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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中國的崛起，亞洲國家應採取甚麼對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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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馮國經曾經問過亞洲很多商界人士：”面對中國的競爭，你們將如何應
對？”至今為止，他仍未聽到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對於中國經濟的急速冒起，它們的反應
是既驚心又絕望．隨著大量工廠遷移到大陸，東亞的日本、韓國和台灣擔心它們的工業將被
”掏空”；而東南亞國家則憂慮，它們將在這股新的浪潮中，失去大量外國投資．日本資深
經濟顧問小摩見一預測，中國的崛起將引發第二次亞洲金融危機，其嚴重性和影響只會比
９７－９８年的一次更甚．
擺在面前的問題是：既然中國有能力製造原來由亞洲國家生産的所有産品，而且價格更加低
廉，這些國家今後將何為生？如果這種擔憂成立的話，亞洲國家未來的經濟調整將會異常痛
苦，因為中國加入競爭之後，它們的傳統經濟發展模式將成為歷史．
亞洲的經濟發展可稱之為”雁行模式”．具體來説，是首先生産一些主要用作出口的簡單工
業製品，例如鞋、足球之類，然後將賺得的利潤再投資，提升設備，轉為生産半導體和手提
電腦之類的較複雜産品．在這個過程中，它們的工資和生活水平逐漸向發達國家靠攏．首先
跟隨這個模式發展的是日本，然後是香港、新加坡、韓國和台灣四條小龍，再接下來是馬來
西亞、泰國、菲律賓和印尼等小虎．
中國顯然沒有追隨上述發展模式，它既生産尿片等最簡單的日用品，亦製造電腦晶片之類的
複雜設備，而且同時進行．摩根士丹利（香港）亞洲經濟師施安迪（譯音）説，唯一和這種
發展模式相近的，是１９世紀時的美國．充裕的勞動力有效壓抑了工資的上升，而低廉的産
品價格則刺激了消費需求．中國現時已經生産種類繁多的商品，部分的生産規模足以主導這
些産品的全球價格．在這種形勢下，亞洲國家實在不能不擔心它們的經濟前途．
然而，這種擔心可能被誇大了．英國著名經濟學家里加圖（ＤＡＶＩＤ ＲＩＣＡＲＤＯ）
早于１９世紀已經指出，貿易的關鍵不是絕對成本（中國很多商品在這方面佔有絕對優勢），
而是相對成本．ＩＮＧ霸菱證券經濟分析師添．高頓試圖利用里加圖的理論，來印證亞洲現
時的實際情況：中國和泰國都生産稻米和鋼鐵，無論是稻米抑或鋼鐵，中國的生産成本都比
泰國低，但中國在鋼鐵生産方面的成本優勢比稻米更大，那麼只要中國集中生産鋼鐵，而泰
國則集中生産稻米，兩國都能通過貿易而得益．
這個模式的缺陷，是假設各國經濟都有極大彈性，可以輕易進行調整．在以上例子中，若其
他因素不變（現實當然不可能如此），泰國關閉所有鋼鐵廠將導致城市工資下跌，將財富轉
移至鄉村，由此而産生的短期政治衝擊很可能是政府不能承受的．另外，匯率變動的因素亦
被忽略了．如果中國主導了出口貿易，人民幣匯率將會上升，其他國家的貨幣匯率則會下跌，
從而將貿易重新導向平衡．
中國崛起對亞洲經濟的影響因國而異．以日本為例，該國和中國一樣面對通縮壓力，但和中
國不同的是，它的生産成本較高．因此日本將生産基地遷移到中國是合理的，並能從中受惠
－－正如它從東亞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中得益一樣．日本的發展方向其實和美國類似，即經
濟活動的重點由製造業轉移至高增值的服務業．由於經濟結構不同，日本只會從中國的經濟
發展中得益，而不會受害．
高盛（香港）投資的胡斐德（譯音）認為，對飛在雁群尾部的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和菲律
賓而言，形勢非常明確：隨著西方配額制度的撤銷，它們的紡織業將不可能在中國的競爭下
生存．因此除了具有明顯優勢的旅遊業之外，它們應集中力量于商品和農産品的生産，例如
泰國的養蝦業和印尼的林木業，便不是中國所能威脅得到．
那麼，比較富裕的新加坡、韓國、台灣和香港又應採取甚麼策略？它們在雁群中處於中游位
置，但可能很快便會受困于提供高增值服務的日本和生産廉價工業製品的中國之間，進退兩
難．在９０年代初的高峰期，亞洲四小龍的總産值相當於中國的１．５倍，但現在已降至和
中國相若．摩根士丹利估計到２０１０年時，它們的經濟産值只及中國一半，到２０２０年
進一步降至只有１０％．
對這些國家和地區最有利的策略，是讓中國生産它們設計的産品．例如韓國和台灣的半導體
工業非常發達，它們大可利用這個優勢，進一步發展在這方面的知識産權．
亞洲各個經濟體中，中國的冒起對台灣打擊最大，並可能於今年錄得１９４９年以來首次負
增長．事實上，台灣大約一半的電腦、數碼相機和電腦母板，實際上都是在大陸生産，掃描
器更有接近９０％在大陸製造．除了産業外移之外，台灣亦面對人才流失的問題．隨著本地
經濟不景，當地一些最出色的人才正紛紛前往上海和廣東找尋機會．
施安迪認為，未來的台灣可能成為另一個芬蘭，亦可能變成另一個海南島．在中國各省之中，
海南是經濟發展較差的其中一個省份，而芬蘭則是歐洲經濟列強中一個細小而強勁的對手．
如果台灣能夠像香港一樣，靈活地調整經濟結構去適應和配合中國的發展，沒有人需要因中
國大陸變得繁榮而憂慮－－除了那些效率低下的企業，以及頑固的政客外．
《摘自橋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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