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論：中國古代北方草原遊牧文明——邵清隆

央視國際 2004年07月28日 22:02

　　位於中國北部邊疆的內蒙古自治區，東西狹長，幅員廣大，面積118.3萬平方公里。其境內有高原、平川、沙漠、丘陵和山脈；大興安嶺、陰山和賀蘭山從東到西橫亙內蒙古中部，將全區自然地貌分成南北兩大片，北片為莽莽的高原，南片為丘陵平川；眾多的河流、湖泊分佈在山脈、高原、平川之上，使這裡草場廣闊，宜牧宜農，被譽為多姿多彩的內蒙古草原。如果從更廣闊的地理範圍看歷史，這裡屬歐亞北方大草原東段南部，既是這極其廣大的草原牧業歷史文化區的重要組成部分，又與再南的華北大平原和秦晉山間平原農業歷史文化區緊密相連，史稱漠南，毗鄰漠北，地理位置極其重要，是整個大漠草原歷史文化演進的重要地區。

　　因此，自新石器時代中國北方草原遊牧文明孕育、到夏商時期遊牧文明形成、至清代晚期遊牧文明衰落的數千年中，這裡一直是遊牧文明的主人——素有“馬背天驕”之稱的中國古代北方民族活動的重要地區。他們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了東胡、匈奴、突厥三大系統，這三大系統的主要民族，如東胡、匈奴、鮮卑、突厥、契丹、蒙古等，自春秋戰國至元明清時期，次第承接，相繼成為中國古代北方草原的統治民族，對中國歷史甚至世界歷史都産生了重大影響。他們創造和發展的草原遊牧文明，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中華文明的興繁演進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這裡縱觀中國古代遊牧文明歷史，就其特質作一簡要論述。

　　一、遊牧文明的持續力

　　中國古代北方草原遊牧文明，自孕育到形成到發展，成為中國古代北方佔主導地位的歷史文明，數千年持續不斷，同中國古代農耕文明一樣有著一以貫之的悠久歷史。

　　首先，從遊牧文明生存發展的根基遊牧生産上看，自早期遊牧部族獫狁、土方，到東胡、匈奴、鮮卑族，再到後來的突厥、契丹和蒙古族，都以遊牧生産為最主要的經濟基礎，事關民族興亡，為立國之本。這在考古發掘上得到充分證明，史籍上也記載頗多。如大量的考古發掘證明，東胡已有成熟的遊牧生産；《史記?匈奴列傳》記匈奴遊牧業極為發達，僅騎兵良馬就達四十萬騎；《魏書?帝記?序記》説鮮卑人“廣漠之野，畜牧遷徙”；《隋書?突厥傳》記突厥族羊馬“遍滿山谷”，“隨水草遷徙”；《遼史?食貨志》説契丹人“自太祖至興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元史?兵志》記蒙古族牧業更為繁盛，僅中央牧業管理機構太仆寺治下的馬匹多到“殆不可以數計”。可見，遊牧經濟作為古代北方遊牧民族的主體經濟，作為遊牧文明的根基，一直在持續發展。

　　其次，從遊牧文明所表現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上看，也是數千年承續不斷，且有著十足的遊牧文明特徵。以遊牧民族的衣食住行為例。《史記?匈奴列傳》説匈奴人“自君王以下，鹹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氈裘”；《後漢書?烏桓傳》説烏桓、鮮卑之俗是“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為舍，東開向日。食肉飲酪，以毛毳為衣”；《遼史?食貨志》説“契丹舊俗，其富以馬，其強以兵，馬逐水草，人食湩酪，挽弓射獵，以給日用，糧餉芻秣，盡賴於此”；到蒙元以後的蒙古族，在衣食住行方面更具遊牧文明特色，且有許多文物傳世，反映了他們適應自然的獨特生活方式。遊牧文明之所以能稱得起一種文明，是它在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上具有區別他種文明的特殊風貌，中國古代北方草原遊牧文明在數千年發展中，一直延續和發展了自身的特殊風貌。

　　再次，從遊牧文明的創造者遊牧民族的演替承接和草原王朝的興亡承續上看。春秋戰國時期，東胡族居蒙古草原東部半壁河山，建立東胡王朝；秦漢時匈奴攻滅東胡，繼之建立統一大漠草原的匈奴王朝；北朝時鮮卑族成為統治草原的主要民族之一，數度建立鮮卑王朝；而後是隋唐遼宋時的突厥和契丹族，相繼建立統一草原的突厥和契丹王朝；再後是蒙古族，則在建立草原王國的基礎上，進而建立了統一全國的大元王朝。這裡列舉的僅是主要民族，自遊牧民族登上北方草原歷史舞臺，便一直在這個舞臺上衍續承接，從未間斷。如果説中原漢族以農耕文明為基礎，從夏商到明清，建立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央王朝，王朝的更迭是以皇家姓氏的更替為標誌。那麼，北方遊牧民族則以遊牧文明為基礎，自夏商到明清，時而歸屬中央王朝，時而建立地方政權，時而也會統一北方或統一全國，也在一代代地更迭承續，它的更迭是以統治草原主體民族的更迭為標誌，構成了中國民族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古代北方草原遊牧文明之所以持續不斷，究其根本原因，一是作為遊牧文明根基的遊牧經濟生産持續不斷，二是適應這種自然經濟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承傳不斷，並和中華民族整體文明緊密相連，所以具有數千年經久不衰的歷史持續力，這在世界遊牧文明史上也是罕見的。

　　二、遊牧文明的創造力

　　中國古代北方草原遊牧文明，自孕育到形成及至後來數千年發展，走過了一個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豐富的漫長過程，使其從一種生活方式發展成一種文明，反映了它強勁的創造力。

　　首先，從遊牧生産上看，牲畜是最基本的生産資料，在新石器時代是北方聚落人群最早馴化了羊、牛、馬，而後漸次傳到中原地區。尤其是馬的馴化，最有力地反映了北方民族的創造力。從世界範圍看，馬的馴化是多元的。考證資料證明，早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晚期，中國古代北方狩獵畜牧民族就已馴化了馬，這在內蒙古的陰山岩畫中可以看到他們牧放和使馭馬的情景。因為有了馬，畜牧業才發展成遊牧業，才發展成遊牧文明，這在遊牧文明發展史上是一個劃時代的創造。在遊牧文明後來數千年的發展中，北方草原民族遊牧生産技術不斷創新，使遊牧文明逐步向更高水平發展，如優良畜種的培育、草場的合理使用、獸醫技術的發展等等，無不體現遊牧文明一種內在的創造力。正是這種創造力，才使遊牧生産逐步發展，使遊牧文明的根基逐步牢固。

　　其次，從遊牧文明所表現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上看也是如此。仍以衣食住行為例，遊牧民族的居室蒙古包，早在匈奴時期就已發明並廣泛使用，它由木骨架和外覆氈片組成，拆遷方便，冬暖夏涼，抗風禦雪，隨牧群移動，極為靈活，是適應遊牧生産生活的一大創造。在生活飲食上，更可看出遊牧文明的創造力，如食用羊、牛、馬肉，飲用羊、牛、馬奶，發明出各種各樣的獨具遊牧特色的飲食品，不僅在遊牧民族中代代相傳，對中原飲食文化也産生了重要影響。在物質生活上如此，在精神文化上也體現了遊牧文明非凡的創造力，成為遊牧文明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如北方草原遊牧民族，自古就創造了自己特有的文化藝術，在音樂、舞蹈、繪畫及文學諸多領域中都反映了特有的民族風格，匈奴的胡笳、契丹的文學、蒙古的歌舞等，史有盛譽，世有流傳，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是宗教文化也反映了草原遊牧文明獨有的創造力，薩滿教便是草原遊牧文明衍生出的特有宗教，是適應遊牧生産和遊牧生活的一種自然宗教崇拜，以自然界的萬物有靈為信條，在維繫草原民族思想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再次，從草原王朝的政治組織上看也有力地反映了遊牧文明內在的創造力。中國北方草原民族自春秋戰國時期始，形成了一代代不同規模和以不同形式體現在中華民族大框架中的草原王朝，其政權內部的結構方式，不斷由低級向高級發展，既不斷向中原王朝學習，又有自己適應草原社會發展的獨到之處，形成了適應遊牧經濟為基礎的上層建築。在東胡、匈奴、鮮卑、突厥建立的草原王朝中，史籍上曾記有其大量的獨特的政治構架形式。特別值得提及的是契丹族建立的遼王朝，它以遊牧經濟為主體，又以農耕經濟為補充，既統治大量的契丹人，也統治相當數量的漢人和他族人民。所以在政權結構中設立了南北面官制度，即“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提出了一國兩治的政治構架和統治方式，這是前無古人的一種政治創造。這種創造影響了後來的大元王朝和大清王朝的統治政策，對當今多民族國家的治國之道也有重要啟示。

　　遊牧文明的創造力是遊牧文明得以不斷發展的重要動力。遊牧民族或遊牧文明之所以有如此強大的創造力，其原因之一是遊牧生産本身在向自然挑戰中産生的內在活力，其原因之二是遊牧文明的創造者遊牧民族在天高地闊的大自然中産生的開放意識。正是這兩個原因，使遊牧文明成為一種善於吸納學習、善於棄舊圖新、善於不斷創造的文明。

　　三、遊牧文明的衝擊力

　　中國古代北方草原遊牧文明，自孕育到形成到發展的數千年中，一直具有著游動性和爆發性的特質，這是有別於農耕文明相對穩定、固守一地的特殊風範。所以北方草原民族才會被稱為“遊牧”民族，北方草原王朝才會被稱為“行國”王朝。這個特質使遊牧文明蘊含了與生俱來的一種衝擊力，這種衝擊力表現在遊牧文明的各個方面。

　　遊牧文明衝擊力表現形式之一是軍事戰爭上的衝擊力。遊牧文明是游動的馬背文明，遊牧民族是游動的馬背民族。馬背民族和遊牧生産及騎射狩獵相結合，産生天然的戰士。正如《史記?匈奴列傳》所説，匈奴“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及至長成必然是精於騎射的勇士。在冷兵器時代，舉族都是騎士兵團，其戰鬥力和衝擊力必然極為強大。所以，自東胡族開始，北方草原民族如歸屬中央政權，則是屏藩邊疆的重要武力，如封建割據，則是中央王朝的強勁對手。這種情況在史籍上記載頗多，如戰國時東胡強于燕趙兩國，秦漢時匈奴兵逼秦漢邊塞，北朝時鮮卑入主中原，隋唐遼宋時突厥和契丹長期對唐宋保持軍事優勢，蒙元時蒙古鐵騎則橫掃歐亞建立大元王朝，等等。這延續數千年的軍事優勢，表現出遊牧文明在冷兵器時代無與倫比的衝擊力。中原農耕王朝，只有在國力強盛並學習北方民族的騎射技術或研究出如何控制騎兵衝擊力的情況下，才會掌握戰爭的主動權。因此，才有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漢武帝和唐太宗的養良馬練騎射的北伐、南宋時控制北方騎兵的城防和水網作戰方式，等等。在中國古代史籍上，屢有北方民族與中原王朝戰爭和融合的記載，是中國古代史中一個長期引人注目的焦點，是西方、南方民族所不具有的一個歷史現象。

　　遊牧文明衝擊力表現形式之二是推動民族融合和推進社會發展上的衝擊力。自商周以來，北方遊牧民族不斷南下，為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中國歷史上的幾次民族大融合和國家大統一，都是以北方民族作為動力源形成的。如春秋戰國時的戎、狄族南下，促成了秦漢多民族的融合統一；南北朝時的烏桓、鮮卑、氐等族南下，促成隋唐多民族的融合統一；遼宋金西夏時契丹、党項、女真及漢族政權的分立，促成大元王朝多民族融合與統一，等等。特別是在中原王朝處於沒落衰敗階段時，北方遊牧民族的衝擊，給它注入了新鮮血液，推進了封建社會的發展。這在南北朝時表現最為突出，魏晉世家大族的腐朽，嚴重桎梏了封建社會的發展，北方民族給它以摧毀性打擊，才使社會出現新的活力，推出了大唐盛世。後來的契丹族和蒙古族都給中原社會注入了新鮮活力，尤其是蒙古族建立的大元王朝，疆域廣大，民族眾多，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體現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多元組合。特別值得提及的是，遊牧文明的衝擊力也反映在溝通中西經濟文化交流上，自匈奴時期起，中國北方草原遊牧文明便與中亞和歐洲發生了聯絡，此後代代相延，在蒙古高原這個歐亞大陸橋上形成了“草原絲綢之路”，這是遊牧文明衝擊力在更廣闊領域上的體現。

　　中國北方草原遊牧文明的衝擊力，發展到成吉思汗時代，終於爆發出震驚世界的力量，這是這種衝擊力經過幾千年積累後的一次集中體現。遊牧文明的衝擊力源於遊牧文明游動性和爆發性的特點，更源於遊牧民族在北方寒苦環境中磨煉出的特質，即在作戰中勇悍無畏，在思想上剛毅無拘、衝蕩陳腐。

　　中國古代北方草原遊牧文明，作為古代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曾起過重要作用。但遊牧文明本身仍存在著很多弱點，甚至是重大弱點，限制了遊牧文明的更大發展。遊牧文明的弱點也是由遊牧文明本身的特質所決定的，歸納起來主要有三條：一是遊牧經濟成長的脆弱性，忽強忽弱，很不穩定。這主要是受自然氣候影響，如風調雨順、水草豐美，則畜群繁盛；如風雪大寒或乾旱無草，則使畜群銳減。遊牧經濟是遊牧文明的基礎，基礎不牢，影響民族生存和文明延續。二是遊牧文化承傳的波動性，時高時低，常有搖擺。這主要是因北方草原民族的更迭和文字傳承不暢所致。從總體鏈條上看是文化承續不斷，但後興起的民族總是難以承繼前代民族的全部文化積累，以致影響了遊牧文明站在更高基礎上的發展；三是遊牧政權的不穩定性，驟興驟衰，轉換急遽。因遊牧王朝是依附於遊牧經濟的，遊牧經濟繁盛時，馬蹄所至，開疆萬里；經濟衰弱時，政權就會迅速瓦解。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在遊牧文明中體現得十分強烈。正是因為中國古代北方草原遊牧文明，本身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弱點，所以隨著時代發展，到清代晚期走向了衰落，但它數千年的輝煌史，已成為中華文明發展史上的重要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