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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屆兩會四次回眸（(2002年03月15日 20時59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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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向東：艾豐先生從1998年開始擔任政協委員，今年已經是第5次參加兩會。1999年之前您是以一個報人的身份幾乎以每天一篇稿子的速度對兩會發表一些報道評論，2000、2001年是接連兩次的大會發言，我們相信您一定對這幾年的兩會有自己一些獨特的感受。
艾豐：如果把這五年揉起來想，我想這麼一個詞可能是‘從開始到開始’怎麼講？1998年是一個開始，是我們國家新的經濟發展階段的開始，全面進入買方市場是需求不足了，開始出現了通貨緊縮的趨勢，所以1998年是一個新的開始。到2002年我看又是一個開始，以我們國家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標誌，對外開放和經濟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1998年的"兩會"正值政府換屆。新當選的朱鎔基，第一次以國務院總理的身份在記者招待會上亮相，便展示了一個果敢、誠勇、睿智、實幹的改革者形象。也就是在這次大會上，朱鎔基代表新一屆政府發表了他的"施政綱領"，概括為"一個確保、三個到位和五項改革"。一個確保即：必須確保1998年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達到8%，通貨膨脹率小于3%，人民幣不能貶值。三個到位即：一、確定三年左右時間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進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二、徹底改革金融系統，在20世紀末實現中央銀行強化監管，商業銀行自主經營的目標；三、進行政府機構改革。五項改革是：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投融資體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醫療制度改革和財政稅收制度改革。"一三五"的精闢概括，體現了新一屆政府把握全局，駕馭複雜局面的戰略思維和決策。然而其中面對的難度可想而知，因為它觸及的正是舊體制下積存最深的矛盾和堡壘。在1998的"兩會"上，通過了《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當年取消9個國務院所屬的部，削減了一半的公務員。有人把這一舉措直白的稱為減官、保廉。
其實1998年的時候朱鎔基總理的這幾句話，特別是這十六個字‘一往無前 義無反顧 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可以説當時很多人都背得過。1998年的兩會可以説總理的記者招待會達到了高峰，而在高峰裏邊這十六個字可能又是高潮。今天再去想當初為什麼總理會去用這樣重的話這樣重的語氣來表達他的感受？
艾豐：甚至他當初提出了不管前面是萬丈深淵，還是地雷陣我都怎樣怎樣，用這樣一種比喻。1998年的兩會是換屆的兩會，是九屆的第一次會議，是新的代表新的委員産生的政府是新一屆政府，所以整個是一個新，新的後面是什麼呢？我認為是一種激情，在新的形式下，這樣一批新的機構以一種新的衝突和新的激情去完成新的任務。總理講的16個字我理解啊，這種感受就是改革的任務很重很艱巨。第二個，決心，即便是這麼艱巨我們也要堅決改，可能一般人覺得是不是有這麼厲害啊，其實真正懂得改革的，會知道這句話的份量，比如説有5項改革最後有一項稅制改革，在世界歷史上有許多這樣的事例，就是因為改稅導致政府下臺。你想想這個份量有多重，這還是我們五項改革的其中一項。包括五項改革當中有一個政府機構改革，其實那一年政府機構改革給很多人留下非常深的印象，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內要使中央政府的機構人員減少一半，今天回過頭來看雖然是非常艱巨，但實際情況比我們當時想象的我看要順利的多，就以這個機構改革為例，我看我們從公務員到老百姓就業的觀念崗位的觀念機遇的觀念，這五年看有非常大的變化，過去像我們這個年紀的一次分配定終身了。這種變化它是通過一個有型的措施，比如機構改革，但是最終我要更深刻變化，我自己認為可能在頭腦中發生了觀念的變化，對今後的改革起的作用就更大了。
1999年的"兩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鄧小平理論的指導思想地位、依法治國的基本方針、國家現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製度以及非公有制經濟的重要作用等等被寫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朱鎔基在這一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向兩會代表、委員們如實彙報了：1998年我國經濟的實際增長率為7.8%，據"確保8%"的目標差距了0.2個百分點。當朱總理念到"這些成績的取得來之不易"時，引起了代表委員們長時間熱烈的掌聲。的確，1998年亞洲面臨金融危機；我國長江流域、松嫩流域發生特大水災。這些因素的影響，會內會外的大家都是感慨係之。在這次"兩會"上，有關擴大內需、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內容，被大家高度認同並成為引發最多議論和提案、議案的關鍵詞。
曲向東：1999年的兩會實際上回顧98年總結1998年的事情，1998年就是你説的那個特點，兩個對我們中華民族大的挑戰是，一個亞洲金融風暴，幾乎亞洲所有的國家都捲進去了，而且好幾個政府都倒臺了，對我們中國的壓力非常之巨大。再有一個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外有風暴內有洪水，1999年開兩會的時候我感覺大家的心情比較激動，就是感情色彩比較濃，因為1998年經歷了那麼大的考驗，我們全都戰勝了。總理在做政府工作報告提出7.8%這個速度的時候儘管它沒有達到他原來年初預期8%的發展速度，但是代表仍然報以熱烈的掌聲，説明大家對這個7.8%是非常認可的，這個説明我們不可能左右的因素，用我們自己的可以努力的方法，亞洲金融風暴我們沒法辦，但是用財政金融政策我們可以左右的，我們可以採取的辦法基本上彌補了。
艾豐：我認為在人們的認識上也有很大的進步，對於速度指標性質的看法，我記得當時《經濟半小時》還做過一個節目就叫軟指標硬道理，因為在這一年政府工作報告在提計劃的時候，沒有把發展的速度指標作為一個硬性的東西，通過這個7.8%關於速度指標的觀唸有很大的變化，所以現在我們也看到不管是政府還是我們的經濟學家，還是企業界産業界包括媒體它更多的是預測，或者希望這個指標是多少，而並不是説我們一定要達到多少，説穿了説句老百姓通俗的話，你不能自己塑個菩薩自己拜，指標都是你定的嘛，定的這個指標是個參照的指標，因為市場經濟特別是經濟全球化之後，好多因素都不是事先能夠完全想得非常清楚的，影響經濟的變量越來越多。如果你死守這個東西反而會出問題。第二個要發展怎麼保持一個快的速度，就是擴大內需，1998年提出了擴大內需而且一直管到現在，這是這四五年間一直延續至今的一個非常明確的而且越來越明確的一個政策，這是我們國家經濟對策的核心，就説我們理解從1998年到現在我們國家採取的種種的經濟對策核心就是擴大內需。
曲向東：面對1998年新的開端新的階段的一個新的政策。
艾豐：從某種意義上講從企業角度看，東西多了的困難，東西多了賣不動的困難比東西少大家搶他的還要大得多，他難受呀。這個時候中央提出來這個東西大家覺得非常解渴，就説到了經濟生活的要害，也説到了特別是企業的心裏去了，把大家外在的這種感覺究竟實質是什麼一下點到了。1999年之後2000年世紀轉捩點。
在世紀之交2000年的"兩會"上，江澤民總書記"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成為了與會代表委員們討論的核心話題。在這次的大會上，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關注管理問題，得到了"兩會"代表委員們的強烈共鳴。"繼續推行改革，全面加強管理"被破天荒的第一次，作為一個專門的章節寫進了當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在這次"兩會"上,一個堅持以市場為導向,依靠科技進步,對農業、工業、第三産業以及地區發展等方面，"大力推進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被政府提到了經濟工作的中心位置。
艾豐：我印象深的東西就是跟管理相聯絡的，當時提出管理年了，國企改革的問題三年攻艱，1998年1999年2000年，最後一年了到底能不能完成會不會放空炮，所以那一年我的感覺大家對國企改革特別是三年脫困實際上剛才説的，加強管理結構調整都是圍繞著國企改革展開的。目標很具體打不得馬虎眼，究竟能不能完成那就剩2000年這一年了，所以那一年那個題目我覺得很尖銳，應該説我聽到的議論也不完全一樣，當時的很多爭論在今天看來就是讓我們看到了國企的根本目標不是脫困而是改制，建立一個現代的企業制度才是一個國企改革的根本目標。2000年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西部大開發，而且這個西部開發在隨後一年的兩會當中，也就是2001年的兩會當中也被寫進了十五計劃。
2001年是新世紀的開局之年，也是實施第十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在這一年的"兩會"上，審議、通過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同時，為實現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目標進行的部署，以這次大會為起點開始了。在2001年的"兩會"上，大家發現無論是談到"十五計劃"還是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我國廣袤的西部地區都會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促進地區協調發展，在通過的"十五"計劃綱要中被專列為一章。
艾豐：2001年是沒有政府工作報告，而是一個十五計劃，但是十五計劃也可以説是2001年很熱的一個熱點。2001年我認為更多的是一種思維的敞開，我想表達的是一種思維的遠景就是思維想得比較大，包括西部開發也是一個大的戰略，那年非常巧世紀的起點十五計劃的起點，前景非常開闊，西部開發也起來然後往前總結，中國小康基本實現了第三步了，人們做的思考是世紀的思考，而不是年度的思考。2001年了人們很少去説我們今年怎麼了，而是説我們世紀會怎麼樣千禧年千年遇這麼一次，都是以千年百年。這個計劃也是最小了10年，10年遠景規劃然後是五年計劃十五計劃，那是最小單位了，是五年實際上人們的思維不是這樣的，人們的思維是百年千年。我看這次會是思想馳騁的會議。
曲向東：今年的兩會反而是在我們那種很振奮很昂揚很激情的這幾年過去之後，今年顯著比較務實。
艾豐：今年的兩會我感覺是一個平實，情緒不是像以前比如説第一次或者説1999年那一次，或者是暢想的那一次2001年，都不是，既然開始走了就踏踏實實走吧，因為大的方針都明確了，我們如何扎紮實實地落實，所以它比較平實，包括一個加入世貿這一個激動人心的變化，大家並不是像預計的那樣，我認為背後是中國人的成熟，我原來預計這個會上這方面的題目一定成為熱點，不僅是熱點，可能成為一種狼來了，一定是很激動。我感到很平靜而且很有意思，狼來了詞聽得都少了，你別小瞧一個詞的變化，這是人們在對於市場經濟，對於世界經濟全球化，對於我們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怎麼樣認識一個比較成熟的看法。狼來了我認為還是一種在封閉下突然遇到開放的那樣一種心態，現在我們畢竟是當一切大的目標大的方向甚至是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這種國際性的規則都已經擺在我們面前的時候，所以今年大家的心態反而是我們踏下心來扎紮實實地埋頭幹，往前走。
曲向東：今年有一個略帶激動的話題，這是我原來沒有想到的——誠信。
艾豐：誠信是今年一個非常熱的話題，無論委員無論代表在談話中幾乎是所有人談論的一個話題，而且談起來還比較激動，而且能夠看出來大家是在呼喚一種市場經濟時代的道德規則，這個要我個人想法這到是一個很現實的東西，如果説加入世貿怎麼提高競爭力，連信用都不講你還有什麼競爭力，是不是，從這種意識講這也是非常現實的，面對著我們的現實應該怎麼做應該建立什麼樣的信用體系怎麼怎麼做，大家越來越感興趣了。
曲向東：我們也都知道您是著名的報人，所以您用文字來表達一個概念我想是會非常清晰，您能不能用一個簡短的話來總結一下我們這四年，這五次會議。
艾豐：第一個評價我叫兩好，第一個好是各個時期最好，建國以來有各個時期，這個時期是最好的，發展速度比較快，同時又比較平穩，平穩高速發展。第二個是風景這邊獨好，全世界的經濟有些地方都遇到了一些危機，包括發達國家經濟都放緩，全世界經濟放緩，有的甚至是持續衰退停滯發展，而我們中國一直保持7%以上的(發展)速度，所以風景這邊獨好。第二個我認為這五次會議累計起來，總結了一個最重要的經驗，就是擴大內需的經驗，大家不要小瞧這四個字，因為這四個字在此以前我們都沒做過，因為以前都是短缺經濟，而如何擴大需求恰好正是搞市場經濟最基本的本事。第三我認為完成了一個體制就是上世紀末本世紀初我們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這裡邊包括大的框架包括兩級框架，在建立了一系列的框架和規則之後，我們才可以有一個平實的起點，踏踏實實繼續往前走。
曲向東：非常感謝您能夠幫助我們非常完整地回憶了這段歷史，相信這段歷史會非常深刻地刻在我們很多人的記憶當中。（衛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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