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霞滿天 風采焯然 （藍瑞檸）

央視國際 2004年09月16日 16:48

　　溫習《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每個夜晚，我都禁不住想起韋啟良先生。霓虹閃

　　爍的城市夜空，他那一雙溫和的眼睛穿越窗臺，注視著我——

　　時間又倒回到2001年7月27日下午，河池師專中文樓二樓的一間教室，我在焦急等待著新的任課老師——雖然我知道是他，而且熟悉他，但是一捫心思仍然不停地想，先生如今怎麼樣了，他能堅持給我們上課嗎？畢竟，他因肺癌動了大手術，離開講壇已有七個年頭了。

　　離上課時間還有兩三分鐘的時候，韋啟良先生輕輕走進教室。他向大家微笑示意，就走向講臺坐下。他還是老樣子，我心裏有些激動。因為先生，也因為自己。雖説我曾經在師專求學三年，心裏仰慕先生，卻因為專業限制，課程不同，無緣聆聽先生授課，這個我盼望多年的願望如今突然變為現實，怎不令人高興。我回過神來的時候，先生的開場白已收尾，他説：“要我上課，是出我的洋相。而且要打個問號，今天能上，明天可説不準……”

　　我心裏又懸下一根線。

　　這是不是先生又一處伏筆？

　　作為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專家學者，雖然已離開課堂多年，韋啟良先生風采依舊。面對紛繁複雜的中國現代文學，他一句話就切入正題，娓娓道來，如數家珍。教室裏很安靜。一節課很快過去。我突然發現，先生的前襟和後背，不知道什麼時候濡濕了一大片，而講臺上面飛轉的吊扇，似乎沒有發揮多少作用。

　　我們的課程只開了四十多節，而且要求在一週多的時間裏上完，時間緊，任務重。我有點擔心先生的身體吃不消。然而，每天上課時間一到，他都準時走進教室，看不出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快上完這門課程的時候，我還是覺得，先生有些消瘦了。確實，為了上好這門課，先生費了不少心機。先生的課有口皆碑，許多聽過他講課的學生每每説起，記憶猶新。接觸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時候，我們都覺得很枯燥。然而經先生順徑理脈，啟發點撥，這門課程變得很有趣味。先生不照本宣科，而是帶有啟發和研究性質授課，“他時而引經據典，時而借題發揮，時而現身説法”，帶有一種深層次的人文關懷，往往有獨到的見解。

　　魯迅的《狂人日記》在文學史早有定論，先生肯定了它在中國文學史的重要地位，同時指出：魯迅在1919年《致傅斯年信》中説，“《狂人日記》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藝術上説，是不應該的。”而所有的評論都不引用這句話。先生認為，“作家本人對他自己的作品的看法最有權威性。當然，作品的思想要大於作家的思想，現在很多人都避開這句話——你承認這句話，那麼《狂人日記》真的幼稚，或者説魯迅謙虛。謙虛是實事求是的説。如果説假話，那是虛偽的，而魯迅是反對虛偽的。我寧願相信魯迅的話。”先生還指出，許多版本對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説二集序言》中“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的出處閃爍其詞，“未詳”或者不説最聰明，但如果誰有新的發現，請告訴他一聲。

　　像上面的例子每一節課都有，他引用的觀點涵蓋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歷史，有的甚至是當時剛剛出版的報紙雜誌。先生曾説自己“博而不專”，其實他自己在三十多年的教學中，甚至在病休多年裏，一直沒有停止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先生曾兩年前曾作了一次以《讀書 教書 寫書》為內容的講座，那六個字是他幾十年生活的真實寫照。宜山師範已退休的彭老師也趕來聽課，而且一節不落，認真做了筆記，他説：韋啟良先生的課我三十年前就聽過，如今仍然很有味道。

　　課堂上，先生經常告誡我們：多讀書，多積累，教書與寫作並不矛盾，“我在課堂上介紹作家的創造性勞動及其成果。有時為了把課堂上的工作加以延伸，以收補充之效，我也寫作。但我的寫作，基本上是來源於文學教育，又直接或間接地為文學教育服務。”先生在河池師專任教期間，主編了中南地區師專教材《中國現代文學》（上下集）、編著傳記文學集《現代名人的母親》，還在《廣西日報》、《河池師專報》等報紙雜誌發表了大量的論文、散文。這幾年養病，他仍筆耕不止，除了修訂再版《現代名人的母親》外，還寫了數萬字的散文，僅在《河池師專報》發表的就有《〈宜山會語〉及其著者馬一浮》、《只見冒煙 不見火焰》等十多篇；同時，先生還擔任河池市二十一世紀園丁工程的導師和一些校園文學社的顧問，“這樣，會心安理得一些”。韋啟良先生以自己的行動，實踐了一名有良知的人民教師的諾言——把自己的一切獻給桂西北的教育事業。

　　可惜的是，由於工作和時間關係，我沒能多聽先生的課。一個月的面授時間很快過去。然而，能親自聆聽先生的教誨，作為他的謫傳弟子，我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