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是文化的DNA”。中國或許是世界上最大、也最古老的方言博物館，每一種方言便是其中的一塊活化石。孔子曰：“禮失而求諸野”。中國方言之於中國文化的意義，正在於它的“野”。而由於特殊的自然、社會

　　環境，西部方言的成分之多樣、結構之複雜、積澱之深厚、保存之完整，素為其他地區所不及，其中蘊涵著解開中國古代秘密的重大線索，它們的學術和藝術價值也許並不亞於敦煌洞窟的壁畫和寫經。

　　應該看到，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地方語言必將趨於弱化、乃至消失。這是一個歷史的發展規律，比如兩漢以後，我國北方的西夏、鮮卑、和田、焉耆、龜茲等語在民族融合過程都先後消失了。現在，中國正在飛速走向現代化。在這個歷史進程中，我們已經越來越意識到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的重要性。但在非物質遺産保護方面，我們還很少關注方言。這是很不應該的。至於西部方言，傅懋績先生就曾呼籲道：“在雲、貴、川三省和其他地方還有一些語種亟待組織力量進行系統、全面的調查。”我國目前的方言統計總數在改革開放初期80余種的基礎上又新增了40余種，其中絕大部分就沉澱在西部地區。隨著西部地區的不斷開放、發展，一些方言不可避免地會逐漸湮滅，例如在甘肅中部農村地區，前幾年還大量存在的兼具古代軍事、移民、宗教、祭祀、禮儀、娛樂特徵的秧歌、社火等民間傳統活動現已基本絕跡，而完全被電視、都市娛樂所取代──這，已經明白預示了西部方言的未來。所以，對於我們來説，研究、記錄、保存這些瀕危語言具有著無比重要的意義，因為方言的天籟一旦消失便永遠不會再生。因此，如何在“推廣普通話”的同時，能夠兼顧對方言的合理保護，這實在是我國文化建設的一項重大任務。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莫超教授所著《白龍江流域漢語方言語法研究》一書具有了非同尋常的價值，它體現出了中國語言學家的社會責任感。白龍江流域地處甘、川交界，自古以來就是我國民族融合的一大支點，所以費孝通先生曾稱之為“民族走廊”，並斷言其中“積沉著許多現在還活著的歷史遺留，應當是歷史與語言的一個寶貴園地。”但是直到現在，關於該流域方言的綜合研究卻完全處於空白。當此喧囂紛繁之際，作者懷抱良知，心繫學術，身獻冷門，足涉荒僻，長期深入山溝村寨，對全流域漢語方言的形成、音係、語法及其變異進行了全面鉤沉和系統描述，並通過與中原、西南官話和藏語康方言的比較研究，提出了“古─普─方”大三角結合理論不能解釋該流域方言特點，而必須代之以“古─少─普─方”大四角結合理論的獨到見解，這就為進一步調查、記錄、研究和保護該流域乃至整個西部方言，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基礎和理論支撐。

　　作為一種專門針對該流域方言的拓荒性研究，這部專著也難免存在相應的局限性，例如其所涉及的一些方言現象在白龍江、渭河流域之間存在高度重疊性，這種現象究是兩個流域之間相互衍射，還是第三者如羌氐、匈奴、党項或回紇等語同時浸滲的結果？書中並未給予必要的回答。好在作者正在自學藏語，並擬結合民歌、民俗研究，對渭河流域的漢語方言進行綜合考察，屆時必將又有力作問世，上述局限性必能全面克服。（賈作林）

責編：郭翠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