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地區鮮卑文化中的動物形裝飾藝術

央視國際 2004年08月02日 15:44

　　鮮卑是兩漢至南北朝時期活躍于中國北方地區的民族，它源於東胡，東胡被匈奴擊敗後，與烏桓同受匈奴族奴役。西漢後期，匈奴漸弱，烏桓族南遷附漢，鮮卑族開始興起。東漢後期，以鮮卑首領檀石槐建立部落軍事大聯盟為標誌，鮮卑成為北方草原地區的主要統治民族。

　　在內蒙古地區草原文化中，鮮卑文化佔有重要地位，尤其是拓跋鮮卑文化，從其發源到發展再到強盛的轉變過程都是在草原文化區域內完成的。入主中原後，拓跋鮮卑主動融合於漢文化當中，鮮卑文化特色逐漸減少。因此，本文所指的鮮卑文化主要是指拓跋鮮卑在內蒙古草原地區所反映的文化特徵。

　　半個世紀以來，內蒙古地區陸續出土的帶有動物形象的裝飾品，如帶飾、牌飾、首飾等，為鮮卑文化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實物資料。內蒙古地區出土鮮卑動物形裝飾品的墓地和窖藏主要有：

　　1.呼倫貝爾市滿洲裏扎賚諾爾墓群，1959年出土飛馬形鎏金銅飾牌2件、馬形銅飾牌1件、鹿形銅飾牌4件；1960年出土羊形飾件1件、射鹿紋骨板1件；1986年出土三鹿紋銅飾牌1件，墓葬年代為東漢中期。

　　2.通遼市科左中旗六家子鮮卑墓群，1984年出土臥馬形金飾牌1件、雙馬形金飾牌1件、獸形金飾牌1件、殘獸形金飾牌1件、子母馬形金飾牌1件，墓葬年代為東漢晚期到西晉。

　　3.赤峰市林西縣蘇泗汰鮮卑墓，出土三鹿形金飾牌1件，墓葬年代為東漢晚期。

　　4.烏蘭察布盟察右後旗二蘭虎溝古墓群，出土三鹿形銅飾件1件、雙鹿形銅飾牌1件、雙龍形銅飾件1件，墓葬年代應為東漢晚期。

　　5.烏蘭察布盟察右後旗三道灣墓地，1983年至1984年出土雙馬形銅飾牌1件、雙馬形金飾牌1件、馬形金飾牌1件、三鹿形金飾牌1件、雙鹿形金飾牌1件、單鹿形金飾牌1件，駝形金飾牌1件，墓葬年代為東漢晚期。

　　6.烏蘭察布盟涼城縣小壩子灘窖藏，1956年出土虎犬形金飾牌1件、“猗 金”四獸形金飾牌1件、四獸形金飾牌1件、跪獸形嵌寶金飾件1件、獸面形嵌寶石寶戒指2件，窖藏年代為西晉時期。

　　7.烏蘭察布盟察左後旗井灘村墓葬，出土三鹿形金飾牌1件，墓葬年代應為西晉。

　　8.烏蘭察布盟商都縣大庫倫鄉石豁子村北魏窖藏，出土熊形足銅盤1件，窖藏年代為北魏時期。

　　9.包頭市達茂旗西河子鄉北朝窖藏，1981年出土雙龍首金鏈飾1件、馬鹿形金步搖冠飾2件、麋鹿形金步搖冠飾2件，窖藏年代應為西晉。

　　10.呼和浩特市和林格爾縣三道營子鄉另皮窯村北魏墓，1982年出土長蹄形野豬形金飾牌2件、扁蹄形野豬形金飾牌2件、野豬形金圓飾牌2件、糾結紋金飾牌2件，報告發表墓葬年代為北魏時期，但孫機先生認為年代應為西漢末到東漢初期。

　　11.呼和浩特市土左旗討合氣村北魏墓葬，1980年出土神獸形金帶飾2件，報告發表墓葬年代為北魏時期，孫機先生認為應為西晉。

　　12.呼和浩特市賽罕區美岱村北魏墓，1955年出土鑲寶石立羊形金戒指1件，鷹鹿搏鬥紋銅帶飾1件，墓葬年代為北魏早期。

　　13、呼和浩特市賽罕區討速養村北魏墓葬，出土鑲寶石臥羊形金戒指1件，與美岱村的鑲寶石立羊形金戒指工藝造型十分相似，墓葬年代也應為北魏早期。

　　14.呼和浩特市賽罕區太平莊鄉添密梁墓地，出土雙羊形金飾牌1件，墓葬年代為北魏時期。

　　歸納上述動物形裝飾品，多數為金飾品，這也説明鮮卑貴族在其南遷過程中繼承了匈奴貴族喜嗜黃金飾品的傳統。在鮮卑的動物形裝飾品中，其題材大致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神獸”題材的飾牌，以扎賚諾爾墓出土的飛馬形鎏金銅飾牌為代表，反映了拓跋鮮卑早期南遷過程中的艱難歷程。據史載，詰汾遵第二推寅鄰的命令“南移，（因）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神獸，其形似馬，其聲類牛，先行引導，歷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1980年至1981年，吉林省榆樹縣老河深墓地出土了6件與扎賚諾爾墓飛馬形鎏金銅飾牌相同的神獸形鎏金銅飾牌，均為腰帶上的&&，略呈長方形，二個為一套配合使用。飾牌正面浮雕一飛馬神獸形象，神獸吻部有一彎角上翹，昂首揚尾，雙翼展開，四蹄騰雲，造型十分生動，是鮮卑人崇拜的神獸。

　　第二類是形象概括性、抽象性的動物形飾牌，以六家子和小壩子灘出土動物形金飾牌為代表，反映了拓跋鮮卑中期的飾牌變形藝術風格。如“猗

　　金”四獸形金飾牌，輪廓略呈長方形，無邊框，四獸上下兩排，兩兩相背，獸首向外，屈身，短尾上卷，做奔走狀。獸似鹿非鹿、似馬非馬，長吻，馬身，馬腿，虎爪，犬尾，但仍可認為是拓跋鮮卑“神獸”的形象。小壩子灘出土的另一件四獸形金飾牌，動物形象更加概況、抽象，四獸頭呈對角排列，具有“猗 金”四獸形金飾牌神獸頭部特徵，而身軀則連成一體，上鑄圖案紋飾。六家子出土的兩件獸形金飾牌，從造型到風格與小壩子灘出土十分一致，不同的是小壩子灘的四獸，在六家子墓中是以個體獸來表現的，比小壩子灘的四獸較為具體。六家子墓同時出土的還有臥馬形金飾牌、雙馬形金飾牌、子母馬形金飾牌，馬的形象塑造十分具體，尤其臥馬形金飾牌，馬頭、馬耳、馬鬃、馬蹄等刻畫逼真。具體的馬形飾牌與抽象的神獸形飾牌同時出土，絕非偶然，在鮮卑族馬與神獸之間，必然存在著一種內在的聯絡。拓跋鮮卑的神獸，或許就是鮮卑人對朝夕相處、賴以生存的馬匹的一種神化。

　　第三類是形象具體的動物形飾牌，以二蘭虎溝、三道灣出土的動物形飾牌為代表，反映了拓跋鮮卑中晚期遷往“匈奴之故地”後與匈奴文化融合後寫實的現實主義風格。這一時期的動物形飾牌沒有了匈奴族動物形飾牌中虎、豹、狼等食肉猛獸的刻畫，飾牌多以表現具體的鹿、馬、羊等較溫順的草原食草動物為主。這些浮雕飾牌動物造型種類多樣，與匈奴文化的動物紋飾牌有許多相同點。這與鮮卑曾隸屬於匈奴、深受匈奴文化影響以及在鮮卑族當中含有大量匈奴人因素有關。

　　鮮卑文化動物形裝飾藝術的特點鮮明，首先，它是自我發展形成的獨立體系。拓跋鮮卑經歷從森林到草原的漫長歷程，遷徙對其生産方式、生活狀況和思想意識都造成巨大衝擊，他們創造了現實主義和抽象主義相結合的動物形裝飾藝術。裝飾品上既有鹿、馬、羊、熊等具體動物的形象，又有神獸等神化了的動物形象。

　　第二，受北方其他遊牧文化的影響。動物形裝飾藝術在我國北方草原地區最早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時期，春秋戰國至兩漢時期，以匈奴文化的“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為典型代表的透雕動物形和圓雕動物形在中國北方草原佔主導地位，作為匈奴衰落後迅速遷徙南下填補北方草原環境的鮮卑族，自然受到了匈奴以及其他北方遊牧民族文化的影響，鮮卑動物形裝飾藝術的繼承性，就是這一影響的具體體現。而西河子出土的鹿形金步搖冠，則是受到鮮卑慕容部的影響。

　　第三，受中原漢文化的影響。在扎賚諾爾墓群中，出土了東漢規矩鏡、絲織品、漆器等中原漢文化的文物。1959年扎賚諾爾古墓葬群一號墓的屍骨腰部出土7件用牛角製成的長方形角器，其中一件有陰刻龍紋圖案，説明在拓跋鮮卑早期就與中原有了接觸和交流。

　　第四，受外域文化影響。動物形裝飾藝術在歐亞大陸的草原地帶非常流行，地域分佈十分廣泛，除中國北方草原地區外，蒙古、南西伯利亞、阿爾泰、哈薩克斯坦直至黑海沿岸都很盛行，在歐亞大陸諸民族的長期交往中，勢必在文化上互相影響和借鑒。另皮窯金飾牌上的野豬形，在我國北方草原地區動物形裝飾中，所見不多，而這種野豬形象曾經盛行于波斯。另皮窯野豬形金飾牌的製作似曾受到了西方文化因素的影響。西河子出土的龍首金鏈和鹿形金步搖冠，除了受慕容鮮卑和中原漢文化影響外，其中也夾雜著西方文化的因素。

　　內蒙古地區鮮卑文化中的動物形裝飾藝術延續了近兩個世紀，隨著拓跋鮮卑的北魏政權繼續南遷中原，拓跋鮮卑的遊牧文化特徵逐漸消失，動物形裝飾藝術也隨之淡消。但是，鮮卑動物形裝飾藝術在整個鮮卑歷史文化中卻長久地佔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