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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放開、糧食放開與農業自由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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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中國只能走農業自由市場經濟的道路，那就走得越早越主動
八九月間中國經濟生活中的一項大事是棉花放開。國務院已經正式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核心是要在這個新的“棉花年度”裏打破舊的、以供銷社為主體的壟斷經營體制，建立起依靠市場調節的、多元結構的棉花購銷新機制。
如果用專業的語言描述新的政策及其意義，可以進入非常操作性的技術層面。不過，我們在這裡還是想討論此次改革更本質的意義：對於中國的糧食體制改革，棉花放開有什麼推動性？進一步説，棉花和糧食都放開，對中國的農業發展又意味著什麼？第一層問題，答案很明確。棉花放開之後，糧食放開已是接踵而來。其實在8月20日的國家糧食工作會議上，“放開銷區、保護産區、省長負責、加強調控”的説法較過去已經有根本性突破。在具體做法上，現在的“放開銷區”，其實包括了京、津、滬三市和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海南五省。八個省市的糧食收購在價格、渠道上全部放開，步驟不可謂不大。“省長負責”當然是新政策的根本局限性之所在，但可以推測，市場的力量一定大於省長，糧食銷售在銷區的放開必然很直接地衝擊産區，估計糧食的全面放開在實踐中已是時間問題。
其實，此次棉改所體現的比較徹底、比較堅決的思路，也應當是適用於糧食改革的。糧棉二者當然是産品屬性和“戰略地位”不相同的農作物。特別是中國真正適宜棉花種植的土地不過7000多萬畝，涉及農民也不過一兩億，比起播種面積達到17億畝以上、涉及人口超過八九億的糧食，政策變遷的衝擊力和長遠影響都不很一樣。但棉花與糧食也有非常相類的地方，二者同樣屬於大宗農産品，屬於土地密集型（而非勞動密集型）産業，而且同樣具有其“戰略地位”和“特殊性”隨著經濟發展逐步降低的特點。中國傳統體制也將糧棉置於相似的地位，當年都是國家統購統銷的首選對象，改革開放以來也主要採取壟斷經營的模式。
既然糧棉二者在中國農業體制演變的意義上相似之處更多，棉花的管制或放開，對於糧食的參照性應當是非常直接的。借棉改的經驗來規劃操作糧改，借棉改的衝擊來推動糧改，完全是有關決策層可以主動做起來的事情。
對於上述第二層問題，回答也不很複雜。糧棉的徹底放開對中國農業發展是有著關鍵意義的事情，正表明中國農業最終脫離計劃之手，從此走上自由市場的道路。
中國農業究竟該走什麼道路是個爭論已久的題目。20世紀70年代末全面推開的包産到戶是改革的第一步，承認了農戶個體經營、生産自主的模式；隨後蓬勃發展的鄉鎮企業是改革的第二步，承認了農民可以離開土地也可以離開農業生産自由擇業發展。在這之後，農村改革曾徘徊了很長時間，關鍵是整個農業生産究竟採取什麼模式想不清楚，而政府高層的相關決策又很容易承襲慣性，或者受到專家們所説的“城市偏向”的影響。從1985年開始，糧棉流通體制的改革走走停停，一直沒取得堪與早期農村改革相比的重大突破。到90年代前中期，還有一種補貼農民或是補貼農業的説法出來模糊視線，每提及中國農業發展即以歐洲、日本做範例，更為糧棉流通的國家壟斷經營蒙上了奇怪的合理色彩。
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市場化改革的全面推進，最終還是要逼出農業的市場化。90年代中期以來，國家拿出真金白銀“補貼”農業，已經使財政背上了糧食收購虧損2500億元以上、棉花收購虧損450億元以上的沉重包袱（未計潛虧和補助），而農民並未從鉅額補貼中承接顯著實惠，反是對放開糧棉價格和經營期待殷殷，而且身體力行地去爭取；國家的鉅額補貼也未顯著地轉化成其他經濟部門的效率和利益，倒是大量沉澱于壟斷制的流通環節，很是得不償失。時至今日，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所謂歐日式通過大規模扶助農民的政策，在農民眾多的中國既不可能也不合理，事實上更未見真正實施。對於提高農業競爭力和農民收入的長期目標而言，市場之手一定比政府補貼更經濟也更強有力。
至2002年，中國一定會成為WTO的成員國。農業的國際競爭已近在眼前，無法回避也無法推延。既然中國只能走農業自由市場經濟的道路，走得越早越主動。既如此，糧棉放開的一大步必須堅決地走出去。對於中國農民、農村和農業，這是關乎未來命運的一大步。
《摘自橋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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