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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經濟半小時》記者要快樂起來也很簡單 （(2003年01月15日 14時32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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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實錄——專訪西藏自治區副主席尼瑪次仁》採訪手記
王曉磊
這是我耗時最長的一個題目，為攝製《中國實錄省——部長訪談：西藏篇》兩次進藏，前後共計一個月。在這一個月當中，我做的最多的就是等待。
拉薩的陽光的確與別處不同，它總使我感到我在別處，有人喜歡説這是離天堂最近的地方，有人説是洗滌靈魂的地方。我是無神論者，不信天堂，也不會洗魂。看著滿街的古怪文字，聽著陌生的語言，我想這個地方就是“別處”了。
我的心情糟糕透了，高山反應的症狀一一在我和搭檔張明身上顯現：頭象被臺鉗夾著一樣疼，我甚至都希望這個巨痛的頭不是我的。我們躺在床上喘著長短不一的粗氣，鼻孔裏滿是土腥味兒（其實房間裏很乾淨），曲向東曾説這是心臟病的前兆。而且我根本無法入睡，氧氣變得空前重要。在半昏迷狀態中兩天過去了。更要命的是，自治區主席列確還沒有決定是否接受我們的採訪。
兩天后，頭不太疼了，我們甚至可以下樓曬太陽。高地陽光簡直就是眼前燒紅的鋼板，熾熱得使我感到危險。我瞇著眼看拉薩街頭的人流，發現有兩種人是那樣的不同：一種象螞蟻，一種象蝴蝶。當地在大街上掙錢的販夫走卒蹬著三輪來來往往，他們的車上大多沒有車鈴，總是吹著尖銳的口哨快速穿越人群。而那些中外遊客，或衣著光鮮，或蓬頭垢面，在這停一停，到那看一看，象蝴蝶一樣小資。他們看上去是多麼快樂啊。陽光是有效的，頭痛減輕了不少，但我的腰椎開始疼了，我很奇怪為什麼會這樣。再看張明也是瞇著眼，一手扶頭，一手扶腰。想想也正常，大活人象僵屍一樣挺兩天，誰的腰都會疼。我們不禁相視而笑：“哎呀，列確主席，您就從了吧”。
第三天，我們可以幹點不需要體力的活了，到旅遊局拜訪，借回大量資料，沒什麼新意。
拉薩的路邊買報紙不容易，只有在吃飯時才會有報販子象賣走私手錶一樣，湊上來問你“要不要”。內地發行的報紙在拉薩價格翻了三倍，報販解釋説，這報紙和你們一樣是坐飛機來的。我想一兩天不學習也不會倒退太遠，不買也罷。
倒是西藏臺的同學和旅行社的小王拿了幾張報紙來看我，上面都是過去被旅遊局樹立的典型。這多少是有用的。我選擇了堆龍德慶縣桑木村作為拍攝的重點。
到村口一下車，就有村民送來哈達和青稞酒。我在電視上見過這場面，努力回想細節，並偷眼觀察別人，照貓畫虎式的用中指蘸點酒彈出去，然後一飲而進。大家笑了：“王記者好酒量”。嘴裏的酒還沒咽下去，又有一碗端了過來。我説怎麼就我特殊，他們為什麼就只喝一杯？旅遊局的老周説，人家的確是一杯，但都是喝三次，前兩次只喝一小口，主人會再給你滿上，最後的第三口再幹了。你第一口就是一杯，後面的兩口也得是一口一杯。我説：“怎麼不早説”？
這個村子是一個拉薩市郊的民俗自然旅遊村，遊客在這可以和村民一起幹農活、摘蘋果、吃羊肉，同時欣賞村民自編自導自演的民族歌舞。這是典型的政府出政策、企業出資金出管理、鄉村出資源出人力的商業模式。在這裡我見到了86歲的老太太央金。她家去年的年收入不過3000元，而且大多是實物衝頂，現金收入只有300多元。現在，這個老太太算是旅遊村的員工，每月都能有300多的鈔票進賬。她用藏語説，老得快死了，還能拿上工資。我的師妹-西藏臺主持人旺珍（她是操幽雅的拉薩話的人）嫌老太太用詞不美，在翻譯時做了點加工，就成了後來電視上播出的那樣：“我沒有想到在有生之年還可以拿到工資”。
以後也許老央金不記得我了，但我會永遠記住她。他們雖然貧窮，但是卻那麼快樂。我為什麼沒有他們那樣快樂呢？那天起我開始想這個問題。
旅遊系統的同志説，發展西藏旅遊目的就是要富農。類似的口號我聽得多了，但站在桑木村，我想這句話絕對不是空話或官話。我親眼看到了發生在一個經濟欠發達地區農民身上的變化，看到了他們的新房子和原來他們買不起的新佛龕。我甚至想將來火車通了，他們可以走出去看一看，或許他們的孩子還能到大城市讀書。命運自此開始改變。
我用了三天時間拍攝了三個短片，主題分別是：旅遊拉動當地經濟、旅遊加快農牧民脫貧步伐和堅持走可持續性開發的道路。這都是輔料，主菜是主席的訪談，而沒有任何跡象可以表明列確主席能接受採訪。
國慶節到了，貢嘎的樹葉愉快地紅了。我們不得不黯然地回到北京繼續等待好消息。
壞消息和好消息同時到來。壞消息是“列確主席沒時間接受採訪”，好消息是“一名副主席可以出面”。於是我作為先頭小分隊獨自二進拉薩，這次目標明確，一定要徹底完成採訪。
再次行駛在貢嘎的拉薩河邊，滿眼的紅葉層次分明，而且高山反應已經遠沒有上次那麼強烈。我的心飛了起來。快樂可以來自一個小小的突破。
當晚我就找到宣傳部的帥哥張獻群和電視臺的美女旺珍、次珍（這時我看誰都很美）。獻群答應我明天到自治區政府探消息，看看到底是誰來接受採訪。
反饋的消息是，人選還沒定。我想那就再等一等吧。於是在一切工作都告一段落，只要稍等幾天的心態中，我在拉薩最甜美的日子開始了。每天上午到宣傳部“點卯”問消息。然後去路邊的小藏餐館吃臧面。最優美的時間是下午，獨自一人，買一份高價《參考消息》坐在音樂廚房酒吧或大昭寺的路邊看上四、五遍。感覺就象在自己的客廳一樣輕鬆，我甚至想這麼好的地方，當初我怎麼能認為這是“別處”呢？真是無憂無慮啊。
但我很快發現我的快樂在迅速貶值。時間一天天過去了，一週之後還沒有消息。“眼看播出日期近來，主角卻沒露面”，我只有天天泡在宣傳部，和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雖然也和大家説笑，但我笑起來心裏很沒底。
又過了一週，我的快樂已經變成了個負數。失眠、上火、牙齦腫痛。我的中農心理慢慢抬頭了，開始想這樣堅持到底有多大意義呢？
這時尼瑪次仁象黑暗中的火柴突然擦亮，這位自治區副主席終於答應我，並請我于上午9：00到他的辦公室見面。好消息不止這些，聽説他為人豪爽，有著一流的口才。我似乎看到了一場關於旅遊改變命運的訪談現場：機位、背景、燈光和觀眾。
尼瑪主席的辦公室陽光充足，我們一支接一支地吸煙，愉快的3個小時很快過去了。一切都定了下來，完全按照我的大綱進行、地點選在布達拉宮廣場。現在就等我方大部隊到來，然後開機幹活。
但是，新的麻煩又來了。第二天我找到西藏電視臺的領導，商談動用轉播車和搭建外景場地的問題。然而他們提出……（此處刪去若干字）還有什麼能象這樣令人懊惱和沮喪呢？（此處再刪若干字）
拍攝那天，大昭寺天臺上風很大。尼瑪次仁和趙赫喝著酥油茶，談笑風聲。他們的輕鬆自如和細緻準確出乎我的意料。我站在風中舉著反光板飄搖不定，我想説：你看，一個《經濟半小時》的記者要快樂起來也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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