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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敬璉談中國經濟怎樣才能持續穩定地發展（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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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年末，由於國內一些因素的變化，再加上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催化，中國出現了市場
疲軟，經濟活動放慢的病象．從１９９８年初開始更進入了通貨緊縮，即物價總水平持續下
降的狀態．需求不足和産品滯銷與企業利潤減少和緊縮開支之間互相影響，形成了惡性循環．
從１９９８年起政府採取了一系列反衰退的經濟措施．到２０００年初，中國經濟增長速度
下滑的趨勢得到遏制，經濟生活中出現了積極的變化，２０００年實現了８％的ＧＤＰ增長．
目前，雖然經濟界和經濟學界對經濟好轉的性質和深度還有某些分歧，但是絕大多數人對於
經濟走勢出現了重大轉機這一點已經沒有太大的分歧．在我看來，當前最重要的事情，是分
析這一轉機的前因後果，以便決定今後應當採取的基本方針和主要措施．而在推動經濟轉機
的原因的問題上，經濟學界存在著很不相同的認識，從而對今後的政策著力點有不同的想法．
兩種不同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促成經濟根本性變化的基本原因，是政府在過去三年中採取的積極的財政
政策．在這三年中，發行了３，６００億元的國債，用來進行基礎設施和其他方面的投資．
再配合適度擴張的貨幣政策和刺激消費的政策，增加了需求，拉動了增長率回升，今後仍然
主要要靠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支持持續穩定的增長．
第二種觀點並不否認積極的財政政策在扼制經濟下滑中的作用，但是認為僅僅靠以積極的財
政政策為主的需求政策並不足以造成經濟發展態勢的根本轉變．中國經濟在２０００年出現
重大轉機的原因，從政策層面説，不能僅僅歸因為以積極的財政政策為主體的擴張性的需求
政策，而應歸因為需求方面和供給方面雙管齊下的”兩手政策”．２０００年的重大轉機，
是”兩手政策”共同起作用的結果．我個人是持第二種觀點的．
我之所以這樣看，是因為：第一，僅靠每年區區一千幾百億元的財政投資並不足以拉動總額
每年高達３萬億元左右的投資需求．第二，財政政策除了有它的正面作用，還有它的局限性
和負面效應：一是擠出效應．政府財政投資的實質，是借用民間的資金來投資，增加了政府
用以投資的財源，會相應減少民間可以用於投資的資金；二是大部分的競爭性部門政府投資
的效率不如民間投資，政府投資規模太大，持續的時間太久，會造成全社會投資效率的下降；
第三點更重要，這就是長期使用財政政策來支持經濟增長會抑制民間投資的積極性．這是因
為，債務是需要歸還的；財政投資的主要範圍是公共基礎設施，其贏利水平比較低，回收期
又很長，這就要用稅收收入來償還；如果其他條件不變，稅收增加勢必影響民間投資的積極
性；因此從短期來看，財政投資的積極的效應大於消極的效應，但是擴張性財政政策拖得太
久，它的消極效應就會變大，甚至超過了積極效應．
正是由於這種認識，部分中國經濟學家在中國經濟放慢的情況下，提出了除採取擴張性的財
政等需求方面政策外，還應當採取發揮企業活力的供給方面政策的主張．
這裡需要對”需求方面的政策”和”供給方面的政策”這兩個概念做一點説明．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２０世紀７０年代，英美等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在遇到經濟不振時，
通常都採用凱恩斯主義者所倡導的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從直接擴大需求入手拉動經濟回
升．在需求方面的政策之外運用供給方面的政策刺激，是７０年代一批號稱”供給學派的經
濟學家”（supply－sidee－conomists）提出的．當時，這些國家在戰後一直採用的凱恩斯
主義政策出現了失靈，並且導致停滯與膨脹兩症併發的”滯脹”（stagflation）．
供給學派的經濟學家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好壞並不是像凱恩斯主義所認為的那樣，主
要取決於需求是否充足，而是取決於”供給方面”即企業和企業家方面是否具有活力；因而
政府促進經濟發展的主要措施，也不應該是運用財政政策或貨幣手段去增加需求，而是向”
供給方面”傾斜，使企業提高競爭活力和增大投資積極性．１９８０年和１９８１年，撒切
爾夫人和裏根總統相繼執政．他們都採取了供給學派的政策．撒切爾夫人主要是實行國有企
業的私有化，同時降低社會福利水平．裏根總統則採取了降低稅負、解除管制、強化競爭、
大力扶持小企業等一系列刺激供給方面積極性的政策，來提高企業家的積極性和發揮企業的
活力．事實説明，這一套政策在恢復英美企業的競爭力上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例如，美國
解除對民航和長途電話的管制以後，資費持續降低，服務大為改善．許多經濟學家，例如諾
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蒙代爾認為，這正是９０年代美國高新技術産業飛速發展和經濟保持長
期繁榮的微觀基礎．
（待續）
《摘自橋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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