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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約會之一:關注農民工  

央視國際 (2005年03月06日 21:41)

  嘉賓:

  成思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著名經濟學家

  孫恒:打工青年藝術團團長

  路建華: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

  周孝正: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溫鐵軍: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

  趙玲:北師大“農民之子”協會會長

  陳偉鴻:這個春天我們在一起。各位好,歡迎大家在這個春意盎然的時刻來共赴我們春天的約會。今天晚上我們將要和大家一起來關注農民工的問題,其實和我們一塊關注農民工的問題,不只只有我們的主持人小丫,還有在現場許許多多進城務工的朋友,讓我們用掌聲歡迎他們。

  今天在我們的現場,我們還請到了許多位長期以來關注農民工問題,以及為農民工伸出了自己援手的志願者,同樣讓我們用掌聲歡迎他們的光臨。

  此刻大家一定注意到了在我們舞臺的這一側還有兩位專家,他們將會來擔任我們今天的特約評論員,他們是陸建華先生和周孝正先生,同樣歡迎你們。


  在今天我們春天約會的開始,我們先請小丫為大家來朗讀一位學生的作文。

  王小丫:這是我們在打工子弟學校的作文比賽當中看到的一篇作文,這是一個五年級的女孩子寫的。這篇文章非常的樸素,一開始她就告訴了她是誰。“我叫胡競。我們彼此都來自四方,我也有自己的夢想,我也渴望知識的海洋。有時候我自己都搞不懂我們是誰,用溫暖的詞來形容我們的話,別人就叫我們‘城市新市民’;用準確的詞來形容我們,就叫‘打工子弟’,倒不如乾脆稱我們為弱勢群體,我覺得用‘弱勢群體’這個詞來形容我們會比較確切、準確。”這是這篇作文的開頭。説實在的,我不相信這是一個五年級的孩子寫的,但是現在我相信了,因為她就在我的身邊。這就是小胡競,胡競。我想接下來還有一段話是她寫在作文裏面的,我們讓她自己把它念出來。

  胡競:我們生活在一個很狹小的圈子裏,是身份的低下讓我們覺得有些自卑,造成了心理上的壓力,讓我們覺得自己不如別人。我們這代人從小就生活在北京這個繁華的大城市,也希望永久在這裡生活,可是城市並不接納我們。由於我們身份的種種原因使我們不得不向命運低頭,難道像我們這樣的人,都要一代一代地這樣下去嗎?

  王小丫:我注意到小胡競來到我們的演播室之後,臉就一直是紅撲撲的,可能她稍微有些緊張。她沒有想到這篇作文會讓那麼多人知道。到北京多少年了?

  胡競:有七、八年了。

  王小丫:喜歡這兒嗎?

  胡競:喜歡。

  王小丫:最喜歡北京什麼?

  胡競:我喜歡北京的柏油路、高樓大房、高樓什麼的。在我們老家天天一下雨,然後那個泥巴路根本就沒法走路了,就沒法出去了。

  王小丫:你有沒有去過北京的遊樂場?

  胡競:去過一些小的健身的地方。

  王小丫:那你在北京有什麼夢想嗎?

  胡競:我最大的夢想吧,就是長大能考一個好的大學。

  王小丫:你覺得歧視,你有沒有感覺到過歧視?就是不平等,有過這樣的經歷嗎?

  胡競:有。

  王小丫:跟我們説説。

  胡競:就是有一次吧,就是我看見別人在踢球。然後那時候我特別小,看著挺好玩,一個球在那兒踢來踢去的,然後人家那些大女孩子在踢,然後我在旁邊看著,看著後來球就到我腳底下,我想踢,人家就不讓我踢。

  王小丫:你覺得這個時候你被歧視了。你當時是什麼心情?

  胡競:當時我就覺得人家為什麼不帶我玩啊。

  王小丫:那你覺得這是為什麼呢?

  胡競:那時候我小我不知道。

  王小丫:現在呢,你知道嗎?

  胡競:可能是因為人家不想跟我玩吧。

  陳偉鴻:其實小胡競是一個可愛的孩子。剛才説到那一幕的時候,眼眶裏我看都有了淚水,我們周邊所有的人都願意跟你玩,我們都會伸出我們的雙手跟你玩。

  王小丫:我們跟你玩。

  陳偉鴻:小胡競是一個樸實可愛的孩子,在孩子的眼中,不讓踢球可能就被稱作歧視。但是在她的爸爸和媽媽的心中,這樣的一種感受可能要多得多,也要深得多。也許我們曾經不經意的一句話,甚至是不經意的一個眼神,都會換成他們心中難以釋懷的一份沉重。如今在中國進城務工的農民朋友已經有一點四億人了,如果加上他們遠在家鄉的那些父老鄉親,加上他們在城裏務工的群體,加上他們每天打交道的城裏人,這就更是一個龐大的數字。事實上農民工問題早已成為全社會共同關注的一個話題。接下來呢,我們還要請出一位進城務工的朋友,他呢在心中感受到的這份沉重要比剛才的小胡競時間長得多。讓我們用掌聲請出孫恒,有請!

  孫恒,你好。來,請坐。孫恒是1998年來到北京的,現在在北京經過很多年的打拼,組建了一個在打工者心目當中特別有影響的樂隊,叫什麼樂隊?跟大家介紹一下。

  孫恒:叫打工青年藝術團。

  陳偉鴻:打工青年藝術團。您是團長吧?

  孫恒:他們都這樣叫我。

  陳偉鴻:團長今天來到現場,我們不問你團裏的事,我們先問一問小胡競的事。其實剛才你和我們大家一塊都聽到了小丫朗讀的小胡競的那篇作文,而且也聽到小胡競發自肺腑的心聲,你自己的感觸是什麼?

  孫恒:我覺得聽到她寫的這篇文章的時候,心裏非常的激動,可以説在顫抖。因為她雖然是一個小學生,但是她説出了我內心的那些話,因為我覺得我也是一個打工者嘛,我是1998年來北京打工的,和千千萬萬的從農村進入城市的工友一樣可能。第一次來北京的時候,就是下西客站,一看西客站很宏偉,高樓大廈,到處的車流,人群都在走動,但是總覺得這些跟你沒什麼關係。

  陳偉鴻:不屬於自己。

  孫恒:對,好像每個人都是很陌生,每個人都在奔忙,忙自己的事情。

  陳偉鴻:你找過工作吧,一定?

  孫恒:是,當我一到西客站的時候,第一件事情面臨的就是要生存。那麼畢竟我也是,那年是二十三歲,這麼大的人了,我相信通過我的雙手能夠去找到一份屬於我的工作,能夠去開創我自己的生活,所以還是充滿著信心,到這裡來的。

  陳偉鴻:那麼找工作怎麼辦呢?

  孫恒:也不知道怎麼找,然後就買了一份報紙,上面有很多招聘廣告,在來之前都説北京競爭很激烈,工作很難找。但是我看那個報紙上很多招工的,而且待遇都不錯,覺得北京就是好。

  陳偉鴻:一下覺得運氣特別好,馬上能找到。

  孫恒:我覺得北京這麼多工作需要很多人,然後我就挑,選了半天,看見有一份工作,上面是一個房地産公司招業務員。基本工資是一千塊錢,然後還有什麼車補、飯補,什麼津貼,加在一塊差不多一個月有一千五六那樣子。

  陳偉鴻:你在家鄉的時候想象過説我到一個大都市去,我一個月可以掙到一千五六?

  孫恒:沒有沒有,一千五六在那個時候覺得,覺得已經是很好的一份工資了。

  陳偉鴻:我相信你一定是興衝衝地趕過去的。

  孫恒:是,因為當時來的時候,身上只帶了七八百塊錢。那麼就在想一個月能掙一千五六,每個月還能往家寄一些,除了自己生活。就特別高興,然後就去了。而且上面寫的是不交仲介費,因為我來之前也經常聽説黑仲介嘛,騙人的,要交多少多少錢,要押金什麼的。然後就覺得挺幸運的,就去了。去了之後呢,也是在一個寫字樓裏邊,進去之後就跟談,是不是有這份工作。他説有。先問是不是不收仲介費。

  陳偉鴻:再次地確認一下。

  孫恒:如果收的話我可能就不去了,他説不收啊,上面寫得很清楚不收。這份工作我怎麼樣才能勝任呢,他説雖然我們不收仲介費,但是這個工作是,它是一個行業,房地産推銷員、業務員,是一個行業。你要想從事這個工作呢,必須要拿一個資格證,這個資格證是要學習的。那麼你去外面學可能要八百塊錢,在我們這裡學六百就可以了。

  陳偉鴻:所以你就交了六百塊錢?

  孫恒:對。我又問了,我説這個資格證是不是,假如有一天我不在你這兒工作我換一個,到其他的房地産是不是通用的。他説對,都可以用。我心裏覺得,算了算賬也值。我一個月交個六百塊錢,然後還剩,剩差不多可以夠我生活一個月。一個月一千五六,這錢就賺回來了。想得挺好,然後行,就交了。交了然後就到那個學校去,説學習一個星期就行了。結果學了三天就給你發證了。

  陳偉鴻:這時候你可能已經隱約感覺到有點不對勁?

  孫恒:當時也沒有特別,就覺得反正拿到一個,還非常漂亮那個證書,覺得也值,有一個資格證。然後就回來,回來這個仲介説好,給你一個聯絡方式你去吧。我記不清到底是大興還是豐臺,反正挺遠、挺偏僻的一個地方,然後去那兒。是一棟樓,就是賣樓嘛、售樓,因為特別偏僻。他就説那你就負責,有客戶來了你就介紹、推銷。然後沒有底薪,推銷了,然後有提成,然後我心裏就涼了,怎麼説好一千塊錢底薪就沒了,但是也沒辦法,去了,還是抱著幻想,那就做吧。結果從早上等到晚上,一天都沒有一個人來,因為那個地方太偏僻了,照這樣下去根本就沒辦法生活,因為你拿不到提成。然後這樣就過了一天,我心裏就開始發毛了,就覺得,就感覺到是不是有點騙人。

  陳偉鴻:那怎麼辦呢,你這個時候?

  孫恒:對。我就打電話給這個仲介公司,我説這工作不行,也掙不著錢,我説能不能換其他工作,他説不行,你換其他還是這種工作,所以推來推去也沒有辦法。

  陳偉鴻:所以那時候就覺得確定是上當受騙了,心情肯定特別難受。

  孫恒:非常沮喪,就是突然之間。你就覺得這個城市真的是,你滿懷信心來到這個地方,而且充滿著希望,我們也不比別人差,是不是?我也有雙手,我一定可以,只要自己努力幹,付出的總會有回報。但是沒想到剛下火車就被騙,確實非常沮喪。

  陳偉鴻:你周圍的這些朋友當中,有沒有也有和你一樣,很難以融入到城市當中的這樣一些事情?

  孫恒:這之後就不斷換工作,所以身邊認識了各行各業的打工的朋友們。我身邊有一個工友,這是他親身經歷的一件事情,他剛從工地上下班,身上很多灰塵,有漆啊、泥啊什麼的。然後他就下班回家坐公交車,車上人也很多,上車之後所有人都往後退。然後車開動的時候,這個售票員就問他,“你是幹嗎的?”他就站在這個門口,貼著這個門口,他也不好意思往裏面進,因為人都在躲著他,連著問了兩聲。那小夥子滿臉通紅,一句話也不説,也是二十多歲。然後那個售票員又問第三句,“你是幹嗎的?”那小夥子就特別氣憤,“我是幹活的!”然後全車的人那時候就感覺特別的尷尬。像這種事情其實可能身邊很多工友都跟我講過類似的。

  陳偉鴻:那你的這個工友現在還會去坐公共汽車嗎?

  孫恒:就是自從那兒以後,他告訴我他説,他下了班之後經常會去打的。他一個月大概是六七百塊錢,抽煙都很省的,抽一塊錢一包的煙,省吃儉用,但是他就是為了,為了維護自己的那種尊嚴。

  陳偉鴻:所以他去打的,把僅有的一些錢用來換回自己應有的一些尊嚴。其實小丫,我想台下,我們今天也邀請了那麼多進城務工的朋友,可能在他們的身上,也曾經有過這樣或者那樣的一些遭遇。

  觀眾:感觸最深的就是幹了十年就是永遠是一個臨時工的身份,就是同工不同酬,永遠沒有轉變身份的機會。為了改變我的農民的身份,迫不得已,2003年底,我在河北燕郊買了一個小房子,把戶口、一家人的戶口都給遷到河北來了。為什麼我不在北京買房呢?這其中就是,因為你在北京買房是落不了戶的,因為你的身份是外地人,沒有辦法貸款,在單位也沒有住房公積金,所以沒有辦法只好在北京的東邊燕郊買房。每天就是這樣往返,早晨因為為了上班吧,早上是五點鐘起床,五點半。

  王小丫:晚上幾點回去呢?

  觀眾:五點半就出門,晚上回到家往往七點半,這個可以説是為了子女吧,忍受巨大的痛苦。有人説你買房為什麼要在燕郊買呢?我説在燕郊買房,實際上為了我子女的教育。因為北京雖説現在是取消了借讀費,我的子女也可以在北京上學,但是你想一個農村的孩子到北京來,肯定是有一個不適應的過程,還有就是在學校中間肯定會受到各種歧視。

  王小丫:我們能夠理解你作為父親的一片苦心。

  觀眾:對。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為了子女的前途考慮,你在北京上小學、初中是義務教育,但是到了初中畢業以後,就不屬於義務教育了,那肯定就是要交高額的學費了。然後在北京不能參加高考,你想北京的課本跟全國都不統一,你沒法參加高考,這實際上是,把子女放在北京上學借讀,實際上是為子女,斷送了子女的前程。

  王小丫:説實話,對,我們真的覺得您是一位特別好的父親,謝謝。現在還有哪一位農民工朋友?

  觀眾:首先我就從這個説起。這是一個普通的月票,在反面,我請你念第四條規定,好不好?

  王小丫:好,我照你的辦,這是一張月票,北京的郊區職工的汽車電車月票,這上面有一共是八條規定,你讓我念第四條,新購成人月票需持本人北京市身份證和軍人證。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觀眾:對。這就説明我們在異鄉,我們在北京,無論我們是勞動或者是經營或者幹什麼的話,但就是説,如果我們肯定是沒有,是外地戶口或者外地身份證,不可能有北京戶口,就不可能有資格去享受這個,或者通過這個買月票的權利。

  王小丫:後來呢,最近沒有買過月票吧?

  觀眾:沒有買月票,沒有。

  王小丫:那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你一直把這張月票,這是2004年7月份的一張月票,你把它放在了身上,我知道你心裏有一些疙瘩,但是我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這就是你剛才讓我念的這個第四條,要憑本人的北京市的身份證,這一條已經取消了,你現在可以到任何一個地方,跟北京人一樣去買月票了。我想這對大家來説,是一個好消息,有利於大家出行。

  觀眾:謝謝。我想維權就在點滴之間,一點一點地爭取,很多的農民朋友他們離開了土地,但是卻又沒有辦法完全地融入城市。

  陳偉鴻:今天我們在現場,其實請到了兩位專家。小丫,我們不妨一塊來聽一聽兩位專家給我們對農民工群體的分析。

  陸建華:我跟很多的農民工直接聊過,也跟很多研究的專家聊過。有一些人的一個基本的一個評語説是邊緣人。邊緣人就是説,我離開了農村到了城市裏來,但又不屬於城市的一群。然後對城市人來講呢,你又是農村來的,所以這種狀態在很多的農民工的兄弟當中、兄弟姐妹當中,這是一種心理上很深的一種印象。裏面有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在哪呢?剛剛那麼多的農民工的兄弟姐妹在講一個,其實他們到城市來,當中討生活,來求生存和發展,但是我們剛剛聽到那些故事,你會發現他們的生存問題和發展問題是重疊在一起的,有的時候甚至為了生存,他要犧牲可能有的發展的機會。比如説他僅有的一點錢,他必須去租房子,如果這個房子他原來有的或者房租低一點的話,他可以把剩餘的錢拿出來去培訓、接受教育,增加他就業的競爭力等等。這個重疊我發現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事實。

  陳偉鴻:周教授剛才也聽了我們現場那麼多農民工朋友他們的感嘆,在您的研究當中,您發現他們的生存狀態,是什麼樣的一種狀態?

  周孝正:就是説他實際上呢,是一種不合理的制度安排造成的,就説我們國家搞了一個叫二元結構,社會結構,現在我們要打破二元社會結構。實際上二元社會是由十二種具體的制度安排支撐著,它十一種呢都是不利於農民的,只有一種有利於農民就是生育制度,城裏生一個,農村可以生倆。除此之外,剩下那十一個制度都是不利於農民的,所以這是一個大的制度背景。所以現在中央提出要改變二元社會結構,這樣的話就允許農民工進城了,就是允許農民進城了,原來農民是不許進城的,進城之後就形成了陸老師説的這個城市弱勢的邊緣群體。

  陳偉鴻:我覺得周教授説得稍稍有些灰暗。其實小丫我們在節目之前我們聊過,事實上農民工這個群體,我們黨和政府一直都在關注著他們,而且社會也有很多人都伸出了援手。

  王小丫:對。

  陳偉鴻:你是不是要在這兒把你所掌握到的一些溫暖,在現場和大家一起來分享?

  王小丫:我們是春天的約會,所以我想春天是一個溫暖的季節,在這裡呢,我要向大家通報幾條非常溫暖的信息。首先一條是2003年就出臺的,2003年1月出臺的,國務院辦公廳一號文件,要求取消對進城務工農民的種種障礙,要取消。我想這個文件是一個非常著名的文件,在座的各位肯定都已經感受到了,或者説已經受益到了。第二條就是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推動下,2003年年底全國發起了一場反欠薪風暴,嚴懲拖欠農民工工資的行為並不斷向縱深發展。我記得我採訪過一位農民朋友,他説呀,去年春節回家過年,他説特別舒心。因為那一年輕輕鬆鬆地就坐上了回家的火車,不像往年那樣了,臉上露出了一種特別燦爛的笑容。説實在的,我特別高興。

  陳偉鴻:那是因為他們如期拿到了自己應該得的那部分薪水。

  王小丫:2004年1月,中共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對進城務工農民給予産業工人待遇。幾乎與之同時,由勞動及社會保障部、農業部等六大部委組織的“陽光工程”啟動對進城務工農民進行免費的職業培訓。這一點很重要,相對在某一種程度上來説,是緩解了剛才我們討論到的生存和發展這樣的一個矛盾。

  好,我們再來感受一下溫暖。2004年9月1日起,開始實施針對外地農民工的兩大關鍵性社會保障政策。第一、北京市外地農民工工傷保險暫行辦法,這是第一個。第二、外地農民工參加基本醫療保險暫行辦法。

  陳偉鴻:現場的溫暖已經深深地感染了我們兩個人。我覺得關注農民工的問題,政策和資金同樣的重要。但是更為重要的可能是我們每一個人發自內心的對他們的一種接納。孫恒,我特別想要問一下,你是懷著夢想來北京的,可是卻很不幸,被一個不良的公司騙走了你生活費六百塊錢。可是在這麼多年當中,讓你切切實實感到非常溫暖的時刻,是什麼樣的時刻?

  孫恒:因為我後來就在北京打工子弟學校做音樂老師,這樣就認識了北京師範大學的“農民之子”社團,他們經常會做一些支教的工作。所以我就會經常去北師大聽一些講座。我記得“農民之子”經常會辦一些關於“三農”方面的一些講座,所以有機會就請到了溫老師,溫鐵軍老師。那麼有一次,我記得特別清楚,第一次去聽他的講座的時候,我記得特別清楚,他説那句話就是,我們每一次學習的時候就要大聲地喊“我是人”。我一聽就特別地激動,我説。

  陳偉鴻:你跟著大家喊出來?

  孫恒:對。我説,對呀,我們是人,活著就應該有人的尊嚴,就會覺得人活著,不應該僅僅去為自己著想,人活著可以為別人去想一些事情,去為這個社會多做一點,去互相能夠關心,互相地理解,活得有尊嚴。通過自己的勞動能夠得到自己應有的報酬,人和人之間能夠和諧的相處。

  陳偉鴻:你看對孫恒來説,溫老師的一句話就像一縷陽光一樣照射在他的心靈上。

  孫恒:是。當我聽到這句話的時候,就是一股暖流涌上心頭。

  陳偉鴻:我們現在就讓你再感覺一下這股暖流,我們把溫鐵軍先生也請到了現場。來,掌聲歡迎。您好,溫先生,歡迎您。

  王小丫:溫老師您好,這邊請。


  陳偉鴻:您好,請坐。溫先生認識孫恒已經好多年了吧?

  溫鐵軍:那時候我見到孫恒呢,是一個懷裏抱著吉他,脖子上架個鐵絲,前面架了個口琴,腳底下還能踩著一個打點的,這麼一個全能的這麼一個……

  陳偉鴻:全身各個部位。

  王小丫:自己就是一個樂隊。

  溫鐵軍:然後他是到各個工地上去給這些民工做演出的這麼一個小夥子。有的時候被人家趕出來,因為他唱的這些歌,他演的這些節目裏邊,有一些是幫助打工者討工資,如何讓打工者來維護權益,有些這方面內容。當然那個時候還沒有像九十年代嘛,還沒有像現在中央這麼重視。

  王小丫:我特別感興趣,溫老師。當時孫恒你最拿手的是什麼歌呀?你有沒有自己寫曲子唱的?

  陳偉鴻:我知道,我知道,孫恒據説拿手曲目是《打工打工最光榮》,是不是?來,咱們現場聽一聽。

  孫恒:我們下面有很多我們的工友,會唱的咱們可以合唱。

  王小丫:會唱的可以一塊來,好吧。

  陳偉鴻:好,來,我們聽一聽。

  孫恒:打工打工最光榮,打工打工最光榮,打工打工最光榮,打工打工最光榮。高樓大廈是我建,光明大道是我建,臟苦累活是我們來幹,堂堂正正做人,憑力氣來吃飯。打工打工最光榮,打工打工最光榮,打工打工最光榮,打工打工最光榮,打工打工最光榮。

  陳偉鴻:謝謝,謝謝孫恒,謝謝,謝謝。

  王小丫:我覺得你這個歌可以説是應該被評為年度打工之歌,那麼多朋友,我們現場的朋友,一唱馬上都會了,而且朗朗上口。

  陳偉鴻:絕不僅僅現場的朋友,估計今天節目一播出呢,明天的街頭巷尾,大家都會開始唱。

  王小丫:流唱開來了。

  孫恒:每次出去演出的時候,那些工友就跟著一塊唱,還有那小孩也是“打工打工最光榮”。

  陳偉鴻:所以其實在這個時候,就是用自己的力量去鼓舞自己身邊的人,去幫助他們,是一種幸福。

  溫鐵軍:一種社會共識,勞動光榮。我們這代人跟這個國家一起長大的,都知道這是個常識,怎麼今天就變了呢。我説大概某種程度上一種責任感,我們希望這個國家能夠穩定地發展下去,希望這種打工者還需要討工錢的事情越來越少,將來會進歷史博物館,不再有這種事情,這樣咱們才能真的和諧發展。

  王小丫:是這樣的。我在想我們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按照我們這一輩往上數,我覺得數到我爺爺輩都是農民。

  溫鐵軍:農民,對對對。

  陳偉鴻:我們的出身都應該填上農民。

  王小丫:對,我們都是農民,農民的孩子。

  陳偉鴻:真是這樣的,其實溫老師和身邊很多的人都做過這方面的研究,而且小丫剛才介紹了很長期地對三農問題有所研究。我很好奇您的研究的目光是僅僅鎖定在中國的土地,還是也曾經看過國外的一些農民的現象?有沒有做過一些對比?得到了什麼樣的心得?

  溫鐵軍:我今年,應該説去年,去年夏天我還在巴西做了兩個貧民窟的調查,去了解那些地方,那種人民的生活狀況到底是什麼。我們不能讓我們的進城打工的這些農民兄弟也是那種狀況,我們總得有些辦法。我們説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嘛,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嘛,總得有一些特殊的辦法,避免那些問題。你看看那些地方,哪個大城市都有人口規模超過百萬以上的大型貧民窟,這個現象在中國到現在為止還沒發生。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加快發展,我們尤其現在要加快城市化發展的過程之間,這個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我們應該構建和諧社會,應該可持續發展,應該把這個矛盾化解掉。所以做了比較之後呢,我發現中國的特色得堅持,我們應該按照中央提出的全面小康的大目標穩妥地走下去,所以我説經常跑,給我的感覺是很實在的,中央的這些提法都不是虛的,是有利於中國這十幾億人可持續的發展,這點是我真正的體會。

  陳偉鴻:越來越多的人像溫先生一樣,從自己的點點滴滴的所作所為開始對這個群體投以更多關注的目光。在溫先生的周圍有很多的志願者,您覺得他們身上最大的特點是什麼?

  溫鐵軍:年輕人的熱情和年輕人的正直。只要是,我説給他們個平臺,有人幫幫他們,他們就能夠願意把自己的熱情和正直轉變為一種社會行為。我這些年其實跟很多學校的這些學生社團都有很好的關係,到目前為止,參加我們這些活動的這些學生社團,分佈在一百多個高校,全國大概得有二十左右的省,都有這種參加的。前前後後參加我們的一些活動的,我估計怎麼也得有個萬把人了。

  陳偉鴻:今天在現場我們還要特別請出一位志願者,您一定也會認識她,讓我們用掌聲歡迎趙玲。

  來,這邊請,請坐,請坐。趙玲和溫老師熟吧?

  趙玲:挺熟的。

  陳偉鴻:熟到什麼程度,經常參加他的演講報告會嗎?

  趙玲:對,經常參加溫老師組織的一些大學生培訓,還有他的講座,然後我們經常邀請溫老師到我們學校做講座。

  王小丫:和孫恒也挺熟的吧?

  趙玲:對。

  陳偉鴻:大家都笑了。您是一位城裏的姑娘,還是農村到城裏來求學和打工的孩子?

  趙玲:我是城市出生的。

  陳偉鴻:城市出生的孩子?

  趙玲:對。

  陳偉鴻:那為什麼會萌發這樣的一個願望,做志願者呢?

  趙玲:其實最開始産生這種願望就是從2003年寒假,當時就參加了全國大學生智慧調研培訓。

  王小丫:你當時是在讀大學還是在?

  趙玲:當時是大學本科第四年,大四。

  王小丫:現在呢?

  趙玲:現在是研究生二年級。

  王小丫:什麼專業的?

  趙玲:歷史系的。

  王小丫:在哪個大學?

  趙玲:北師大。就在那年寒假參加這個培訓的時候,我作為來自上海的一個代表,當時我還在上海讀本科,然後第一次接觸到了像溫老師這樣的一批學者,他們都在談論農村問題,然後還有很大一批大學生代表他們也在關注著農村,關注著進城打工的打工者朋友們。當時我就突然發覺原來我們身邊還有這麼多人關注這樣一個群體。以前在我周圍的大學生可能更多的關注的是怎麼出國,怎麼考研,怎麼進外企找一份收入非常高的工資吧。

  陳偉鴻:剛才我們在現場聽到孫恒的這首《打工打工最光榮》,你第一次聽到是在他們農友之家的活動現場嗎?

  趙玲:不是,就是在2003年寒假的培訓上。

  陳偉鴻:就是在那一次?

  趙玲:對,當時他來給我們教唱歌,對。

  陳偉鴻:第一次聽到這首歌是什麼感覺?

  趙玲:第一次非常震撼,我就覺得原來歌曲是可以這樣唱的,以前我們聽到周圍放的都是流行音樂,都是非常柔的那種歌。然後突然聽到一種非常強健有力的歌曲,給心裏就是一種敲擊的一種鼓點的感覺。

  陳偉鴻:你被感染了。

  趙玲:對,然後當時還是沒有特別特別地接受這種歌曲吧。當時還是覺得,原來有這樣一種歌,覺得是另外一種聲音吧,然後是第一次出演他們編的一個小品短劇。

  陳偉鴻:您還出演了“農友之家”的小品了?

  王小丫:當演員是嗎?

  趙玲:當演員。

  陳偉鴻:扮演的什麼角色?

  趙玲:扮演的是一個打工妹。

  王小丫:你有體驗嗎,演得怎麼樣?

  陳偉鴻:問一下孫恒她演得怎麼樣,孫恒是這齣戲的導演。

  孫恒:是導演。那是我們打工青年藝術團寫的一個劇本,就是反映一個身份歧視的問題,然後裏面有一個女主角,一個打工妹。當時他們正在做培訓活動,他們業餘時間就要排一些,教教唱歌啊,排演個小劇呀,他們就拿去排。

  陳偉鴻:那你是導演嗎?

  孫恒:對。

  王小丫:你覺得這個演員演得好不好?怎麼樣?我要是導演,我就不會選一個城裏的姑娘,還是大學生,還是研究生。

  孫恒:最開始的時候真的不行。最開始的時候她怎麼演怎麼不像,怎麼演怎麼像城市裏面那種。但是每一次要給他們講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陳偉鴻:你都當時怎麼跟她説戲的,作為導演?

  王小丫:你肯定要跟演員説説戲,你怎麼跟她説戲?

  孫恒:那就是講我們身邊一些真實的故事,講給她聽,我説這是真實的故事,不是我們編造出來的,然後找大量的很多相關的,請了很多工友來跟他們交朋友,跟他們談心,跟他們聊天。慢慢地他們進入了角色,因為了解了我們的生活,慢慢才了解這個真實的故事,才會有一些體驗。他們排了很長時間,最後演出的時候效果非常的好,大獲成功。

  陳偉鴻:我想可能對趙玲來説參加演出還是她工作的很小的一部分,更多的事情可能是切切實實去幫助這些需要幫助的農民朋友。你印象最深的有沒有?

  趙玲:其實我是在參與到這些事情當中,慢慢鍛鍊了我自己。我們經常和我們校內的工友一起,也做了一些交流和一些調研活動,我們會到我們師大裏面的工友當中,做一些師大的工友生存狀況調研。然後也到北京一些建築工地做過一些調查研究。另外我們還和我們師大的工友,經常到他們宿舍去談心,然後了解他們心裏到底想些什麼,他們平時最缺的是什麼。然後經過我們調研發現他們其實有很多話也想對我們説,只是平時好像他們的那種身份和我們大學生的身份,天然地拉開一種距離。

  陳偉鴻:我覺得很多的志願者可能和趙玲一樣,就是在不斷地從事志願者的工作當中,對於這個特定的群體,有了越來越多的了解,也有了越來越多的關愛。溫先生接觸過的志願者一定特別特別多。

  溫鐵軍:對。

  陳偉鴻:能不能給我們描述一下,讓你印象最深刻的志願者?

  溫鐵軍:我覺得就是搞打工妹之家的謝麗華老師,中國婦女報的。

  陳偉鴻:對。

  溫鐵軍:如果像孫恒這種小夥子本來內心應該比較硬一點的,他都感受到很多很多心裏邊不是那麼特別舒服的事情,我想進城打工的婦女,她們可能更需要有這麼一個環境。所以我覺得我倒更願意説感謝像謝麗華老師她們這些城裏的這些中年知識分子吧,她們願意幫助打工妹單獨組建一個這麼個“打工妹之家”,現場有她們的人,是不是也請她們説説。

  打工妹之家代表:“打工妹之家”是1996年成立的,它是全國第一家為外來務工女性提供各項服務的一個公益組織。現在我們“打工妹之家”有六名工作人員,都是來自於打工妹。現在我們經常會走進社區,了解她們的需求。我們現在主要提供的服務是給她們提供法律維權,我們還設立了一個緊急救助基金,有的時候在打工妹突遇疾病的時候,給她們設立一個緊急救助。現在我們真正地走入了社區,把我們的服務帶到了一個社區,在批發市場建立一個社區服務站。但是我們同時也得到了婦聯、工會的大力支持,像溫老師這樣的專家也給了我們很大的支持,所以我們也希望我們的服務能夠給更多的打工者帶去我們的溫暖,謝謝。

  陳偉鴻:的確,今天的現場讓我們感受到越來越多的人正在用著自己不同的方式,讓農民工這一特殊的群體感受到越來越多的溫暖。除了剛才我們提到的這一切,我們還能夠為他們做些什麼呢?稍後我們一塊來關注。

  歡迎大家繼續我們春天的約會。小丫,剛才我們在前面聽到了現場非常多志願者朋友做的很多感人的事。其實你覺得如果要用一個詞或者一句話來評價他們的話,你會給他們什麼樣的評價?

  王小丫:説實在的,我覺得從內心的角度來講我是感動,從感受上來講我是溫暖,再放眼一下我感覺到是希望,這詞多了點了。

  陳偉鴻:其實我問你這個問題是有目的的,因為這個問題我還希望問我們接下來將要出場的這位嘉賓,他是我們的國家領導人,當然也是我們的兩會代表,現在讓我們用掌聲請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著名經濟學家成思危先生,有請。您好,成先生,您好。

  王小丫:您好。

  陳偉鴻:請坐,請坐。


  成思危:大家好。

  陳偉鴻:成先生,我們想問您,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關注到農民工這個群體,也做這方面的一些研究工作的?

  成思危:那我的歷史比溫鐵軍先生短多了。

  陳偉鴻:您比他更謙虛。

  成思危:我是到人大以後,1998年到人大以後,那麼當時主要從經濟角度,關心農村市場的開拓,所以1999年,我到江西和安徽農村進行了一些調研。那麼在進行農村調研的時候,才使我真正了解到中國農村裏存在的一些問題。那麼也同時,當然也有一個農村勞動力的合理有序轉移問題,那麼從這以後我就開始關心了。

  陳偉鴻:在您長期的調研過程當中,什麼問題是最觸動您的一個問題?

  成思危:那就是我們國家的二元經濟結構這個問題,我是做了比較長時間的思考這個二元經濟結構,它是中國歷史遺留下來的,但是不可否認,中國的城市的發展水平和農村的發展水平、中國城市居民的收入和農村的收入,這個差得很遠。你看根據2003年的數據,城市居民的收入是農村的3.23倍,而且這還不是講現金收入,如果講現金收入更少,農村你吃的菜、燒的柴火都折成錢算收入,這差3.23倍。城市居民的購買力是農村的四倍,城市人民享有的社會保障、教育、公共衛生、公共服務要比農村要好得多,所以這種二元經濟結構確實是在我們國內存在。所以我認為真正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就必須要認真解決這個問題,所以農民工的問題也就因此而引起了關注。

  陳偉鴻:小丫,你每年都跑兩會,你覺得今年的兩會關於農民工的提案會不會比去年增加很多?

  王小丫:我覺得應該會。因為大家的目光是越來越關注,而且大家認為應該關注,值得關注。所以正像成先生所説的越來越多的人在關注這個問題。

  陳偉鴻:對。成先生這兩天也會特別忙,也是在兩會期間,我想每一個人大代表或者政協委員都願意傾聽更多的民聲,把大家的心聲收集起來放到自己的提案當中,今天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成思危:對。

  陳偉鴻:我們在現場有來自全國各地的進城務工的朋友,也有在關注著農民工問題的專家學者,當然還有許許多多為農民工朋友伸出了援手的志願者。大家不妨就把你們對未來的希望一條條地提出來,我們也請小丫把關鍵詞記錄下來。

  王小丫:記錄下來。

  陳偉鴻:然後委託我們的成先生帶到兩會,好不好?

  成思危:那我一定帶到。

  觀眾:我是一個從農村來在北京已經打工十年的一個打工者,我感覺在就業環境這方面,尤其好多條條框框已經沒有了,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趨勢。我想,有一個想法就是説關於身份的問題,就是説能不能,我們現在主流媒體稱呼我們為農民工或民工,我想能不能換另一個詞語來稱呼我們,不要把我們再單獨放在一個角落。

  陳偉鴻:希望改變一個稱呼,謝謝你的建議。

  周孝正:我先插一句,我插一句。像你剛才講了吧,中央已經有規定就是説進城的務工人員,等同於産業工人待遇,所以農民工本來是一個很滑稽的詞。為什麼呢?他是農民他就是農民,他是工人他就是工人,做工的人就是工人。像我們的兩代、三代人以前都是農民,比如像王小丫,農民主持人,像我是農民教授,是吧。所以説農民工是很滑稽的事情,所以我覺得這位説得很確切,這個詞不符合漢語的語法,它也不符合中央的産業工人待遇。

  陳偉鴻:在現場找到了一個學術支持,首先從語法上這個詞通不過,農民工。好,我們再來聽一聽下一位的建議。

  孫恒:我覺得是不是可以確定一個日期作為農民工維權日,就是五一國際勞動節,是不是可以在五月二號作為農民工維權日,一個建議。因為我們的權益得不到保障就談不上發展。

  王小丫:後面這位女士。

  觀眾:剛才他們提的都是為自己來爭取權益的。我現在是想為我們孩子,為我們的下一代來爭取一個提議的,給我們孩子不光有小學上、中學上,讓我們孩子能上得了高中,在哪兒上學能在哪兒考大學,能讓他有個大學考,給我們的孩子有個希望。

  陳偉鴻:現場還有很多人在舉手,其實成先生您面對他們的時候,能感受到他們的熱情,當然更能感受到他們心中的那份迫切。

  成思危:對。好,那我也發個言,好不好?鐵軍他們也知道這些年我也關心這問題,我也是每個月大概基本上都有一次要到下面去調查研究、了解情況,那麼農民工問題我們首先要從……抱歉,這個詞恐怕現在還只能這樣用,只能用農民工,因為我們也討論過,叫進城務工的農民也不通,務工他還是農民,而且話也太長,還是不夠確切。你要叫新城市人,現在你還沒到,你要真成了新城市人,你就平等了,對不對?你現在還沒有平等。所以目前,抱歉,只好先用這個詞。

  那麼農民工問題呢,我覺得第一個,它牽扯到社會的公平公正,如果再説一步就牽涉到社會的正義,大家平等嘛,那麼你現在實際是不平等,這個問題要解決,社會主義原則嘛,對不對?

  第二個問題呢,牽涉到我們的現代化,因為任何國家的現代化,都是農村的人要合理有序地轉移到城市,那麼根據現在來看最低的標準,也應該是城市和農村的人口是七三開,就是城市人口占七十,農村人口占三十。這樣呢,不然的話那麼多人種糧食,那效率也太低了,對不對?必然是這樣一個情況。只有這樣農村才能夠提高他的勞動生産率,才能夠提高農民的生活,所以這就牽涉到農村勞動力的合理地有序地轉移。

  那麼第三個問題,真的要使這些農村進入城市的居民,能夠跟城市的居民完全融合起來,完全一樣的同等的待遇和享受同等的權利。所以這個農民工問題是牽涉到這麼三個大問題。所以這些問題需要通過制度建設來解決。那麼當然,我説了你們可能覺得我描繪得很美好,這些問題需要解決,都要有過程,都要有時間,但是我是個審慎的樂觀注意者,我相信只要我們堅持工作,只要我們大家都越來越關注這個問題,它總會慢慢地解決。中國的改革不怕慢就怕站,只要我們用愚公移山的精神一步一步地去推進,可能你們這一代不見得能解決非常完美,但是它會給我們後一代、後兩代,能夠帶來一個美好的結果。

  王小丫:我想我們今天的這個約會確實是給很多人的心裏都帶來很多切切實實的溫暖,我把這些溫暖都記錄在了這些紙上。那麼現在呢,我們要遞交給成副委員長,然後帶到人大會上去。希望我們現場所有的心聲能夠在人大代表的提案當中體現出來。

  成思危:我保證一條,保證給你們帶去,但是我不能保證都能解決,請你們原諒。因為人大是一人一票,我們委員長、副委員長,在人大常委會上,在人大代表裏都是一人一票,我們只有一票。但是我相信,如果我們的人大常委、人大代表,現在多數、絕大多數都很關心農民工問題。如果再看這個節目可能更加關心,所以解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我不能保證。

  陳偉鴻:其實這樣普普通通的一句話帶給我們現場又一次的溫暖。從今天春天約會的一開始,我們現場的所有人就感受到了一縷一縷的陽光照在了我們的心上,感受到了這麼多的溫暖之後,我們再邀請大家一同來感受一種幸福,我們也邀請成先生和我們一塊感受,好不好?我們一起來分享。幸福呈現在大家面前之前,我們兩人要先揭曉一個謎底,幸福的主人公就在我們的現場,而且剛才我們大家都見過他們了。

  王小丫:對,他們倆上場的時候我説這個女孩子和那個男孩子可能關係也是很熟悉的吧,大家還想得起來嗎?

  陳偉鴻:來,我們要請上這一對新人,孫恒先生,趙玲小姐,有請。

  王小丫:歡迎兩位。

  陳偉鴻:來,來。兩位我想應該真正是在從事志願者的工作當中接觸,而且結下了非常深的情感的,兩個人是今年剛剛結婚是吧?

  孫恒:對,今年元月一號。

  陳偉鴻:元月一號剛結婚。婚禮據説辦得非常的儉樸,有沒有這麼多的來賓到現場當時?

  孫恒:有二百多個。

  陳偉鴻:二百多個,再多加咱們一百多個,你不嫌多吧?

  孫恒:越多越好。

  陳偉鴻:其實我們今天特別希望現場的所有的朋友,我們再一次地給他們祝福,好不好?

  王小丫:這是一對不尋常的愛情,我覺得他們,一個是打工者的代表,另外一個是研究生,是我們城市裏面的姑娘,但是他們結合在一起非常的幸福,這也突然讓我想起了很多電影裏面的很精彩的片段,比如説在婚禮上會問,你願意嫁給他嗎?你願意娶她嗎?

  陳偉鴻:現在有這麼多人的見證,你現在是不是也想要問一次?

  王小丫:對。我來問孫恒,你來問趙玲,好不好?

  陳偉鴻:好,那我先問趙玲好了。作為一個城裏的姑娘,而且有著研究生的學歷,嫁給孫恒這樣普普通通的、樸樸實實的從農村來的年輕人,你願意嗎?

  趙玲:我非常願意,因為我也是一個農民之子,因為我們中國人的祖輩都是農民。

  王小丫:好,現在我來問孫恒。你願意娶這一位美麗的時尚的有學問的城裏的姑娘,你能讓她幸福嗎?

  孫恒:願意,肯定會讓她幸福的。因為我們有著共同的理想願意攜起手來,為我們中國的老百姓,為我們中國的勞動者,不分是農民還是城市,還是工人一塊來,為了我們美好的生活,而去努力工作。

  陳偉鴻:我相信在收穫大家祝福的同時,成先生一定也會送上您給這對新人的祝福。

  成思危:對,因為你們結合的基礎,共同的思想基礎,就是對農民工的關心,對弱勢群體的關心,所以我相信你們要有共同的基礎以後在一起互相幫助,互相鼓勵,進一步為解決我們國家的“三農”問題,為農民工的權益能夠做更多的工作,做更多的貢獻。

  王小丫:這是一束還帶著露水的百合花。

  陳偉鴻:美麗的芬芳的百合花。

  王小丫:意味著百年好合,祝福你們。

  趙玲:謝謝。


  陳偉鴻:祝福他們,我們也祝福所有的朋友。特別感謝成思危先生,今天來和大家一塊共聚我們春天的約會。今天的約會就暫告一個段落,明晚同一時間,我們繼續春天的約會,我們將要和大家共同來關注艾滋病的問題。

  成思危:你們要有什麼意見,歡迎寫信給我,今天沒説的,寫到人大給我。

  王小丫:燈亮一盞照亮一片,我們要讓所有的農民工朋友心裏更加光明,身邊更加溫暖,明天我們繼續我們的春天約會。再見。

  陳偉鴻:再見。

責編:劉瓊  來源:CCT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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