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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月11日 17: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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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世人矚目的亞太經合組織貿易部長會議在上海落下帷幕。有關專家認為，新世紀第一年，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成為亞太經合組織（以下簡稱APEC）的東道主，“主辦包括第九次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內的一系列重要活動”，承擔起將APEC的合作進程繼續推向深入的歷史使命。同時，這次會議對即將加入WTO的中國來説具有深遠意義，必將進一步推動中國經濟與市場的國際化。不僅為中國經濟的發展，也會為亞洲太平洋地區及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機遇。
背景：新經濟和全球化的差距
外經貿部研究院亞非研究部副主任李光輝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認為，今年APEC會議召開的背景與往年有所不同，可以説是充滿機遇與挑戰、困難與希望的一次世紀會議。
新經濟和全球化已成為當今世界主要發展趨勢之一。新經濟的發展既給各成員國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也帶來了新的挑戰，而且由於各成員國所具備的資源和條件又存在極大的差別，這給地區經濟發展帶來新的難題，即由數字鴻溝引發的發展差距擴大的問題。據一份資料顯示，按人均網絡使用率計算，美國和加拿大的使用率是中國和泰國的100倍到200倍。另一方面，隨著生産要素流動障礙的消除，經濟全球化已不可回避。全球化所帶來的不均等的利益格局在APEC各成員國之間一時尚難以消除，特別是在發達成員國和發展中成員國之間的利益分配格局。因而擺在APEC成員國面前的一個艱巨任務就是如何解決新經濟和全球化帶來的新差距，使得APEC仍能夠繼續遵循共同發展這一初衷，增強對成員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同時，APEC本身也面臨新世紀挑戰。雖然亞太經合組織的目標和原則為各成員國所贊同，但是也不是沒有問題的，特別是在APEC活動內容上，長期存在分歧，且缺乏一個有效的機制。目標和理想産生了一定的障礙。這對亞太經合組織而言，使其面臨新的問題，併為解決問題提出了新的活動內容，
“這就要求APEC各成員國通過合作，次區域金融危機給各成員國帶來的深刻教訓，使人們痛定思痛，需要合作改善成員國內部的經濟環境，以從基礎上解決APEC，促進共同繁榮。”
這次貿易部長會議是今年亞太經合組織第一個部長級會議，也是今年11月份世界貿易組織部長級會議前夕一次重要的會議。
現狀：説的多，做的少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研究所專門研究亞太經合組織的趙江林博士認為，雖然亞太經合組織21個經濟體就相互協作達成了一定的共識，但在經濟技術合作領域仍存在一些問題需要解決。
一是APEC對經濟技術合作取得共識的時間較長，即使達成共識，實際內容也較少。經濟技術合作一開始只是作為貿易投資自由化的輔助措施來安排的，將目標定位於亞太成員國共同發展之後，真正可以開展的領域還很少，目前只有人力資源和科技合作這兩個方面，許多領域尚未涉及，這些都不免影響經濟技術合作的實質性進展。
二是許多經濟技術合作活動“説得多，做得少”。目前APEC經濟技術合作活動多屬於準備性工作，如信息收集、研究或討論等。這類活動雖然有助於改善經濟活動環境，卻不能直接産生經濟效果。如環保問題即是如此，人們討論得較多，實際上操作還需要克服許多障礙，特別是對環保治理的技術方面，發達成員國與發展成員國之間合作還很少。要真正解決“做得少”的問題，還有待於成員國間進行廣泛而深入的合作，特別是要從亞太地區整體角度出發。
三是合作項目缺乏足夠的資金啟動。由於APEC各成員國政府出資規模很有限，加上APEC自身籌集的資金規模也很小，不能不影響APEC合作項目的開展。
四是合作還缺乏具體實施和成功的事例，在已進行的技術合作中，項目多屬小型，成員國共同需要發展的大型、緊迫性項目還很少。
中國需要APEC，APEC也需要中國
李光輝認為，中國是亞太地區的重要成員國，同時亞太地區也是中國對外開放最重要的地區。自1991年加入APEC後，中國一直以積極、負責、務實和合作的態度參與APEC的活動。由於中國沒有參加任何官方性質的國際經濟組織，因而APEC對中國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亞太地區經濟迅速增長，區域內各國（地區）間的相互依存關係不斷深化。在始於50年代、一直持續到90年代中期的亞太地區經濟快速增長的基礎上，在冷戰後地區政治關係和國內政治相對穩定的條件下，亞太地區經濟合作獲得了迅速發展。
其主要表現：一是區域內貿易的迅速增長。80年代期間，亞太地區地區內貿易的年平均增長率高達9.51％，高於同期世界貿易平均5.61％的增長速度。90年代美、加、日的出口貿易大約有57.6％、86.6％和67.3％輸往亞太地區，進口貿易有65％、78.9％和63.3％來自亞太地區；“四小龍”的區內進出口分別佔其外貿總額的76.7％和70.9％，東盟四國（印、馬、菲、泰）的區內進出口分別佔其外貿總額的69.4％和78.2％。二是區內相互投資增長迅速。到90年代中期，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累計投資額已約佔其海外直接投資的1/3以上。其他如以投資、貿易、技術轉讓、勞務輸出等方式進行的各種雙邊和多邊合作也都有了很大發展。
由此可見，亞太地區經濟增長迅速、經濟繁榮使得經濟體之間的經濟相互依賴程度不斷加深，只有擴大經濟合作才能更有利於本國經濟發展，正是在這种經濟利益一致的基礎之上，創立政府間的協商機構，才有了可能，中國也不例外。
同時，2001年APEC會議在中國舉行不僅使中國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而且也説明中國在APEC組織中的地位不斷提高。
2001年是APEC的中國年，從1991年漢城部長會議中國成為APEC成員國到2001年中國上海承辦APEC會議，這不僅僅是簡單的時間和地點的更換，更表明了一個強烈的主題：中國需要APEC，APEC也需要中國。
趨勢：保持現狀並向機制化邁進
雖然APEC誕生於亞太地區經濟快速發展時期，迄今為止，它已經走過了10個年頭，受東亞金融危機的影響，人們對於APEC的發展前景也作了頗多的議論，肯定、否定莫衷一是。專家估計，APEC今後發展前景可能有以下幾種：
李光輝認為，一種可能是，向機制化方向發展。如果APEC要想取得成效，機制化發展是必然。從實際看，APEC也正在向機制化方向邁進。到目前，APEC已經建立起了一套運轉機制，它包括：一是有明確的目標作為推動力。APEC已有了明確的實現地區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目標，目標本身就成為APEC不斷前進的一個動力機制；二是已有一套制度化的議事和決策機制，如定期召開的高官會議、部長會議和年度非正式首腦會議；三是已有一套功能性機構，除秘書處外，已成立各種委員會和工作組。APEC上述這些機構和議程內容也在不斷發展變化，比如部長會議，除外長和貿易部長會議外，現在擴大到了教育、環境、人力資源、科技以及財政部長會議，討論的議題範圍大大增加。同時APEC還增加了修訂和評估機制，以推進APEC自由化進程。很明顯APEC機制化趨勢在不斷加強。
但是APEC真正成為一個機制化的機構，還需要一個漫長而又艱難的過程。這是因為這一組織的成員國構成過於複雜，成員國的多樣性既提供了合作的基礎，卻也是APEC成為實體性組織的一個重要障礙，這使得APEC在向實體性組織邁進的道路上困難重重。從實際來看，APEC要想在某一問題上真正有所作為，非採用帶有約束性手段不可，否則就要付出高額的協商成本，而這一成本主要表現在時間上，只有等各成員國都達到了條件，計劃或提議才能付諸實施。如部門提前自由化問題，就因條件不夠成熟而難以在APEC成員中實施下去，不得不提交到世界貿易組織中去討論，這更使人懷疑APEC目前運作機制存在的意義。總之，機制化是APEC一個必然發展的方向，但目前又不具備實現機制化條件。
趙江林認為，另一種可能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繼續保持現狀。在今後一個時期，APEC還不會發展成一個正式的具有實際管理職能的地區組織，將繼續維持其以協商合作為基礎的地區論壇性質。這種議事結構和形式可以為APEC成員國政府官員和首腦就地區經濟發展問題進行協商，併為形成共識提供必要的和經常性機制，同時也是亞太地區各經濟體在發展水平和利益存在巨大差別的情況下開展合作的一種獨特方式。它具有“軟硬兼施”的功能，“軟”即靈活性，是APEC的一個基本原則。事實上，靈活性不僅是指在進程安排上要考慮到各成員國間的差別和能力，而且也包括在議程安排和方式上的多樣性和可調節性；“硬”即制約力，是APEC議程得以落實的一個基本保證，任何議程一旦達成共識，形成議程和進行承諾，就有了“隱形壓力”，必須完成。在現今APEC狀況下，這樣的機制還是有效的。
再一種可能是，APEC推動經濟合作不是靠談判或規則，而是靠倡導和協商，從原則上來説，採取“自主參與，集體協商，共同承諾”的方式。實際上，如果APEC不能進一步發展其職能，提高其效力，它就會失去人們對其信任和信心，世界上先後成立的各種形式的地區組織不少，大多數已銷聲匿跡或名存實亡，究其原因，主要是沒有發揮實際職能，協議或規劃流於形式，不解自散。這也正是人們對APEC未來前景的一個主要擔心。但是，在地區內差別巨大的情況下，過早使其轉變成一個實體性地區組織是危險的，同樣可能導致APEC的解體。
專家認為，從目前看來，極有可能是，APEC既不是人們説的什麼也不做，也不能像人們希望的那樣機制化走得很快，保持現狀並向機制化方向有所邁進，可能是APEC發展的主要趨勢。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主辦包括第九次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內的一系列重要活動”，將承擔起將APEC的合作進程繼續推向深入的歷史使命將是不言而明的。 （楊明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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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編： 海萍 來源： 中國經濟時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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