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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生”的鞭炮禁放令（(2003年02月11日 22時10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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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一聲辭舊，桃符萬象更新。”這是1000多年前五代十國就已經流傳的一副春聯。從那個時候起，燃放煙花爆竹就已經成為春節辭舊迎新的特有習俗。出於安全、環保等因素的考慮，前幾年很多城市都頒布了禁令，禁止春節燃放煙花爆竹。就連華人眾多的美國紐約市，也在1996年發佈了禁放令。發佈禁令容易，可是要真正改變千百年來根深蒂固的風俗卻很難，很多地方禁放幾年，逢年過節也沒能消除此起彼伏的鞭炮聲。於是，有的城市又選擇了開禁，而有的城市恰恰相反，不僅堅持禁放，而且還加大了懲處力度。我們記者春節期間選擇四個城市，展開了調查。
今年春節之前，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大城市都再三嚴令，禁止銷售燃放煙花爆竹，並且還加大了懲處力度。北京規定，今年凡是違反規定燃花放炮，最高將被罰款500元人民幣，廣州更將私運煙花爆竹的罰款金額提高到2萬元。各地的一紙禁令能禁住春節放鞭放炮這一傳統習俗嗎？我們記者的調查首先從除夕之夜的北京開始。
北京武漢：禁放區裏爆竹聲聲
除夕夜，記者來到北京市的一個住宅小區。這個小區是北京市公安局劃定的煙花爆竹禁放區。然而那時刻，記者卻可以很清楚地聽到，從窗外傳來響亮的燃放煙花爆竹的聲音。
離開住戶之後，記者下樓在小區裏走了一圈兒。結果發現，樓前樓後，隨處可聞爆竹之聲，天上地下，滿眼都是硝煙瀰漫。保安告訴記者，這個小區被劃定為禁放區已有幾年。記者注意到，就在保安值班室的門口，張貼一份《北京市關於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的規定》和一份通知。通知指出：根據北京市有關規定，節日期間，小區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然而，就在這個小區裏，記者隨處都能看到這樣的場景。
在小區裏的一段馬路上，時不時有汽車從正在燃放的煙花爆竹之間穿過；這裡是一塊草坪，記者看到，煙花正在枯草中間燃燒；而這個地方是停車場，也成了煙花爆竹的燃放地。記者所到之處，高高矮矮的樓房都被火光和硝煙所籠罩，而小區裏的不少住戶扶老攜幼傾家而出，或者燃放煙花爆竹，或者盡情觀賞。全然看不出這裡是煙花爆竹禁放區。就在這個夜晚，北京市其它禁放區域，也都能聽到爆竹燃放的聲音。而在千里之外的另一個禁放城市武漢，又是怎樣的情形呢？
今年春節期間，記者在武漢市區看到，一到晚上，在一些居民區和馬路邊經常有人在燃放煙花爆竹。
其實，湖北省武漢市禁放煙花爆竹已經進入第十個年頭。目前武漢市的7個中心城區已經全面禁放，部分郊區也開始禁放。然而，禁放區裏爆竹之聲依然不絕於耳。武漢市民對春節燃放煙花爆竹到底有何看法？記者採訪時聽到了這樣的回答。
“炸鞭有一種氣氛。中國人過春節就是要熱熱鬧鬧、打鑼敲鼓，放鞭炮。”
“我還是喜歡炸鞭，不過就是要注意一點安全。”
在被調查的武漢市民中，大部分人希望春節期間鞭炮解禁或者部分解禁。南京市在春節前公佈了一份大型調查結果：有83％的市民希望取消禁放令，理由是燃放煙花爆竹是一種民俗年節傳統，更能增加節日的歡樂氣氛。
每年春節，全國各地都有人被爆竹煙花炸傷、炸殘，火災火警也比平時增多。從環境保護和安全的角度考慮，城市禁放鞭炮值得肯定。但現在的實際情況是，人們一方面要滿足春節熱鬧喜慶的傳統心理，另一方面卻又在禁放後找不到煙花爆竹的替代品。因此，這幾年禁放令在很多城市，都會陷入一種尷尬境地。
煙花爆竹市場：暗流涌動
北京市實行煙花爆竹禁放政策後，明令禁止在禁放區內銷售和燃放煙花爆竹。但一些屬於禁放區的小區依然爆竹連連，那麼，住戶們燃放的煙花爆竹是從哪購買的呢？
一位住戶告知記者，他是在離小區不遠處的一個集貿市場——太平莊購買到了爆竹的。而根據《北京市非禁放區煙花爆竹安全管理規定》第十九條：集貿市場、節日售貨大棚、展覽展銷會、廟會等群眾聚集的場所，不準銷售煙花爆竹，禁止走街串巷銷售煙花爆竹。那麼，在昌平區太平莊集貿市場，是什麼人在銷售煙花爆竹呢？
第二天，記者來到了這個市場。進入市場沒多遠，記者就看到一個非常醒目的橫幅。這裡是太平莊市場上的供銷社。一進店裏，記者就看到裏邊有一排貨架上全是煙花爆竹。售貨員説，他們是經政府批准的一個煙花爆竹銷售網點。
售貨員：“我們是公安局批的，讓賣。”
記者了解到，這家供銷社的確持有有關部門頒發的允許銷售煙花爆竹的證照，是銷售煙花爆竹的正規渠道。店裏的一位顧客説，這裡的售價比遠郊非禁放區要高出30％左右。她在跟售貨員講價時被拒絕。
“吉祥如意、歡樂今宵、五福臨門能便宜嗎？”
“便宜不了！” 售貨員説，在北京市正規渠道只有供銷社獨家經營煙花爆竹，價高也不愁賣不出。然而，由於老百姓有購買低價煙花爆竹的需求，這就給了地下銷售市場留下了空間。記者離開供銷社走出30多米，就看到了一個賣年貨的攤位上擺放了一些煙花爆竹。記者稱爆竹品种太少不想買，於是攤販把記者領到了屋裏。
記者被帶到了離攤位幾十米遠的一個小商店。一進商店，就看到櫃臺上擺滿了煙花爆竹。鞭炮、二踢腳、閃光雷、禮花彈，無所不有。看到顧客進門，店主很快從裏屋取出一包盤鞭。然而，記者接過盤鞭仔細一看，上邊沒有生産日期，也沒有生産廠家。
記者：“這個沒有産地，會不會危險？”
店主：“什麼危險？我們自己就放這個。”
記者表示，買這種三無産品不放心。對方立即説，有正路貨。
攤販：“像河北、河南的大禮紅、天津的鋼鞭，都是好的正路子貨。不好，我給你反映馬上退。”
店主稱，他們的正路貨與供銷社同産地同品種，但便宜許多。他拿出一種手持小煙花做比較。這種煙花在對面的供銷社一元錢買兩支。
店主：“我們家這種貨太多了。我們賣一元3根絕對不高。他們賣10000元的貨，在我這裡7000元就拿下。”
這樣一算，這裡的煙花爆竹要比街對面供銷社便宜30％左右。那麼，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呢？
店主：“它有允許賣鞭炮的牌子。”
記者：“有牌子就貴？”
店主：“對！它可以隨便賣。”
店主所説的“牌子”就是由公安和工商部門頒發允許經營煙花爆竹的許可證和經營執照。店主説，供銷社有牌子，所以要價高；而他們沒牌子，只能偷著賣，所以便宜，但依然有錢可賺。春節這幾天就能賺好幾千。記者隨後調查了另外一些小攤販。他們的情況大體一樣，都是偷著賣，價格卻比供銷社便宜30％以上。與北京一樣，禁放城市武漢，也形成了一個地下煙花爆竹市場，但另有自己的特點。
記者在武漢市區做了一番調查，主要街區沒有發現商店賣鞭炮。但在一輛出租車上，司機告訴記者，他知道一個地方，隨後將記者帶到農科院附近一個叫壕溝的村子。
記者走進村裏一家小店，店主迅速從櫃台下面拿出一個水果箱放在了地上，裏面裝滿了各種各樣的煙花爆竹。
“你這裡是不是禁鞭區呢？”
“這個地方很夾生。你説禁呢，每年放（鞭）吼了；你説不禁呢，又不準擺（出來賣）。”
在隨後幾天的調查中記者發現，武漢市煙花爆竹地下市場從近郊成放射狀形成了一個網絡。距離市區10多公里遠的石門峰是武漢市煙花爆竹的一個集散地。
記者來到一個店舖，指著其中一種煙花問到：“這是多少響的？”
店主：“1000。”
“有其它的嗎？”
“有。”
據店主介紹，由於這裡交通方便，不到半個小時就可到達繁華鬧市區。記者在隨後的調查中也發現，除了石門峰，在距離市區更遠一些的郊縣，如：江夏、黃皮、菜甸等地還有更多的煙花爆竹批發點。武漢市政府從1994年開始實行禁放政策以來，儘管每年都嚴厲打擊煙花爆竹地下市場，但每到節日，煙花爆竹依然會無孔不入地滲透到市區。
煙花爆竹可以算是一個利潤豐厚的傳統産業，每年我國向美國出口煙花一億兩千多萬美元。僅湖南瀏陽一地，以煙花爆竹製造為業的就有40萬人。由於禁放令並不能從根本上遏止社會需求，很多地區在禁放之後，煙花爆竹反而從公開市場轉向了地下非法生産和交易。在這種情況下，一部分城市從對煙花製品封堵嚴禁，轉向了有限度的開放。
沒有了鞭炮聲的春節，似乎有些冷清。從1999年開始，陸續有一些城市在市民呼籲下，調整了當初的禁放令。成都和哈爾濱是兩個局部解除禁放令的城市。成都規定在二環線以外可以燃放。而哈爾濱則規定臘月二十三到正月十五這段時間，市區可放鞭放炮。今年春節，記者對這兩個開禁的城市也做了調查。
從禁放到限放
和北京、武漢等地不同的是，哈爾濱、成都等一些城市，市區內禁放煙花爆竹的政策這些年已經有所鬆動，在經過各地方人大表決通過之後，春節期間對於燃放煙花爆竹管理政策，由原來的全面禁止，調整為指定地點、指定時間的限制燃放。
哈爾濱市民：“感覺不一樣，那氣氛也不一樣。這是完完全全的中國的傳統。就是這麼一個習慣，尤其是在北方，好像是一代一代遺留下來的。它好像是別的代替不了，應該是代替不了的。”
記者在成都、哈爾濱兩個煙花爆竹限放城市了解到，春節期間，成都市規定，在遠離市中心的三環路周邊14個指定地點，市民可以限地燃放煙花爆竹；而哈爾濱市政府則嚴格劃定時間，規定只有在農曆臘月二十三零時到正月十五二十四點之間，燃放鞭炮才是合法的。
從禁放到限放政策的調整，滿足了市民“過春節、放鞭炮”的願望，那麼限放新規定的效果如何呢？
在成都市區春節禁放煙花爆竹之前，天府廣場曾經是除夕夜鞭炮聲最響亮的地方。然而今年除夕，當記者來到這裡時，卻只見到了川流不息的車流，廣場上幾乎沒有什麼人，整個廣場顯得比較安靜。市區內，傳統燈會成了重頭戲。在成都市區二環路以內，街上的店舖大都關著門，連行人都很少，既沒有人放鞭炮，也沒有人賣鞭炮。
而快到除夕夜裏11點多，當記者趕到集中燃放點的時候，那裏鞭炮聲已經響成一片。
記者：“會不會覺得打個車到這裡來放（鞭炮）不方便？”
市民：“沒有這種感覺，反而覺得挺方便的。晚上順便出來看一看，覺得挺好的，更熱鬧了。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分享一下過節的快樂。”
而在冰城哈爾濱，春節假期即將結束的時候，記者在市區的街頭仍然能夠看到興致勃勃燃放煙花爆竹的市民。
市民：“過節是一個民族的風俗習慣，但是安全也應該注意。有些鞭炮確實太大，有點不適應。”
讓市民擔憂的是和這種喜慶氣氛不協調的，春節放鞭炮，引發傷亡事故的發生。在哈爾濱限放政策已經實行了四年，為了弄清限放煙花爆竹後，對於市民生命財産安全保障的效果如何，在2月8日假期結束的這一天，記者趕往哈爾濱市區主要醫院，調查了解春節期間的收治情況。
李慶東（哈爾濱市第一工人醫院 主任）：“應該説煙花爆竹傷人這個事件年年都有。今年從臘月二十三到現在，我們醫院接診了大概是十三四例。”
據李主任介紹，像他們這種以社區服務為主要職能的醫院，每年春節期間收治的情況基本相近。雖然1999年解除禁放規定當年，市民燃放過多而造成受傷人數稍多，但限放四年總體情況基本一致。
而在全市收治緊急病人比較集中的哈爾濱市急救中心，今年春節的收治數字，讓負責人少了些憂慮。
李曉峰（ 哈爾濱市第一醫院急救中心 主任）：“去年我們有一個統計數字，由於燃放爆竹所導致的外傷統計總共39人。今年從三十到初七這七天的時間，我們共接治了由於燃放爆竹所導致的外傷19例。”
煙花變得越來越美，除了生命安全，市民也更加關心在欣賞美的同時，不要讓自身的財産也化為灰燼。限時、限地的燃放，更有利於公安、消防部門的集中管理。記者在哈爾濱市人口較為密集城鄉結合部，記者在康安路上採訪時，遇見了正在值勤的幹警。
李雲（哈爾濱市道裏區公安分局康安派出所 指導員）：“康安地區一共有8700多戶人民群眾。大年三十到初七為止一共發生過5次火警，但是火災現象、人員傷亡沒有。”
近年來，先後有一些城市又重新允許春節燃放煙花爆竹了，不過解禁的同時，很多地方都在煙花爆竹的燃放時間、地點或者銷售渠道、銷售品種上作出了嚴格限定，對違規銷售、燃放的行為提高了處罰力度。這些防範措施能減輕燃放時的安全隱患嗎？記者作了進一步的調查。
給燃放加上“雙保險”
記者採訪了鞭炮銷售業主：“都是日雜公司進的（貨）嗎？”
“是。”
“都是的嗎？”
“不是日雜公司進的（貨）敢賣嗎？”
“ 你們天天都在查，還不被（沒）收了呀？哪個敢賣？”
成都的商販看到了銷售煙花爆竹的利潤，也感受到了政府管理的嚴厲。因為除了限時、限地，對燃放煙花爆竹執行嚴格的規定，哈爾濱、成都等從禁放轉變為限放的城市，在春節鞭炮聲響起以前，就對煙花爆竹等産品的生産、採購和銷售實行了嚴格的監督控制。
張漾（ 哈爾濱市東萊派出所 所長）：“今年正式的審批點在我們管內有兩家，允許銷售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業戶沒有什麼手續的可能是去年銷售剩下的今年繼續賣，我們發現以後都做了及時的取締。”
根據國家公安部、國家工商總局等六部委1999年聯合簽發的《關於加強煙花爆竹管理的通知》的要求，煙花爆竹的銷售，必須有統一的進貨渠道。限放城市的煙花爆竹，都是由當地的公安部門及定點招標的公司企業，聯合監製、定點銷售的。銷售人員必須經過安全培訓，保證每年一發的“三證”齊全，即銷售點的煙花爆竹臨時銷售許可證、煙花爆竹的臨時銷售人員證和産品的監督檢驗合格證。
記者來到哈爾濱日雜總公司門前，哈爾濱實行鞭炮煙花限放以來，這是哈爾濱市區惟一指定的銷售煙花爆竹的企業。它不僅為哈爾濱的市民在春節期間提供了祥和愉快的氣氛，同時也給市民的燃放提供了安全的保障。
走進哈爾濱日雜總公司的産品陳列室，記者看到，佔據展室近一半空間的是各種式樣的煙花爆竹的樣品。哈爾濱市從1999年開始實行春節期間煙花爆竹限時燃放的規定以來，每年市民合法採購的産品都出自這裡。日雜總公司的畢研龍副總經理向記者介紹，按照黑龍江省和哈爾濱市政府的規定，公司投放市場的煙花爆竹産品，由省公安廳定點招標，並且由公司和哈爾濱市公安局聯合監製，注有防偽標識，確保安全。同時，為商戶著想，減少春節過後的安全隱患。
畢研龍（ 哈爾濱市日用雜品總公司 副總經理）：“我們採取的是免費代存的這個辦法。就是你社會上沒有賣掉的商品全部送到我們庫，我們免費代存。”
記者：“就是説這1200家商戶剩下的，你們是免費代存？”
畢研龍：“對！代存。也就是換句話説，一個也不留在社會上。這樣的話，主要是從安全角度出發，來年再銷售的時候再從我們庫裏提出去。”
把住生産、進貨渠道的同時，針對煙花爆竹消費，時間集中，零售網點分散的特點。實行鞭炮限放的城市保障安全的另一項重要措施，就是加強公安、工商、消防聯合執法的力量、加大管理和打擊的力度。
何建生（ 成都市公安局副局長）：“把原來散居在社會上經過公安機關批准的（鞭炮）銷售商也相對集中在這14個燃放點，集中銷售、集中燃放。當然，銷售區和燃放區是拉開了很大距離的。”
春節前成都市公安局共收繳了各種成品、半成品爆竹19419餅，煙花256件，禮花750個，取締非法生産煙花窩點42個，刑事拘留3人、警告45人。
《經濟半小時》記者：劉煜晨 李長松 殷莉 李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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