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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證監會主席曝證券市場高層內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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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瓊民源事件”發生後不久，周道炯接到一個匿名電話，聲稱有人從外地運一車炸藥要炸證監會。公安幹警採取防範措施後第二天，再次接到電話，説炸藥已安放在辦公室，警犬一間一間的嗅……中國證監會第二任主席接受記者專訪，引爆中國證券市場發展的高層內幕】
記者 南焱
1997年6月，暴風驟雨洗刷後的北京，熱浪退盡，陽光明媚，空氣清新，但這一切又在預示著一個更加酷暑的來臨。恰恰這時，仿佛有著某種內應，在中國證監會的會議室裏，周道炯與周正慶正在進行證監會主席的交班。在這個交班會上，周道炯説出了與這6月天氣一樣，有著深刻寓意的話：“我在這個位子上快三年了，三年坐在火山口上，現在我坐飛機安全著陸，我非常慶倖。你現在起飛了，我想你可能比我飛得好。”沒想到三年後，周正慶與周小川交班時，居然也重復了這句話。
非常任命
從縣財政科辦事員到省財政廳長再到中國證監會主席，周道炯是一步一個腳印走來的，年近古稀的他，在回憶自己的經歷時説：“我一生50餘年主要從事財政、銀行、證券工作，在安徽工作35年。”1984年12月還在省政府任秘書長的他，突然被中組部一紙調令招到北京，因為中央決定讓他出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對這一紙緊急調令，周道炯來時顯得有些匆忙。他説：“我當時已51歲，沒想到還會到北京。”來時也顯得簡單，提上一件行李，就這麼輕鬆上路。1985年1月9日到中組部報到，把介紹信給他們，也沒有人介紹情況，就上班了。那時候建設銀行屬財政部管，他想找部長談談，部長説：“先幹著，以後慢慢再談。”沒想到這個突如其來的任命，讓他在建行一幹就是10多年。
1992年9月的一天，中組部武連元副部長與在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的周道炯談話時轉告：國務院決定成立證券委，作為國務院辦事機構，要你去做常務副主任，時任副總理的朱鎔基兼主任。另外成立證監會作為半民間組織，由劉鴻儒任主席。周道炯説：“我快60歲了，也沒幹過這個事，心裏沒底。”武連元説：“我今天不要你表態，三天之後正式答覆。”誰知，第二天，朱鎔基就約見周道炯。在朱鎔基的辦公室裏，他見到國務院領導已經圈閱同意的報告，這是一份鋻於深圳“810”事件國務院領導親自起草的關於成立國務院證券委和證監會以及人事任命的報告。正是這份文件使周道炯與證券市場結下了不解之緣。1993年6月國務院決定證券委與證監會合署辦公，由劉鴻儒負責。周道炯被抽調參與投資體制改革小組，組建國家開發銀行工作。
熟悉證券和期貨市場的人都不會忘記，1995年2月下旬，在上海交易所發生的震驚中外的“327”國債期貨事件，給整個市場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股市極度低迷，上海綜指一度跌到了390點。究其原因，情況極其複雜，是市場內外因素作用的結果。就在這關鍵時刻，國務院常務副秘書長何椿霖找時任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的周道炯到家中談話，告訴他國務院已商定要他到證監會接替劉鴻儒的工作。傳達了這個決定後，何椿霖看到周道炯顯得有些猶豫，又補充到：“必須去，到現在你的證券委常務副主任並沒給免掉嘛！”已經62歲的周道炯聽出了話中的堅決，當即決定服從組織決定。
幾天后，朱鎔基找到周道炯，就證券市場和商品期貨市場的基本方針、原則措施作出指示：興利除弊、穩步前進，對期貨市場要冷靜觀察、嚴格限制，限制與套期保值無關的非生産、非流通的公有制單位，不準其進入。
遵照指示，周道炯上任伊始，即採取了兩手抓：一手抓整頓規範、加大監管力度，以穩定市場，一手抓證監會和各交易所內部的思想建設和廉潔自律，同時投入證券市場“九五”規劃制定工作。不久，時任總理李鵬親自召開有關部門領導參加的會議，聽取周道炯的彙報“九五”規劃，就法規建設，市場規範，加強監管，提高上市公司質量，人才培養，國有法人股逐步流通以及建立集中統一管理體制等9個方面提出若干措施。彙報得到李鵬的肯定和支持。特別是當周道炯彙報到9個部委都管證券，中國證監會是個事業單位，靠收費吃飯，沒有行政執法權，難以查處案件等，他聽後十分震驚，指示要研究儘快妥善解決。
驚險的歷史
出任中國證監會主席，從1995年3月到1997年6月，在這段不足三年的時間裏，周道炯的最大感受是：“短短的幾年是我一生工作經歷中最難忘的一段，經風雨，見世面，受鍛鍊，五味俱全。攻擊、謾罵、威脅、恐嚇有之，讚揚、奉承、求救者也有之。對個人來講，真有如履薄冰，如臨深淵之感。”周道炯的這番感慨是源於他在位時的那一個個驚心動魄的事件。
1997年3月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在北京舉行，上市公司瓊民源發表虛假信息，聲稱盈利5.7億元，後來有人舉報給證監會，證監會就通知他們公司，讓他們核實後再公佈，他們自己開股東大會要求暫時停牌。但在這一過程中，瓊民源不僅不做自我反省，反而在3月7日雇了北京幾卡車工人圍攻證監會整整一天，説是證監會讓他們停牌，使他們領不到工資了。這時，周道炯決定一位副主席和辦公室主任出來與工人對話：指出“你們公司的報表不是講賺了5.7億嗎？既然賺了5.7億怎麼會發不了工資？你們應去找你們公司領導人要工資。”與此同時，瓊民源公司領導層還向黨、政、人大、政協領導機構及新聞媒體發通電，誣告中國證監會違法，嚴重影響公司運作等，氣焰之囂張，令人難以置信。瓊民源一案，在各方大力支持下，嚴肅查處，最後繩之以法，已作為證券市場披露虛假信息的反面典型而記入歷史，“上市公司的質量是證券市場穩定發展的基石”成為周道炯很抓規範的重要內容。“股東風險意識不強是當時社會不穩定的主要因素。”
就在瓊民源圍攻證監會的事件發生不久的一天晚上，證監會值班室突然打電話給周道炯，説剛剛接到一個匿名電話，告知有一些人從雲南運了一車炸藥，要來炸證監會。面對這個從天而降的消息，“你也不能全信，但也不能不信。”周道炯徵得領導同意後報告公安部，公安部立即調集幹警採取防範措施。誰知，第二天下午，值班室又接到電話説炸藥已安放在辦公室了，公安部門得到消息後調來警犬一個一個房間地嗅，結果是一場虛驚。談完這件事，周道炯哈哈大笑，他説：“那時就是在提心吊膽地過日子，因為證券市場對證監會的敏感已達到了神經質的程度，我的一舉一動都受外界的關注。”
一次，周道炯出國，他的司機開車無意碰了一下，車壞了。這麼一個常見的事故，後來，香港和北京的報紙都報道，説周道炯出事了，他的車子被撞了等等。回憶這段歷史，周道炯慨嘆道：“説明外界敏感到連我的車號都倍加關注。那時對媒體從不接受採訪，除了中央批准之外，證監會每個成員都如此。”
當時，在周道炯內心的深處，在防範出事的同時，還要考慮監管這個市場朝有序的方向發展。許多案子處理過程中那些防不勝防的複雜事件，現在説來還令人心生餘悸。周道炯説：“那時情況很複雜，不少部門、單位的下屬機構都參與了證券、期貨市場活動，一查就是一片。但有一條，我站得穩、坐得正，就什麼都不怕，當然也有最後打算：真不行，把老命賠了也就算了，他要殺你，你也不知道呀，敏感得很。當時就有幾封來信聲言要殺我和全家。”
風險的根源
1995年，周道炯上任後，證監會經過與國際證券組織反復爭取甚至鬥爭，終於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證監會的名義正式加入國際證券組織，迫使台灣改名義為該組織的成員。
從1995年到1997年，證券市場可謂是多事之秋，股市始終處在低迷狀態，周道炯接任後用“打基礎”概括了他的工作實際。他認為防範風險，規範市場是工作的重點。因為當時股民風險意識淡薄，而上市公司的質量也確實存在許多問題。
他説：“在這個位子上最擔心的是市場出問題，有的寫恐嚇信，有的要示威遊行，有的到證監會要跳樓，有的甚至向我們求救。股民賺了錢就高興，賠了就怪政府。這是風險意識脆弱導致的不平衡心態。”
1996年，四川的一個小學生給周道炯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親愛的周爺爺，我是一名小學生，父親、母親都是工人，一人已下崗了。我父親炒股，現在股票跌了，媽媽整天跟爸爸吵架，我沒法學習。現在我馬上要上中學，學費也沒有了，我懇求周爺爺，你趕緊下個命令把 股票提起來，救救我一家吧。”周道炯讀完這封信，心情很不平靜，思緒萬千，股票常識和風險教育何其重要？立即將此信批給證監會其他領導看。他説：“這封帶著滑稽意味的信，很能説明中國股民當時的心態如何。”“現在是大不相同了。”周道炯在2001年代表全國人大財經委搞《證券法》執法檢查時，大多數股民表示賺了錢高興，賠了只怪自己學習不夠，與當初相比已完全變了樣。
1995年周道炯陪同朱鎔基到上海交易所視察，聽了上交所總裁的彙報後，朱對在場的人提出了八個字：法制、監管、規範、自律。後來經過歸納就成了證券市場的八字方針。周道炯認為這八個字切中證券市場的要害，以至今日，證券市場還是這八個字作為指導思想。
1996年下半年，證券市場很不規則，炒得很厲害，證監會採取了很多措施，加強風險教育，嚴厲查處違規案件，結果把市場的情況寫成報告給中央，江澤民看了以後在報告上作了批示：“鞏固成績，隨時警惕，謹慎小心，及時調整。”“短短四句話，言簡意賅，作用很大。”周道炯意味深長地説。
面對證券市場，在浪尖上乘舟的他，那段難忘的歲月使他深感：“稍微有個風吹草動，股市就敏感得很。”小平去世的那天夜裏，上面送來電報，周道炯只得半夜起來處理事務，好在那次股市平穩過關。他在總結那段歷史時説：“我上任時滬市是400多點，深市是900多點，低迷的時間算是全給我撞上了，上任之始只得慢慢地理。”在當初證券市場由9家單位多頭管理的情況下，他收回了深、滬兩個證券交易所及全國各期貨交易所的地方管理權，改由證監會垂直管理，1999年中國證券市場實行了完全的集中，統一管理從而加大了宏觀調控的力度。
如今，從證監會退下來的周道炯，曾做過兩年國務院稽查特派員，現任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委員，主要從事證券市場的立法工作，他曾擔任《證券法》起草領導小組副組長，同時又是《投資基金法》起草領導小組副組長，並任《期貨法》起草領導小組組長。也許是從實踐中來，對證券市場法制的理解，他顯得更加獨特。他説：“《證券法》已實施兩年，對中國證券市場的規範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但不容忽視市場中仍然有不少問題。現在的問題是如何進一步提高認識統一思想，做到依法治市，規範發展，自律自強，改革創新。上市公司一定要有退出機制，能進能退，一定要給股東分紅。現在有些上市公司不分紅，專圈錢，這是短見的融資。上市公司要嚴格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堅持按公司法運作，信息披露一定要及時、準確；證券公司及中間機構一定要自律自強；監管當局及有關部門應加強依法治市的力度，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對弄虛作假的單位和個人要嚴厲制裁。”
新聞資料
在玻璃板上跳舞
周道炯在財政的位子上幹得時間最長，他把自己十多年的廳長工作經驗用三句話作了概括：要敢講話，要講真話，要處以公心。從財政轉到銀行後，他對自己和班子曾提出：互信、尊重、自律、清醒、務實。如果説這十個字是周道炯十年銀行工作的思想指針，那麼短短三年的證監會工作，他最深切地體會就是骨氣和信念，正是這種堅守讓他秉持著公正和原則。
當時對上市公司，中央給各省市區定的指標是錢數，根據經濟規模，有的8000萬，有的是1個億，而想上市的企業很多，省市區裏矛盾，難題也很大，於是就搞小企業上市，可以多上幾家，這樣做就可以解決上市少的矛盾。周道炯説：“我下去一看不行，市場都是小玩意，不穩定。於是我們就打報告給中央。”後來，中央研究決定不下錢數，給家數，鼓勵大企業上市，由省市區自己選，而且大都是由省委書記、省長親自敲定。這些報上來的單位再經證監會發審委投票表決。儘管這樣，“僧多粥少”的矛盾仍很大，於是希望上市的企業就紛紛給領導部門和負責人寫報告、寫信，許多領導的批示和推薦信都送到周道炯處，甚至還有他頂頭上司的信。領導的批示都很客觀和客氣，如“請閱處”、“請酌處”等等。面對著強大的壓力，周道炯回憶中言詞顯得有些激動：“我一個都沒辦，辦了這個，那個怎麼辦？這個缺口不能打，打開了就收不了場。後來，我給上面打了份報告，把這些未處理的推薦名單附在後面，結果上面批了同意，現在都不辦，到年底再審查。條件符合的再辦理。”
“這個位子回避不了人情，只要公心待之，別人也會理解的。”他深有感觸。1996年，他的一位中央黨校老同學、某省委書記打電話給他，想為該省上市增加一個名額。周道炯在電話裏很爽快地説：“老同學，我是在玻璃板上跳舞，一個省多少個名額，都是玻璃板上操作，清清楚楚。半路上，我要是給你加了，其他的都來找我怎麼辦？”據説，這位省委書記聽了周道炯的一番心裏話，還是非常理解他。周道炯在講述這段往事時，不停地重復“骨氣”二字，看來，他對此體驗是刻骨銘心的。
針對兩個90%
“我不是經濟學家，不是教授，我是實際工作者。他們有一套一套的理論，但我沒有，我的文化不高，中學沒畢業，我的社會科學知識全是在崗位上自學的，我很羨慕那些有才華的年輕人。”也許正是出於對知識的尊重，對人才的崇尚，周道炯無論在什麼崗位，都樂於大膽使用年輕幹部。據説，他在中國建設銀行任行長的十年裏，各分行的行長平均年齡才40幾歲，有一批30幾歲的行長、副行長，總行的兩位副行長也不過40歲左右。到了證監會，他更加啟用高學歷的年輕幹部。在他的心裏，歷史上20幾歲乾大事情的人有的是，像周瑜、諸葛亮、周恩來、鄧小平等等，他隨口説出一串令他仰慕的名字。
對中國證券市場如何進一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迎接加入WTO後的挑戰，周道炯反復強調：“中國的證券市場一定要吸收國際經驗，也要結合中國特色培養自己的人才。我曾講過中國證券市場現階段的特點是有兩個90%：一是90%的上市公司是國企，二是90%以上的證券公司是國有的，炒虧的是公家，炒賺了自己有好處。這個特色是中國的，國外沒有，我們必須牢牢把握這個特色來引進和培養人才，研究加強監管措施。”
從不跳舞和唱歌的周道炯，幾乎把所有的業餘時間都用在了讀書看報上，他説，什麼書他都想讀，但不可能都讀，是“好讀書，不求深解”。他説，多年來養成了一個壞習慣，就是一邊吃飯一邊看書報，上廁所時也看書報。除此之外他每天還養成了一個習慣：就是看內參《動態清樣》，讀港臺報紙、看新聞聯播、聽國際電臺的新聞，這個習慣用他自己的話説，無論是做行長還是任證監會主席期間，就是再忙，都要堅持。就在我採訪他的前一天，尼泊爾發生王宮慘劇，周道炯隨即與我聊起這件事，我很驚訝，他竟然對事件的枝節末葉説得非常清楚。
周道炯曾經被國內幾家大學聘為兼職教授，對於這個學者頭銜，他説：“受之有愧。講課可以，但不帶學生。”據説，有很多年輕人寫信給他要做他的學生，他接到這些信總是回信説可以幫忙推薦給別人。他説：“我不能帶，因為我自己就沒有讀多少書，不能誤人子弟呀。”
《摘自橋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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