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資源與重鑄民族魂———聞一多論端午的啟示

央視國際 2004年06月21日 10:19

　　民俗文化是一種無處不在的深厚傳統，而民俗文化學在中國則是隨著整個社會走向現代的歷史進程而出現的。儘管它的許多方法和觀點，特別是考察問題的視角來自西方，但其深厚根基則是在幾千年的本土文化之中。中國民俗學者完全能夠而且應該把這兩者很好地結合起來，用民俗文化學這門科學為現代中國人、為中國文化的現代性變革和民族魂的重鑄服務。

　　三四十年代，聞一多先生在一封書信中説：“我始終沒有忘記除了我們的今天外，還有二三千年的昨天，除了我們這角落外，還有整個世界。我的歷史課題甚至伸到歷史以前，所以我研究了神話，我的文化課題超出了文化圈外，所以我又在研究以原始社會為對象的文化人類學。”（《致臧克家》， 1943）正因為有高遠的理想、開闊的視野，又有優越的知識結構和常年刻苦的努力，聞一多先生在民俗文化學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聞先生對中國神話、傳説故事、民俗節日、民間信仰等一系列問題作過精深獨到、極富新意的研究。三四十年代，他站在學科的前沿；即使在今天，其相關著作的學術價值仍然不可忽視。他的《伏羲考》，運用西方人類學方法，利用國內最新的人類學調查和考古發掘資料，對伏羲女媧神話作出了精闢論析。《高唐神女傳説之分析》、《姜履大人跡考》、《端午考》等文，也都在資料的開掘和方法的運用上表現出深厚的學術功力和蓬勃的學術銳氣，新見迭出，發人深思，是現代民俗文化學中極有個性和典範意義的名著。

　　端午節是中國人歷時悠久的民俗節日，聞先生曾不止在一篇文章中談到它，其中有篇短文《端節的歷史教育》，提出了一個重要思想，與今日的時代課題頗有關係。本文即想把此文推薦給大家，並談談我讀後所得的一點啟示。

　　關於端午節，聞先生在《端午考》文中曾用大量材料作過深入考辨。其基本觀點是：中國的端午節是從南方吳越地區傳播開來的祭祀龍圖騰的民俗節日，因此可以稱為龍的節日。他舉出了與端午節俗有關的民間傳説，大體上牽涉到四位古人，一是春秋時代的晉人介子推，一是戰國的越王勾踐，一是戰國楚人屈原，一是東漢上虞女子曹娥。這裡除介子推外，都是南方吳越和楚地的人物，而愈到後來，屈原就愈超過其他人，成為端午節的紀念對象。他還具體地探討了端午與五行的關係，端午節彩絲係臂、劃龍舟、吃粽子乃至守宮點臂等民俗事象的由來。聞先生的考證，向揭開端午節俗之謎邁進了一大步。

　　《端節的歷史教育》一文可以看作《端午考》的姊妹篇，或者看作這篇科學論文的應用。文章從孩子們詢問端午節的由來、聞先生向他們講述紀念屈原的意義寫起，明確地指出把端午與屈原之死相聯絡，並不是歷史的真實，而是民俗的附會。聞先生通俗而親切地介紹了自己的考證結論，而後説明了他對這種民俗附會的看法。他認為，這種有所附會的民俗節日，在科學上是一個“謊”，這一點必須講明，不能含糊。但在兒童青少年教育上、在民族精神的培養上，這個聰明睿智的“謊”卻可發揮不小的積極作用。因此，從科學工作者一方來説，應當揭示事實真相，而從民眾教育工作者一方來説，這種“謊”卻是可資利用的材料。聞一多先生正是這樣一身而二任，他既致力於科學地考證端午之起源，又向孩子們講解端午節的人文含意，把這作為培養下一代高尚人格的手段之一。

　　讀了聞先生這篇文章，我非常感動。聞先生是自覺地把民俗學的科學研究同民族魂的締造結合起來了，因此，他的研究就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

　　從學術上看，《端節的歷史教育》有三個要點值得注意。

　　第一，為科學地探討節俗和傳説的關係開闢道路。

　　聞先生指出，説端午起源於屈原投汨羅江自殺，是不可信的。他在引了《續齊諧記》、《風俗通》和《荊楚歲時記》等有關材料後，對該節起源提出了一個科學假設，那就是古吳越先民對龍圖騰的崇拜和祭祀。聞先生的論證是精彩有力的。解答屈原傳説附會到端午節俗上去的問題，首先就要回答：究竟是節俗在先，還是傳説在先？也就是説，是先有了某種節俗，然後有民間傳説附會上去呢，還是先有了某個傳説，才形成某種民俗節日？從聞先生的文章，已可得出節俗先於傳説的結論。他認為，節俗的産生是根源於民眾生活的某種實際需要，而用某個傳説來解釋它，只不過是姑妄言之的“謊”而已。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更明確地説道：“我們也不否認端午這個節日，遠在屈原出世以前，已經存在，而它變為屈原的紀念日，又遠在屈原死去以後。”（《人民的詩人———屈原》）

　　事實正是如此。與一般人的想像相反，起源古老的節日風俗乃至一切民間習俗，它的成因一般説來總是與原始社會中一個部落、一個部族或後來的一個民族全體成員最根本的共同願望密切相關，往往是從人們生産和生活的實際需要而産生的，最初總有一種功利目的。聞先生認為端午節之成因是對龍圖騰的祭祀，是先民希望證明和顯示自己的“龍子”身份，以此祈求龍保祐健康與安全。也有學者認為，此節是為了驅邪、療病或禱祝豐收等等。而當風俗一旦形成便有其相對的獨立性，有它自己的生命流程，隨著人類世代的綿延，風俗不斷被補充、被修正，並被代代相傳。由於生存環境的變遷，後代的人們往往不能理解遠古祖先創造這些習俗活動的真正動機，遂根據各自的生存條件和狀況，對這些習俗作出新的、合乎邏輯的解説，這樣就造成了或附會了許多有關習俗的解釋性民間傳説。可見，傳説的附會總是在習俗形成之後，實際上是為了延續或加強這一習俗才發生的。比如，人們原以為寒食禁火風俗起源於介子推的被焚。然而，明人周祈在《名義考》中指出，周初人就有此類習慣，介子推是春秋時人，在他未出生前這種風俗早已存在，他的死又怎麼能成為寒食禁火的原因呢？鐘敬文先生在《劉三姐傳説試論》中也説過，是廣西古老的歌圩習俗孕育了歌仙劉三姐的形象，而並非真是劉三姐其人開創了廣西的歌圩風俗，劉三姐乃歌圩風俗之女兒，是民眾將當地的歌圩風俗附會到劉三姐這個傳奇式人物身上的，也可以説是當地的風俗凝聚、結晶出劉三姐這個典型人物。端午節的情況實際上也是這樣。

　　第二，對傳説附會于節俗的“歸一化趨勢”的啟發性提示。

　　聞先生説：“如果我們還要讓這節日存在，就得給他裝進一個我們時代所需要的意義。但為這意義著想，哪有比屈原的死更適合的象徵？”這段話實際上觸及了節日習俗與相關傳説相結合的一個原則———我把它稱為“歸一化趨勢”。

　　原來，與端午習俗相附會的傳説並不是只有屈原之死一個，聞先生在《端午考》中提到除屈原外，介子推、曹娥、越王勾踐的遭遇也都曾和端午節發生過關係。其實，在中國的漫長歷史裏，民間流傳的端午習俗傳説一定還要更多更複雜，經過淘汰才留下了上述四人保存于古籍之中。又經過多少年的流傳（也就是選擇和淘汰），到今天，人們已不再把端午習俗與介子推、曹娥、勾踐並提，而只與屈原相聯絡了。不但在漢族地區如此，在少數民族中也是如此；不但在大陸如此，在香港、澳門、台灣，甚至在國外的華裔中也是如此。這就是説，屈原的傳説戰勝了其他所有的傳説，與端午節俗建立了最牢固的聯絡。這種解釋性傳説由眾多到單一的演化過程，就是我説的“歸一化趨勢”。

　　發生這一趨勢的根本推動力存在於一個民族集體意識的深處，存在於融匯了這個民族的心理素質、審美意識、倫理觀念乃至社會政治理想而形成的民族精神的精髓之中。無論是介子推、曹娥，還是越王勾踐，他們的傳説與端午習俗發生聯絡都並非出自偶然，因為他們身上各有我們民族所看重和景仰的某種品質，比如曹娥之孝、介之推之義和越王勾踐之為一個宏大目標而忍辱負重，等等。但屈原的品質，顯然要比他們更高潔，更符合我們民族的理想。那就是忘我地獻身愛國和聞一多先生所強調指出的“不能生得光榮，便毋寧死”！中華民族在節俗和傳説的長期流傳中，集體地選擇了屈原，既顯示了我們民族的崇高，也顯示了我們民族的睿智。難怪聞先生要衷心讚嘆：“説端午節起于紀念屈原，我佩服他那無上的智慧！”聞先生已經悟出了當民間傳説附會于節俗時，當這種附會在多個民間傳説中有所選擇有所淘汰而趨於歸一時，民族和時代的需要，是一個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這個認識既有學理上的意義，又可應用到社會實踐中去，是科學的，又是有實用價值的。

　　第三，做出了將科研所得運用於社會實踐的範例。

　　端午節俗既有其遙遠的真實來源，又有其為民族所選定的傳説之附會，聞先生將這兩者分清之後，便想到這一科研成果的實際應用。他認為，這兩點，即科學的真和傳説的附會（“謊”）都應該給人們講清楚。但當這個民俗節日來到時，則有必要利用這個契機，著重向孩子們（其實，需要對全民族）介紹、宣傳屈原精神，使屈原精神在他們心中植根，化為他們人格的一部分。這就是我們常説的對民族傳統文化精神的大力弘揚。聞一多先生特別強調了“不能生得光榮，便毋寧死”，“以求生始，以爭取生得光榮的死終”這樣的生活道路和信念，是對屈原精神的深刻把握和闡揚。他在《屈原問題》一文中又指出：“我覺得屈原最突出的品性，無寧是孤高與激烈”，可以與此參照、對看。聞先生指出，屈原是一個真正的人民詩人，在他死後，中國人還要把他的名字嵌入一個原來與他無關的節日裏，“足見人民的生活裏，是如何的不能缺少他”。聞先生之所以這樣讚美屈原、提倡屈原精神顯然是有感而發，有他特殊的時代背景的。中國人近百年來積貧積弱，受夠了帝國主義列強的欺侮，聞先生正生在中華民族奮起抗爭的偉大時代，但抗爭是何等的不易，內外的矛盾是那樣錯綜複雜，中華民族的前途，在聞先生那個時代，還並不那麼清晰，這不能不他感到任重而道遠，不能不使他寄希望於全民族素質的巨大提高。聞先生之所以主張把端午節俗、屈原傳説變成弘揚“爭取生得光榮，否則，毋寧去死”這種民族精神的有益活動，完全是從我們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的。

　　今天，中華民族已巍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但聞先生和所有革命先烈的宏遠理想尚未最終實現，希望與危機共存。因此，全面提高全民素質，重鑄中華民族之魂，依然是一個急迫而又長遠的重大任務。將寶貴的民俗文化資源、民俗文化學理論知識應用於我國文化的現代化改造和我們偉大民族精神的重建，無疑將有助於這一任務的完成。而在這方面，聞一多先生已經給我們做了最好的榜樣。

　　《人民論壇》 (2000年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