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初，一部沉寂了多年的名劇——《娜拉》，在中央實驗話劇院的劇場上演。這臺由中國和挪威兩國藝術家聯袂演出的話劇，一經上演，便在北京引起了轟動。

　　一八九七年聖誕節，挪威劇作家易卜生出於對女性婚姻問題的關注，僅用幾天時間，就塑造出《娜拉》，這樣一個追求個性解放、走出婚姻牢籠的女性形象。易卜生無從知道，十幾年後，這個形象成為了一個東方古國女性們的偶像。

　　《娜拉》在中國最早的演出可以追溯到1915年，地點是北京大學的校園。

　　五四新文化時期，話劇《娜拉》走出了校園，走上了街頭。當時最有影響的譯本是由胡適等人翻譯的。胡適還模倣《娜拉》的劇情，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獨幕話劇《終身大事》。

　　從那時起，娜拉，成為中國女性追求平等解放、個性獨立的精神楷模。

　　王蘋十六歲時，家中為她許下一門親事，由於王蘋的堅決抗拒，這樁婚事夭折了。也許正是不低頭，不順從的天性，促成了她對“娜拉”這一角色表演的成功。

　　一九三五年的這次演出，不僅僅影響到王蘋的個人和家族，由於宣傳了走出家門，走上社會，這部劇遭到了當局的禁演。

　　88年前，浙江省周莊鎮，羅瓊在這裡出生。72年前，羅瓊不滿母親為她訂下的親事，離家出走，她不想再重復母親走過的道路。

　　羅瓊提到的衝喜，指的是男女訂婚後，男方患病，便由男方家馬上把女子娶過門，據説這樣能趕走病魔。早年間的婚事，一般是在成親男女未成年時，便由父輩和媒人訂下，一經決定，就成了天經地義的事。

　　潘達予本家姓丁，嫁過來後，她便只改成夫姓。潘家是安徽歙縣的大戶。如今在歙縣依然保存著七十多座明清時建造的貞節牌坊，向如今的人們講述著，上一個時代，女性的楷模們遵從的人生準則。

　　本世紀二十年代前，在各地方政府的文書中，還有大量表彰貞節烈婦的文字。其中殉夫的女子更是受到褒獎。

　　關家幾代是朝廷命官，光宗耀祖的心情，使關家的女兒對死的選擇義無反顧。

　　官宦家庭的女子，一般是自小接受禮教約束，平民家庭出生的潘達予，卻是在大喜的日子來到之際，才了解到她今後應該如何舉手投足。

　　婚禮熱鬧非凡的場面，成了潘達予抹不掉的一段記憶。

　　婚禮的喧鬧過後，是新婚燕爾的溫存，也許還夾帶著初婚女子的憧憬，但不到一個月，伴著丈夫的病逝，潘達予七十六年獨守空房的生活開始了。

　　三天婚禮，三十天婚期，一生的孤苦，潘達予沒有考慮過再嫁。再嫁還將失去名聲、財産，和所有生存的依靠。

　　關家的女兒絕食絕藥，死後與丈夫同葬後。家中得到了縣裏頒發的烈女牌。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隨著滿清統治的瓦解，從明朝延續了幾百年的褒揚貞節烈婦的制度被革除了。

　　一個名叫李堯棠的青年學生被喚起了，十三年後，改名為巴金的他，為他的《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取名為《家》，這個家是一個什麼樣的家呢。

　　一年後，巴金在另一篇文章中寫到，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不自由的婚姻，家庭的專制，不知道摧殘了多少正在開花的年輕的靈魂。小説中的大哥覺新對家族的軟弱、妥協，使身邊的女子一個個的走上絕路。這個角色正是巴金的長兄李堯枚的真實寫照。

　　女教師王蘋在《娜拉》演出風波後，在家中受盡了責罵，在社會上，各種非議也糾纏不休。

　　日後，王蘋在大江南北輾轉多年，繼續在舞臺上扮演她鍾愛的角色。

　　五四新文化運動悄然退潮之際，五位北國女大學生來到海邊，青春的激情使她們晝夜守在海邊，互相傾訴著對愛情的嚮往和憧憬，這是廬隱的小説《海濱故人》的序篇。

　　廬隱原名黃英，是活躍的五四新人，也是著作驚人的現代作家，被茅盾先生稱作五四女作家第一人。

　　小説《海濱故人》在充滿了浪漫氣息的序篇之後，便是對五個女主人公在現實的愛和婚姻的漩渦中苦苦思索掙扎的訴説。她們在父親的家、丈夫的家反復艱難地徘徊著。 海濱故人將去向何處呢？

　　1926年8月，廬隱獨自一人來到福州市郊的鼓嶺，這是她護送丈夫郭夢良棺柩回老家的第二年。在這裡，廬隱每天散步，看太陽升起、落下，然後就是不停地寫作。在鼓嶺的56天裏，她一口氣寫下了十多篇小説。

　　郭家是一個非常傳統的封建大家庭，朋友們都無法相信，性情豪爽的廬隱，怎麼會走進這座封閉沉悶的郭家大院。郭夢良也是五四期間非常活躍的作家，他的第一次婚姻是被包辦的。1919年，廬隱來到北京，她靠教書掙來的錢，讀上了北京女子師範高等學校。當時的廬隱敢作敢為，十分活躍，在新文化運動中寫下了她第一批作品。在文學研究會她與福建同鄉郭夢良相識、相愛。為了愛情，廬隱不顧郭夢良已有妻室，願意跟他結婚，她唯一的要求是在郭家擁有與郭的原配夫人同等的地位。在當時的福建，這被叫作“兩頭大”。廬隱、郭夢良都是嚮往自由的五四青年，但面對頑固的封建禮教傳統習俗，當初兩人的誓約也只能是一紙空文。

　　爆發于本世紀一十年代的新文化運動抨擊封建禮教，倡導婦女解放，以深刻的思想變革影響了一代中國女性。當時有一批先進的男性作家站在這場運動的前沿，包括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等，魯迅曾經對女大學生做了《娜拉走後怎樣》的演講，接著又寫出了小説《傷逝》。在《傷逝》中，魯迅先生再一次宣告了婦女解放似乎只有很有限的可能性。當年的女學生們，反對包辦婚姻，反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非常勇敢地走出父親之家，尋找自己所愛的人。然而，她們走出這一步，進入到丈夫之家以後，卻很快發現並沒有獲得她們當初夢想的那樣一種完滿的幸福。在一個新夫權的家庭當中，女性仍然沒有地位。魯迅筆下的子君最後只能屈辱地返回父親之家。

　　“海濱故人”已經成了這樣一群女學生的代名詞，可以列入其中的還有廬隱的好友石評梅、蘇雪林等人。馮沅君後來大膽地以“杯水主義”來張揚她的愛情主張，其實也是一種無奈的宣泄。

　　30年代的中國女性，更多的進入教育、就業之門，經濟地位因此得到改變，由此在愛情、婚姻和家庭的關繫上，有了多元的選擇。不過仍然有相當多的女性習慣於傳統的婦女之道，自願當一個依賴於丈夫的家庭主婦。

　　比廬隱早幾年住進愚園坊的瞿秋白，在上海大學任教時，認識了來自浙江蕭山楊之華，那時楊之華在家鄉已有家庭。

　　楊之華是個敢作敢為的女性，當她和瞿秋白相識並産生愛慕之情後便毅然決定離開舊家庭，和不再有愛情的丈夫沈劍龍離婚。就在這一個平靜的夜晚，三個人平靜地解決了他們的婚姻大事。楊之華由此重新獲得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