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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凍天寒沒工錢 數百民工回家難（2002.01.11 21:1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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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過一個月就到春節了，對於許多在外辛苦了一年的民工來説，也應該開始收拾行囊，準備回家了。對於他們來説，回家不僅意味著與自己的親人團聚，還意味著作為兒子、作為丈夫和父親的他們，應該給自己的親人帶回來一筆錢，也帶回來新的生活希望。然而在冰天雪地的瀋陽，我們的記者卻見到了這樣一批民工，他們辛辛苦苦幹了一年， 卻因為領不到一分錢的工錢而有家難歸。
2001年12月底，記者在瀋陽市渾河南岸的建築工地上，看到許多這樣的民工，他們三個一群、兩個一夥，在瑟瑟的寒風中，凍的渾身發顫，可卻身著單薄，有的甚至還穿著秋天的衣服。
這些民工多是湖北來的，現在這兒有刷油漆的，搞土建的都不少。他們説都坑到這兒了，按工期早就完了，現在等了一個多月，還沒有什麼消息。誰把他們找來呢？都是朋友介紹過來的。
民工們告訴記者，蓋大樓前説好，一個月一發工資，可直到他們負責的工程已經完成，也沒有拿到工資。從幹活到現在，6個多月過去了，1分錢也沒有拿到。而且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後天。眼看快過年了，可工資還是沒著落。由於拖欠工資，而被困在瀋陽的民工遠不止這些。我們一連走了四個建築工地，每個工地都存在拖欠民工工資的現象。少則拖欠兩個月，多則拖欠近一年。拖欠每個民工工資數額從1000元------10000元不等。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那麼多的民工被拖欠工資呢？我們以瀋陽經濟技術開發區的一處建築工地為例進行了調查。這四座排列整齊的大樓，是瀋陽經濟技術開發區友誼城外商生活區二期工程。大樓的建設者就是這些民工。我們繞道工地的大門口，發現了這樣兩塊廣告牌，上面清楚的寫著：開發商甲方是瀋陽市巨臣房屋開發公司，施工單位乙方是瀋陽市山盟建設集團。那麼，這裡的民工是不是山盟建設集團的工人呢？交談中，我們感覺到，儘管施工單位山盟集團的牌子高高聳立，但工人們並沒認為自己與山盟公司有什麼關係，也不屬於哪個公司，他們只知道自己的老闆是眼前這個人，包工頭于洪和。
記者問：“那底下這些工人都是你的？”
于洪和説：“都是我雇的。”
“他們的工資應該是誰簽發？”
“他們的工資應當我簽發。”
“那你為什麼不給他們錢？”
“上頭不給我錢，我也沒辦法。”
“那你怎麼不去要？”
 “要了，他們説讓我找説開發商給錢，我就給你們錢。”
于洪和，一個施工隊的包工頭，他從家鄉帶來了30多個人，負責其中一棟樓的工程。可于洪和也不是山盟集團的，他的老闆叫吳佐幹，是瀋陽辰宇建築公司的。施工單位明明是山盟集團，為什麼又出來個辰宇建築公司呢？為了弄清事情的來龍去脈，記者和于洪和一起來到工地臨時搭起的辦公室，找到了吳佐幹。
于洪和問：“我們蓋這個樓7號樓結構這一塊，應該多少錢？”
吳佐幹説：“我不告訴你了嗎，馬上就結，你先把工人都打發走。”
“不處理完，沒法打發。現在怎麼打發，錢沒有，不給人發路費，人家不走。”
“給他們結帳，算一下工資。”
“錢不夠，怎麼打發，沒法打發。你現在讓人走，人走了怎麼給算帳呀。”
吳佐幹想讓工人馬上離開，可工人們沒拿到錢説什麼也不離開。事後，于洪和講，他得罪不起吳佐幹，否則以後就沒活幹了。對工人們來説，他是甲方，對吳佐幹來説，他卻是乙方；再追上去，吳佐幹也是乙方，可究竟誰是吳佐幹的甲方，他也不知道。現在，吳佐幹手裏也沒錢，因為他的甲方也沒給他錢。記者試圖從這裡調查，看看這個工程究竟轉了多少手。可當我們去找辰宇建築公司時，卻找不到人。而山盟集團除了這塊廣告牌，更是渺無蹤影。當時他們沒有簽過任何協議，只有一個口頭協議。
拖欠工人工資的問題，同樣引起當地媒體的關注，此時，我們一直找不到的開發商，瀋陽巨辰公司終於派來了代表。他説他不是工地這邊的人，是公司的一個代表。他告訴記者，他們已經撥給承包方初步統計，不算實物有200多萬。付給工人的工資是不成問題。
這位代表還表示，在裏邊有個承包商有個層層承包的問題，二包三包拿到多少錢，可能到工人手就沒有多少了，主要問題在這兒，很多承包商好幾個承包商，不止這麼一個，對現在在場的工人指的都是辰宇的，200多萬就這一個承包商給他就是200多萬。
巨辰公司代表的這番話當即引起了工人們的反駁，“找大包要錢。”
問題究竟是出在開發商身上，還是出在施工單位身上，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有一點是清楚的，瀋陽經濟技術開發區友誼城外商生活區二期工程，開發商瀋陽巨臣公司與施工單位瀋陽山盟集團當初簽的工程協議，實際上只是形同虛設的一紙空文。因為施工單位根本不是山盟集團。
在建設工程招投標中，國家早已明確規定：禁止承包單位將其承包的全部建築工程轉包給他人，禁止承包單位將其承包的全部建築工程肢解以後以分包的名義分別轉包給他人。
工程轉包在這個工地只是違規的第一步，在接下來的調查中，記者還發現，數以百計的民工竟沒有一人簽過勞動合同。“我跟他們也沒有協議，就是按月開支。”
民工們沒有合同，一切也就沒有了保障。可是，沒有保障的也遠不止這些，還有這些已經蓋好的大樓。工程層層轉包，工程的質量誰來負責呢？記者問：“那你有沒有蓋樓的資質？”
“沒有。”
“那這個一包怎麼會找到你？”
“現在瀋陽都這樣。”
“怎麼都是這樣？”
“都這樣。”
“你給我舉幾個例子，為什麼瀋陽都這樣？”
“大、二包都這樣。”
就在我們對建築工地出現的問題緊鑼密鼓地進行調查時，我們從北京專程來瀋陽採訪的消息也不逕而走。一天下午正在接受我們採訪的于洪和突然不見了。不一會，民工住的地方來了一夥人，先是把民工的行李搬走，而後，將民工住的房子釘死。三個小時後，于洪和拿著一兜錢回來了，並告訴我們老闆讓工人馬上撤離。我們覺得這事有些蹊蹺，便問個究竟，可民工再也不説什麼了。第二天，我們再次來到工地，民工已經不見了。正當我們準備離開時，從遠處跑來一些民工，當得知我們是中央電視臺的記者時，才向我們講述了那天下午發生的一切。
“把我們6號樓抹灰的工人叫去之後，給民工一個人拿2000元或3000元，但當時他們都沒有寫字據。反過來之後，他們又把錢要回去了，然後每個人再給100元、200元生活費錢，當著（報社）記者的面是每個民工發給2000元或3000元，實際上弄虛作假，這個給拍下來了，今天見報。”
拖欠工人工資，民工被困瀋陽引起瀋陽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視，當記者離開瀋陽時，部分民工已經拿到工資開始返鄉，但是工程轉包、建築工地混亂的狀況仍沒有一個明確的解決辦法。這些問題如果不徹底根治，到春天建築工地重新開工時，今天的一切將會重新上演。
對建設工程層層轉包的問題，國家早有明令禁止。然而在有些工地上，在有些工程裏，還是出現了許許多多的甲方乙方，就在這種看似層層負責的合同當中，勞工的權益和工程的質量也層層流失了，諸如此類的建築市場黑洞也就由此而生。在垮塌的重慶綦江彩虹橋、決堤的江西九江大堤上我們不是都能看見這些黑洞的影子嗎？（王亞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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