺物具有拓跋、慕容兩部交融的特色。喇嘛洞墓地應是慕容鮮卑的遺跡，出土的雙羊紋金牌飾與呼和浩特市郊區添密梁拓跋鮮卑墓地出土的雙羊紋金牌極為相近，都是鏤空對稱誇張表現的大角雙羊。還有鹿紋飾牌的普遍出現，更能代表拓跋、慕容鮮卑具有共同紋樣表現方式。

　　鮮卑金銀器與周邊文化的關係

　　公元2世紀中葉，鮮卑人“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余，西擊烏孫，盡據匈奴之地” 。首先完成了對北方草原各遊牧民族的統一和融合，然後作為新的領導力量，展開了對南部農耕民族的巨大衝擊，先後建立了前燕、後燕、西燕、南燕、北燕和統一的北魏王朝。成為北方地區的霸主後，與中原、中亞和朝鮮半島上的各民族文化産生了廣泛的聯絡。然而這個十分強大、歷史悠久的民族在勢力急劇拓展，造成中古史上的南北朝格局後，卻與被征服者的漢人逐漸融合，這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一個不多的事例。

　　北方遊牧文化中的金銀器，具有一定的獨特性和系統性，但從來不是單一的，鮮卑拓跋、慕容兩部顯示出了早期匈奴等文化的繼承吸收，也同時反映出與中原、中亞文化交融和對海東文化産生影響。

　　早期鮮卑與匈奴接壤雜處甚至有種族淵源，必然對匈奴文化繼承和發揚。兩者的金銀器用途和種類大致相同，都以人身裝飾為主，有異於中原農耕文化系統的遺物。內蒙古西溝畔、阿魯柴登、遼寧西岔溝等匈奴遺跡出土的動物紋牌飾、耳飾 ，都和鮮卑的金、銅、石牌飾有一脈相承的北方草原遊牧文化特色。匈奴文化中的金耳飾、金片飾和金泡的基本做法長期在鮮卑器物中出現，小壩子灘等地出土的動物紋金飾牌，與匈奴文化的牌飾裝飾意匠相似，帶有濃厚的匈奴文化因素。如果説到區別，鮮卑與匈奴雖然都使用動物紋，鮮卑動物紋中相互咬鬥較少，常將同一種類的動物飾在一起，而且鹿紋最流行，風格相對溫和。

　　鮮卑人在遷徙、征服中不可避免地與各種文化相接觸，西方的中亞文化也滲透其中。搖葉裝飾被認為具有鮮明的慕容鮮卑文化特色，但搖葉裝飾並非慕容鮮卑遺物中獨有，一直廣泛流行在中亞和中國西北廣袤的草原地帶，頓河下游新切爾卡斯克公元前2世紀的薩爾馬泰女王墓、阿富汗席巴爾幹公元1世紀前期大月氏墓出土的金冠上，也有樣式和製作技法相近的遺物，甚至有學者指出其淵源可能是在西方 。《後漢書》在談到烏桓婦女時説“飾以金碧、猶中國有幗、步搖” 。《釋名釋首飾》中提到的“步則搖之”的首飾為“皇后首飾，上有垂珠”。看來步搖也出現在各種文化中，慕容鮮卑的金搖葉裝飾至少體現了多種文化的融合。達茂旗西河子出土的金絲編結的鏈，兩端為龍頭金絲編結而成，似乎也與西方文化關係密切，而鏈上綴有兵器等模型，其文化成分傾向於中原較多 。喇嘛洞的雙羊紋金牌飾、保安寺的三鹿紋金牌飾四週都用聯珠紋作邊飾，裝飾傳統屬中亞風格。和林格爾另皮窯村的野豬紋金帶飾牌比較罕見，寫實性的野豬形象與波斯銀器上的野豬紋更為相似。還出土金碗，沒有圖片發表，文字説明器身為八曲，根據目前中國唐代以前金銀器皿的發現，以及外國輸入的器物，有可能與西方文化有關 。

　　鮮卑系統金銀器與中原文化的融合更不奇怪，扎賚諾爾及其他較早的拓跋鮮卑墓群就出土過東漢銅鏡及織物，喇嘛洞出土青瓷四係罐、碗和醬釉羊尊，應該是南方製造的器物，可見不僅是中原文化，遙遠的南方也直接或間接地與鮮卑人有往來聯絡。鮮卑人自己製造的器物中，甚至把中原地區的封建等級制度也融入其中，馮素弗墓出土的金冠飾上的蟬形飾，為漢代以來封建等級制度的標誌，為高官貂蟬冠上的“黃金珰” 。南京東郊發掘了一處六朝家族墓地，包括東晉侍中、建昌伯、廣陵人高崧家族墓3座 ，也出土蟬紋金牌，頂部起尖，上寬下窄，正面鏤出飽滿的蟬紋，蟬身及及周圍邊框鋸齒形上焊滿細密的金珠。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 、甘肅敦煌新店臺前涼昇平十三年（369年）墓中也有發現 。如果馮素弗金冠飾上的蟬形飾不是中原輸入，那麼這種禮儀制度上的物品為鮮卑人所用，就不僅是器物樣式，很可能從制度上對鮮卑社會産生影響。馮素弗墓出土的另一件金飾上，還出現帶火焰背光的坐佛，兩側有持物供養人像，是這一地區最早的佛教形像，影響當來自中原地區。

　　作為連接與西方、中原的紐帶，鮮卑文化不光被動地接受外來文化，也輸出和傳播自身文化，南北朝以後中原和南方錘揲技術普及，多少也與受鮮卑金銀器工藝技術的影響有關。馮素弗墓出土了一件金短劍鞘，是用金片製成劍鞘主體後，表面鏨出整齊、細密的珍珠地，這種新工藝後來在唐代被廣泛運用。搖葉裝飾無論發明于哪個民族和地區，在鮮卑系統的金銀器中得到發揚是事實，高句麗遺物能見到鎏金銅製作的同類飾件，並影響到馬具上的裝飾，而且朝鮮半島和日本也有發現 ，反映這一時期歐亞直到海東地區的古代文化的交流互動，這也可以從鮮卑墓出土的馬具對朝鮮半島和日本同類器物的影響方面得到證實 。

　　結　語

　　對古代遺物進行族屬判別是一項困難的工作，光憑金銀器類更不可能做出圓滿的解答，特別是對鮮卑整體文化特徵沒有準確認識之前，這一研究只能是探索性的。但是，從對鮮卑金銀器粗略的認識中，卻能發現農耕民族文化和遊牧民族文化之間的互動和交融關係，似乎也反映了一些農耕民族和遊牧民族的性格、心理和行為上的區別。

　　農耕與遊牧民族最大的差異，是定居與經常遷移，這種與生存環境緊密相關的生活方式很容易形成不同的文化。從考古發現的器物上可以看出，中原地區農耕民族多將金銀用於生活用具或其他材質的器物上的裝飾，鮮卑人則主要用來製作各種首飾、服飾件和馬具，從而在用途上形成了比較鮮明的對比。遊牧民族居無定所，與人形影不離的裝身首飾、服飾以及馬具顯得十分重要，把隨身而移動的金銀器經過精心設計，以表達對生活、對美的感受，也帶有身份等級、財富擁有等的象徵意義。農耕民族由於定居的緣故，其製品更多用於居所的佈置，即把金銀作為銅、木、漆、玉石器的附屬及建築上的裝飾、單獨的器皿，可以隨身移動的物品相對較少。馬上漂移的遊牧民族在廣袤的土地上生存，作為精神觀念的反映，在金銀器的造型和紋樣上出現神秘的特徵、奔放的風格和開放的心理。農耕民族由於有固定的私人領域，生活用具有一定的隱秘性，反映在器物上強調裝飾的高雅華麗，並側重實用和禮儀的表達。

　　農耕和遊牧民族的金銀器原本是各自獨立的系統，相互交流時並沒有很快趨於一致，對方文化給自身産生影響的結果不同。一般地説農耕民族接受遊牧民族文化時往往是外部特徵，就金銀器而言，學到的多是製作技術、裝飾風格，並常常經過一定的改造長時期流傳。與此相反，遊牧民族從農耕民族那裏接受的常常是內在的、思想意識方面的內容，如把中原文化的制度、禮儀和信仰等逐漸化為製造器物時的造型紋樣，這些交融得到的東西逐漸使自身的傳統遺失。在進入農耕民族的區域後，在改變了的環境下雖然仍繼續著原有的傳統，同時又在改變了的生活中改變著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