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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敬璉：中國經濟形勢基本看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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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鋼明：現在的宏觀經濟無論是學術界還是政府部門，就宏觀經濟是好是壞，存在一些不同看法，請您講講當前宏觀經濟的一個基本態勢判斷。
吳敬璉：我對現在經濟總的態勢有兩個方面看法：一是全國平均來看相當不錯，但是各個地區之間差距非常大，如果説沿海地區經濟是相當繁榮，那麼內地特別是中部地區經濟狀況可以説問題相當嚴重。
平均情況用宏觀指標來説，如增長率、效率的提高、投資和消費的增長都還不錯，在當前的國際經濟大勢下進出口情況也是不錯的。
袁鋼明：目前的進出口的情況是下降了，現在一般認為出口對平均或大多數的指標都會有影響，您怎麼看？用比較數量的概念，大致用一個百分比來形容。您認為是多少？
吳敬璉：目前進出口跟過去（去年）相比是下降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很大的國家像新加坡等有強勁貿易的國家，它們對外貿易是負增長，出口是下降的。從上半年的情況看國內的需求增加能夠在相當大程度上補足了出口下降的影響，從框算的角度是將近補足、稍有下降，下降了0.1。但是這是一個動態的。如果中西部能夠向東部看齊，那麼空間很大，空間會超過出口的下降。全國出口下降，浙江、江蘇表現則不錯。不同的地區、不同做法結果是不同的。我們需要分析，全國平均好是因為東部地區非常好，那麼我們需要研究東部為什麼好。
袁鋼明：是否可以認為您對宏觀經濟態勢的判斷是：目前宏觀經濟形勢基本看好、中等偏上，內需的強勁基本上可以補償出口下降，外需的下降甚至也可以解決。
吳敬璉：對。
袁鋼明：那麼，現在這幾個因素是怎樣産生作用？是否主張或認為財政擴張帶動了經濟？
吳敬璉：對於去年經濟向好的轉變，絕大多數是認識統一的。對於轉變的程度卻有不同分析，絕大多數認同從2000年開始向好的轉變，問題是轉變的原因是什麼，有一種比較主流派的分析，是因為積極的財政經濟擴大內需拉動了經濟增長，這種分析有很多弱點。從經濟學一般道理來説，靠財政政策就能夠促成一個國家經濟根本性的轉變，而且這麼大的經濟用每年1千幾百億的財政投資使其增長率逆轉下降趨勢甚至出現拐點。嚴格地説，財政的作用是赤字才能增加內需，其實1998年、1999年的赤字並不是擴大的，赤字所增加的內需在2000年是沒有的，財政政策的作用就跟出口一樣，出口要看凈出口。
袁鋼明：財政政策對民間投資、民間消費是否有帶動作用？
吳敬璉：當然有帶動的作用。民間投資、民間消費不強時，財政政策在我看來會主要發揮作用。當民間投資意願不強時可以果斷擴大需求。
袁鋼明：于2000年前後來講，平均上來説民間投資的意願強不強？
吳敬璉：民間投資的意願平均狀態比原來有改善，在東部地區以浙江和江蘇更為強勁，現在從統計數據是看不出來哪些是國有和其他所有制投資。
袁鋼明：現在如果説是民間投資（非政府投資）很強勁的話，可能會産生擠出效應？您認為呢？但是在最後結果上會不會出現擠出效應？
吳敬璉：從儲蓄來看，政府投資以後是民間投資，民間投資有被擠出的可能性，當然它會出現擠出效應。當民間投資意願不強時跟擠出沒什麼關係。國有和其他所有制擠出效應不一定簡單判斷為都是消極作用，當民間投資不強時擠出沒有多大作用。但財政投資不贏利，要靠加稅來還債。政策投資回收期很長，這樣要用稅來還債，而稅的增加對民間投資有抑製作用，時間越長越會有消極作用。
袁鋼明：現在來看，財政擴張投資對於民間投資並不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沒有採取財政擴張的部分反而增長的很好，對您的觀點提供了有力證據，供給方面您再細説一下嗎？
吳敬璉：財政政策1998、1999年起了很大作用，它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好的改變是供給方面活力的提高，供給方面關於這個問題的理論爭論1998年就出來了。以我的看法，供給方面發揮企業和企業家的潛力和活力，但並沒有形成理論的一致認識，更沒有變成政府自覺的政策。
袁鋼明：您是指供給政策取得的效應還是供給改進所取得的效應？
吳敬璉：應該是供給方面的政策，這些政策體系的內容就是發揮企業和企業家的活力。實際的政策有兩個方面：一是國有企業的改革，另一方面是非國有部門的發展和非國有經營環境的改善，後者有較大改善。第一個方面其實有兩部分(國有企業的改革到了十五大會的改革之後，分成兩部分)：國有經濟佈局調整、國有資本要退出一些領域；另外一部分大型國有企業的改制，狹義的概念是大型的國有企業改制。大型的國有企業有兩個問題，一是規模大行動慢，另外就是幾十年在國有經濟體制下運轉，習慣勢力非常強。雖然1999年後國有大型企業改制的步子比過去大了，但起著明顯的效果現在還很難説。
袁鋼明：去年國有企業脫困出現明顯效果，算不算是供給政策對宏觀經濟的推動效果？
吳敬璉：去年國企的虧損減少盈利的增加分析有多種因素：政策的分析1、財政投資主要給了政策；2、債轉股，一下就消掉幾百億的利息；3、世界經濟變化的因素，如油價的上漲。所以要分析，仔細的看，把前幾項一算能發現，光這幾項收入就上千億。國有企業效益的改善大部分是外部變化，比如政策的支持。
袁鋼明：非國有部分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哪幾部分起到的作用比較大?
吳敬璉：非國有股份我認為作用很大。首先，十五次代表大會有重要突破，這是我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做了鑒定，對公有制集體經濟新的認識，不止是國有和集體；其次，私營經濟、非公有制經濟地位作用的奠定重要組成部分。1997年10月提出，1997年年底已經可以看到經濟學界包括政府部分，明顯提出投資意願下降，從中長期來看，有問題。劉珍義教授在1996年7月明確指出投資在下降，政府內部也有不同意見，體制問題變化，它要變成一种經濟表現並顯現出來有一定時間。供給方面能改變不可能快，供給方面的作用越到後來越明顯。
袁鋼明：供給和需求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
吳敬璉：需求也拉動供給，供給也創造需求，作用是相互的。用政府直接增加需求，效益很短。
袁鋼明：我們在需求方面採取了增加工資或是降低利息或是鼓勵投資的作法和貨幣的放鬆，這些鼓勵需求的做法怎麼樣
吳敬璉：需求政策嚴格界定為直接增加需求，鼓勵投資是供給方面的政策，它能夠增加需求，但不由政府直接增加需求。但單純用直接增加需求的辦法，降低利率有危險性。如果供給方面政策不到位，企業沒有活力，投資環境不好，增加的貨幣不會跑到實質部門去，會跑到虛擬部門去了。有一篇文章，説泡沫是怎麼吹起來了，提出一個問題貨幣供應連年超過了國民生産總值增長率加通貨膨脹率，而物價沒有漲，到股市上去了，所以把股指頂起來了。
袁鋼明：股市的價格頂起來了，貨幣的供給的增長對供給的提高沒有起到作用嗎？
吳敬璉：可能在短期有點作用，但長期積累可能對於整個國民經濟有不好影響，供給方面缺乏效率，對供給方面影響不明顯，沒有變成物價指數上漲，而變成了資産價格上升，供給方面活力的提高，大量的貨幣供應並沒有跑到實質部門 ，實質部門沒有大的提高，所以在增加需求方面，資産價格提高，短期財富效益是有的。
袁鋼明：就供給政策將影響下一步經濟您能提哪些建議，各種各樣的建議，包括將要增長多少，又要增長多少，包括又要漲工資。
吳敬璉：十五大會只在政治上為供給方面的政策奠定基礎，實際動作上在1998年初開始，大力扶持中小企業，有一套實際的措施，起了很好作用。實際上我最近的文章是從去年8月開始寫，給國務院的建議 ，大力加強我説的第二手，用改革來激發企業和企業家的活力，在加強第二手的提前下，逐步減弱第一手。不是把力量怎樣擺的問題，國有和非國有都要抓緊。有些國有企業現在沒有改制，改制後公司治理的運轉目前還有很多問題，還要花力氣。另一方面，事半功倍，非國有企業的發展，把障礙解除，自然有內在的東西發揮作用，政府不需花多大力氣。
袁鋼明：90年代中後期您對國有企業公司治理結構的改善做了很多事，那麼您現在又對非國有企業的改變又傾注了極大熱情，是您自己有所改變了呢，還是形式上的變化？
吳敬璉：從我自己來反思，整個80年代，我對鄉鎮企業發展對於中國整個經濟發展的意義估計不足。但是到了90年代後我就認識到應該將兩方面都要考慮到，認識到農村經濟生命力，併發現兩個方面效率差別很大，國有企業要改革，但是花大力氣不好；而非公經濟，其實國家不必要花大精力，只要打破障礙，它的內在能量很大。
鄉鎮在80年代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基層政府條件具備。我在80年代後期聽到當地企業家反映做大後越來越像國企，但在90年代發現需要改制，蘇南模式企業和國有企業毛病一樣。我認為現在非國有企業的經濟環境的改善有好多問題並沒有解決。現在非國有企業有好多問題沒有完全解決，比如進入限制，它的門檻是越來越低，第二是融資問題，非國有特別是中小型企業它們的信譽條件是比較差，市場秩序，如信用、執法、平等競爭環境，都有待改善。
《摘自橋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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