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憲歷傳入藏族地區以前的情況

央視國際 2004年02月17日 16:45

　　目前我們能見到的，藏族從漢族引進的，完整的、成系統的曆法，直到十八世紀中期，只有時憲歷這一種。

　　我們知道，藏族與漢族從七世紀中葉開始就有密切的文化交流，許多史書上都記載著唐朝的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入藏時帶雲的中原文化裏就有歷算，後來又派人到內地學習。尤其是長慶甥舅會盟碑上年、月、日更是鐵證。為什麼説到十八世紀才有這唯一的一種時憲歷呢？

　　請注意，這裡説是完整地、成系統的曆法（也叫歷經）而不僅僅是“歷本”。人們日常應用的年曆、月曆、日曆，都是根據一定的曆法推算、編制出來的，“曆法”則是編制歷本所根據的理論、公式和數據。對於一種陰陽合歷來説，最起碼的是要有：①回歸年和②朔望月的準確長度③安排大小月的方法和④閏月的方法等四個要素，其準確程度的標誌，是日、月食預報。

　　七世紀以前藏族是會有自己的紀年、紀月、紀日的方法的。但是在時憲歷傳入之前上述的四項要素漢曆裏是怎樣的？在藏文的文獻裏面，缺乏資料。史書所記七、八世紀兩位公主進藏時帶去的spor-thang等原書不知是什麼，可是是託名于易經的有關的卜筮、星命之術。《白琉璃》的第二十章列舉了從漢文編譯的這方面的書名有一百多種，但據西藏天文曆算研究所的已故所長崔臣群覺（tshul- khrim chos-vbyur）談：他們多方採訪，現在所能見到的唐代的講歷算的書只有兩種：一種是《五行珍寶密精明燈》。一種是杜哈日那波（du ha ra nag po）的《冬夏至週期圖》。前者書名已標明是五行算，不是歷算，內容也正是如此。後者確實是講歷算的，杜哈日那波這個人據藏史記載是漢族人，漢文原名不詳，八世紀時進藏兩次，傳授算法，名氣很大，這個圖冬至夏至共六十個圓圈，每個圓圈周圍十二年，中心一年，合為十三年，共七百八十看，冬至冬至一循環，正是時輪派閏週六十五年的十二倍，很明顯此圖與時輪派的閏周有關，圖後的角説是十五世紀的時輪歷的浦派大歸諾桑嘉措（mkhas－grub nor-bzang rgy-mtso）所寫，説所求得的是印度的時刻，再加減一定的數後才成為蕃土的時刻，這顯然並不是漢族的曆法。

　　可惜藏文中講五行世阿嘉呼圖克圖（a-kyā bstan-pavi rgyal-mtshan1708－1768）説：“漢公主蒞蕃開始迻譯，當屬可信。唯其後蕃土政權陵替，難免散佚。一切智布頓（bu-ston　1290－1364）大師編纂大藏目錄未列此類，彼之其他撰述（按：布頓有關於歷算之著作多咱）中于上亦無只字片語。（時輪派大師）浦巴倫珠嘉措（phu-pa lhun-grub rga-mtsho十五世紀人）與（粗爾派tshur-lugs大師）拔烏祖拉程瓦（dpav-bo gtshug-lag phreng-ba 1504－1560）等具法眼之士於此未破、未立、平等而住（既未否定，也未肯定，保持緘默），意者，迨由後世纂改過多之故”。他又説：“由梵、漢迻譯之經論與蕃人自己之論述，文風迥然不同。此諸號稱譯自支那（tsi-na）之五行佔算，其文筆無一具備翻譯之風，更無一能覓得其漢文原本為何書，全不可信（阿嘉文集《五行算年首問題答問》第12葉）

　　藏族的歷算家們對於“那孜”(nag-rtsis)（漢佔，黑算）與“賈孜”（rgya rtsis 漢曆）的區別是非常明確的，對於“那孜”傳入藏區很早，但現傳的書不可靠；“賈孜”傳入藏區較晚，是異口周聲的。

　　《文殊供華論》（Vjam-dbyang mchod-pavi me-tog 1892年寫）説：“賈那”的皇曆與過去著名的“那孜”大為不同，不準越出皇畫衙門（按：指欽天監）的門檻”。

　　第六世色多（gser-tog1845－1915）説得最清楚：“文成公主攜來之五行佔算，因譯者不精，訛誤甚多，其後又經妄人肆意纂改、偽託，面目全非。今檢核漢籍，鑿枘不入，毫無可取，僅卜筮、婚喪等少量稍有可觀而已。實則漢地歷數自漢武帝即已大備，下迄於今，傳承未替，逐歲頒行”憲書“及滿文、蒙文皇曆。唯僅載月建大小，歧閏有無、干支、節氣、二十八值宿、十二建除及吉兇宜忌之事（按：這些就是”歷本“的內容）。至於立法之原，積年、積月、積日（從歷元起累積的年、月、日總數，這是推算一切所必需的基本數據）日月行度，躔離損益之率（不均勻運動的數值）其術均秘藏內府，僧俗百姓無由獲知，是以蕃土示傳”（文集第七帙121－122葉）他的這段話帶有十分遺憾的情緒。

　　二十世紀的藏族歷算大師欽鐃諾布（mkhyen-rab nor-bo　1883－1962），在一部講《皇曆歷書編制法》重刊本的跋尾中説：“迨由國法歷禁，漢師緘口，乃迄第十三勝生周（十九世紀中）好學者多方覓木，始在安多（Amdo指甘青一帶藏區）初見譯本”。他指的是1864年的《文殊供華論》等，實則其前一百二十提，時憲歷就已開始傳入蒙藏，只是傳到拉薩較晚。

　　現代的藏族學者才旦夏茸（tshe-tan zhabs-drung1910－1987）説：“唐代兩位公主曾把漢族的算術譯為藏文，但只是八卦、九宮、氣運等這一類內容，藏語稱之為”那孜“（黑算）。至於日月食的算法則做為皇宮內的秘訣，不得外傳。”（《漢曆釋義》〔藏文〕甘肅人民出版社）

　　以上連續引用了四位藏族學者充分説明漢曆的關鍵部分遲遲沒有傳入西藏的論述，至於為何做為皇宮的秘訣，不準越出欽天監的門檻、漢師緘口？則未説出原因，要從漢文史籍中尋找資料。

　　《晉書》卷十一：“此則儀象之設，其來遠矣，緜代相傳，史官禁秘，學者不覩。”儀象即觀沒儀器，當時史官兼管天文曆法。

　　《舊唐書職官志》：“凡玄象器物，天文圖書，茍非其任，不得予焉。”《舊唐書》卷三十六，“開成五年（公元840元）年十二月勅：司天臺佔候災祥，理宜秘密。如聞近日監司官吏及所由（按：把下屬）等，多與朝官並雜色人等交遊，既乖慎守，須明制約。自今而後，監司官吏並不得更與朝官及諸色人等交通往來，仍委御史查訪。”對於政府官員尚且如此防範，對於平民百姓就更歷害了。《宋史》卷四十八：“太平舉國元年（公元976年）令天下伎　術有能明天文者試（禁隸）天文臺，匿以不聞者，論罪死。”次年人各州送京的天文術士中選拔了一些進司天臺，其餘的黥配海島。你看！要麼進入絕密單位，失去自由，要麼流放海島監禁起來，誰還敢去學習、雲研究呢？

　　到了明朝，這種禁忌達到更荒謬的程度。沈德符在《野獲篇》中記道：“國初（十四世紀）學天文有歷禁，習歷者遣戍，造歷者殊死。”由於曆法與天象有密切關係，曆法精密的程度要依賴於天文觀測的準確程度，但究竟是有區別的，所以明代以前並未絕對禁止民間研究曆法，而明朝皇帝連學曆法也如此嚴禁，以至在民間成了絕學。一百年後，“至教宗（年號弘治公元1488－1505）弛其禁，且命徵山林隱逸能通歷學者以務其選，而卒無應者。”焦竑的《玉堂叢話》還記載了這樣一段故事：“正德丁醜歲（公元1517）武廟（明武宗）閱《文獻通考》見有星名“注張”部欽天監不知為何星，內使下問翰林院，同館相顧愕然，相公慎曰：注張，柳星也，……取《史記、》漢書《二條示內使駐夏。同館戲曰：子言誠辯且博矣，不幹私禁　天文之禁乎？”這還是在皇家的翰林院裏，而不是在老百姓晨，考證一個星的名稱都令人談虎變色，其緊張程度可想而知。

　　與漢族地區的情況相反，十五世紀卻正是藏傳時歷興旺發達的時期，第一區班禪克主傑（mkas-grub-rje）的《時輪經無垢光釋大疏》寫于公元1434年，浦派的經典著作《白蓮親教》（pad-dkar zhal-lung）寫于1447年，其中逆推釋迦牟尼成道時月食的年代很在權威性，被達賴五世的《西藏王臣記》引用。另一浦派大師諾桑嘉惜的《時輪經總義無垢光釋莊嚴篇》寫于公元1478年，他在他塘桑丹寺植圭表測影移動了七天。粗爾派大師拔烏祖拉程瓦的《開啟大寶秘藏》（rin-chen gter-mdsod kha-phye）寫于1540年，許多為了提高推算效率而編制的速檢表也在此時出現。此外還有薩迦派的歷算。他們同屬於時輪系統，但是各自按照自己的曆法編制自己的年曆，異採紛呈，與漢地的禁錮成一鮮明的對比。這種傳統至今仍然繼續存在，例如最近土蛇年（公元1989/90年）的年曆，我們見到的就有四種（見圖）

　　漢族的皇帝為什麼這樣嚴歷地禁止人學習天文曆法呢？北京天文臺的陳遵媯老先生解釋説：（漢族）歷代的封建統治者，常常利用天命論，搞占星術來鞏固其政權，同時又害怕別人利用占星術來推翻他們的政權，因而他們力圖把天文學壟斷在自己手裏，嚴禁司天監官員與外來往，嚴禁民間私學天文，嚴禁天文圖籍在民間流傳。（《中國天文學史》第一冊235頁）。英國學者李約瑟做了更詳細的分析説：“天文學是古代政教合一的帝王所掌握的秘密知識。……對於農業經濟來説，作為曆法準則的天文學知識具有首要的意義，誰能把歷書授給人民，他便有可能成為人民的領袖，……人民奉誰的正朔，便意味著承認誰的政權（按：藏曆中的霍爾月又稱為“王者月”就是這個意思）。“由於曆法政權有密切的關係，所以每一個王朝的官史似乎都以警惕的眼光注視那些對星象進行獨立研究的天文學家……因為他可能暗中為密謀建立新朝的人編制新曆，新的王朝一建立，總要用新的名稱頒布新的曆法。”（注：例如明朝實際沿用的授時歷而更名為大統治元年在北京建立政權，其次年就頒布新的曆法憲歷），從很早以來中國的天文學家便因國家支持而得到好處，這一點是外國的天文學家所羨慕的，但因它陷入半秘密狀態，在某種程度上卻是不利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四卷45－55頁）。他以一個外國旁觀的眼光看到其弊中有利，是很辯證，很中肯的。

　　漢族的皇帝對本民族的官員和百姓尚且如此嚴格控制，對於“異族”當然就更不在話下了，由此可見藏族的歷算學者所説的，漢族的曆法知識不準出欽天監的門檻，所以藏族學不到手，是符合事實的。

　　這裡　一個問題：唐朝的長度甥舅會盟碑上漢藏年、月、日的完全一致，怎樣解釋呢？

　　回答是：在上述的歷史傳統背景下，我們有理由設想七、八世紀兩位公主帶到吐蕃去的雖有卜筮堪輿之術（文成公主以精於堪輿風水著稱）但關於歷算則只帶去了現成的歷書，甚至預先推算出來的若干年的歷書，類似後世有所謂“萬年曆”（實際上是預推二百年），而沒有編制歷書的方法。長慶甥舅會盟碑（公元832年）的記載當然無可置疑，但是“彝泰”這類年號在藏族歷史上只見到此一例，其前，其後都沒有任何一個。看來是在與唐廷交聘中，尤其是為了盟誓泐石時，與唐帝的紀年法相稱，而臨時起的一個名稱。至於紀月法，碑文上的藏文是dpyid-zla-vbrin-pa即仲春，有人譯為“五月”這樣的譯法是不夠嚴謹的，儘管二者相當，但是紀月法是用序數，還是用四季各分孟、仲、季；還是用望宿月，從曆法史的角度説有不同的意義。

　　六十干支紀年－－用五行各分陰陽以表示十分天干，雖已見於會盟碑，但在當時未必曾經通行，現在我們所見到的有觸須　實可靠的吐蕃王朝時代的文獻，除會盟碑一例外，只有使用十二動物紀年的，而沒有表示十天干的陰陽五行的。例如，保存在《丹珠爾》（bstan-vgyur）經裏的《丹噶殿經目錄(dkar-chag ldan-dkar-ma)裏兩次提到年代都只説“龍年”，沒有加天干的區別，這種例證很多，如果説這是為了簡單，那麼在牽涉到十二年以上的記載裏，總應該加上天干區別了吧！但是仍然未用，例如，諧拉康（rgyal-lha-hkang）碑文：“于後一個龍年，予駐于溫江多（on-cang-do）宮之時，對前盟加以增益”。赤德松讚（khri-lde-sron-btsan公元798－815在位），十七年中有兩個龍年，後一個當然是812年，而碑文中只説“後一個”而未用天干去區別。又例如：》語合二章《（sgra-sbyor bam-bo gnyis-pa）厘定翻譯規則，保存在》丹珠爾》經裏，是無可懷疑的文獻，也只記為“馬年”。公元798－815之間馬年也有兩個，從上一條紀年的方式來看，這一條未標明“後一個”，就應該是前一個，即公元802年。但從年述及的史事來看又應該是“後一個”馬年。

　　尤有甚者《敦煌古藏文歷史文書大事編年》記公元650至763一百二十余間的大事，寫于多城公主進藏後五十餘年，紀年仍只用十二動物屬肖，沒有一處用到陰陽五行表示的天干，而且只記四季，沒有區分孟、仲、季，更沒有寫用數字表示的月序，四季也大都是夏季在前者居多，春季在前者很少，看不出唐朝曆法的痕跡。

　　文成公主公元641年入藏，當時唐朝使用的是戊寅元歷，公元665年改用麟德歷，到金城公主公元710年入藏時仍使用麟德歷。這種曆法第一個正式確定了不用閏周，直接以無中氣之月置閏，各用“定朔”排歷譜這兩項基本原則，是一種水平相當高的曆法，公元729年改用水平更高的大衍歷時金城公主尚在世。這些曆法都比時輪曆法的水平高得多。如果七至九世紀吐蕃時期已經引進了唐朝的曆法，則十一初引進時輪歷必然會發生激烈的爭論，爭論的問題絕不僅是一個六十年週期的開始用甲子還是丁卯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在日月食預報哪種曆法更準確問題上一定會有一番競賽，而這些在歷史上竟毫無痕跡。由此可見，唐朝的曆法沒有傳入過吐蕃。

　　還有一條反證，就是前面已説過的十世紀時天尚師意歐曾教給他的臣民一個閏月的口決：“逢馬、雞、鼠、兔之年、閏秋、冬、春、夏仲月。”這實際上就是三年一閏，這是一個很粗疏的閏周，如果唐歷已傳入吐蕃是不會倒退到這裡的。

　　漢族的帝王怕別人利用天象推翻自己的政權，但其他的民族並不全如此，例如蒙古族就沒有這種禁忌。忽必烈的重要謀士劉秉忠（1216－1281），在出山之前曾講授過數學和天文曆算，著名的授時歷的創立者王恂（1235－1281）和郭守敬（1231－1316）都是他的學生。令人奇怪的是藏族的佛教領袖由八思巴（1235－1280）與五恂生卒之年都極為接近，他和噶瑪派的大師讓瓊多吉（Rang-byung rdo-rje1284－1339），對時輪歷都有其自己的著作。而且他們都多次來到大都，受到元朝皇帝的崇奉，八思巴大有機會見到劉、王、郭。讓瓊多吉也大有機會見到授時歷，授時歷中國歷代頒行的六十余種曆法中的最精密的一種，在世界天文學史上，在十三、四世民時也是最高水平的，為什麼在這兩位大師的著作中，竟見不到一點他們接觸過授時歷的痕跡？這恐怕只能從宗教上去找原因了。

　　前面已講過，《時輪經》不是單純講天文曆算的書，它的主要目的的是要在日、月食發生之前，準確的推算出來，以便屆時特別下大功夫去努力修證，以求得到天人相應，內外結合，達到修證的最佳效果。時輪經在宗教上的崇高地位對於時派天文曆算知識　的傳播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藏文書裏有時輪歷的著作僅我個人見到過的大小就有二百餘種之多。另一方面也正因為其宗教地位之高，這種曆法也就被神聖化了，對其他曆法的傳入起了排斥阻滯的作用。歷史上有許多這種進步性轉變為落後性的事例。這也是合乎辯證法的。關於元代藏漢文化交流頻繁而未引進先進的授時歷，我們只能做出這一點解釋，希望有人繼續研究。

　　來源：中國西藏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