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面之緣(作者：張艷平)

央視國際 2004年09月16日 16:35

　　我與趙春霖老師是普通的學生與老師之間的關係，然而我們之間有著不同尋常的授業方式。九年時間，我與趙老師幸有三面之緣，他在眼睛高度近視且右手不能寫字的情況下，仍用放大鏡堅持用左手給我寫回信，批改作業，鼓勵我學以致用，持之以恒。這對於一個出身貧寒的農家女兒來説，是怎樣一份幫助和關懷

　　啊!

　　一九八四年，我帶著未能上大學的遺憾回到家裏,懷揣著一個袖珍收音機,田間地頭或出門在外,總是在聽,晚上睡覺也放在枕邊伴我入眠。那時候聽收音機不僅僅是一種寄託，也從中學到不少知識,知道不少信息。我從收音機裏聽到湖北電臺即將和全國十二家電臺還有蘇州日語函授中心聯合辦學授課，我便傾出所有，其實把分分角角都算起來一共只有三十六元。好在報名費書雜費只需要二十元整。我是在電臺開課兩星期後才收到教材的。“啊、伊、烏、窩、卡、克、枯、棵”地開始了日語的自學。學日語並非有什麼遠大的理想。農村雖是一個廣闊的天地，而在我們這個還很閉塞的鄉村學日語卻是沒有什麼作為的。出於對文學的愛好，我想能用日語看懂日本的文學作品，加之剛出校門，對書本的眷戀太深，不知不覺跟著電臺學完了教材《日語入門》的上下冊。八五年九月,電臺通知離沙市較近的學員在九月十日到沙市三中參加由趙春霖教授率領的日語輔導團的面授。我於是抓緊時間做完田裏該做的事情，九月九日便帶著教材趕往沙市三中。臨出門時,母親不放心我初出遠門，她聽説沙市人販子較多，叮囑我早去早回。

　　輔導團的成員有趙春霖教授、湖北電臺外語節目編輯韓月英、湖北學區輔導站站長熊天生，還有一位姓胡的日語老師。到沙市參加面授的學員六十九人。面授之前獨自跟著電臺學，總覺得缺少點兒什麼,經面授老師一提示竟覺得解開了心中的許多疑問。十一日下午,趙老師講語法,他在黑板上出了兩個日語句子要我們改為被動句，學員們都在紙上做，我因水筆斷墨便在心裏做。趙老師點名道：“坐在二組第四排的穿紅春裝的學員上來做。”我心裏不覺發慌,坐在我旁邊的學員推了推我説：“是在叫你呢!”我緊張地上去演排。幸好那兩句改對了,趙老師又問了幾個要點，我也一一作答。

　　晚上，老師和學員們在一起開了個座談會。要學員們各抒己見，探討這樣函授教學是否有效果。座談結束以後，學員們紛紛離去。我走在趙老師的後面，突然,他的拐杖打在走廊的柱子上，我才知道趙老師的眼睛走夜路不方便，那幾位與趙老師同行的成員到沙市去拜親訪友去了。我趕忙上前去牽著趙老師的拐杖和他一起走，趙老師問“您是......?”

　　我説：“趙老師,我是下午演排的學員”。

　　趙老師很高興：“你住哪兒?”

　　“我也住在三中招待所，就在您們的斜對面。”

　　趙老師試著用日語和我説了幾句話，無奈我的口語很差，儘管能聽懂趙老師説的意思，也許筆答能回答，而口語卻答不上來。回到住處便蒙頭想睡覺，加上那天牙痛，左臉已微腫，心緒極不佳。正要睡著，有人敲門，是韓月英編輯。她説：“對不起，打攪了，是趙老師要我來叫你。來了很多學員，過去坐坐好嗎?”我便跟著韓編輯去了。來看望趙老師一行的學員們買了很多香蕉和蘋果，那一份師生之間的親切令人感動。平時和老師見面的機會少，見了面既是師生又是朋友。談課本，談經濟發展，談各地的改革開放，也談風土人情，趙老師把蘋果平分給十二個學員，説：“我們言歸正轉，你們每人讀一篇課文，我們想聽聽讀音準不準。”第一位是潛江某中學的一個中年老師，他説：“我學日語，感到最難的就是讀。簡直念不成句。”第二位是建築工，他像個大姑娘一樣漲紅了臉，第三位第四位......，趙老師很是失望，指著坐在最後面的我説：“你敢不敢讀?”

　　我接過教材，硬著頭皮讀了教材中的第五課，題目是“我的故鄉”，讀完後，趙老師問我為什麼喜歡這篇課文。

　　答：“凡描寫故鄉的文章都有一種親切感，讀起來語氣好處理，就顯得很深動.。”

　　趙老師伸出大拇指：“喲西!”，日語意思“很好”。他對坐在旁邊的幾位老師説：“小張的成績，證明了我們辦學的成功!”

　　在我的帶動下，一些學員也抓住老師當面輔導的難得機會，大膽地讀起了課文，雖然讀得不太準，我看得出趙老師仍是很高興。

　　第二天，我要乘車走了。順便去和趙老師道別。趙老師要我把地址留下，當他從地址上知道我來自農村且聽我説家境困難時，他摘下眼鏡用手帕擦了擦眼睛。這一動作令我終身難忘。趙老師鼓勵我説：“不要中斷了學習。”

　　我因怕母親掛念沒敢多呆半天便匆匆返家了。

　　一個星期後，收到趙老師寄來的袖珍《日華辭典》和一封鼓勵我學習的信，我心裏充滿了對老師的感激。

　　第二次與趙老師見面，是在武昌閱馬場中學的考場上。這一次與趙老師見面只有短短幾分鐘。在考試前十分鐘，趙老師和他愛人淩德慧老師還在給學員解答題目。我其實不想打破那熱烈的氛，但還是忍不住地叫了一聲“趙老師!”

　　趙老師很驚訝，説：“這聲音好熟啊!”

　　我説出自己的名字，趙老師熱情地伸出手來並對他愛人説：“就是她,她的日語學得不錯。”

　　趙老師問：“你為什麼不在沙市參加考試呢?”

　　我説：“在填考場的時候我也同樣沒有去過沙市。”

　　“來一趟好，來一趟好啊，多一些見識也是長知識。”

　　因為趙老師那天要趕到蘇州去參加日語教學研討會，商談繼續辦學事宜。要我和他繼續通信聯絡。那一次的考試很順利地通過了，並取得了較好的成績。

　　應該説，我們的學習期滿，老師與學生之間的書信往來解答疑難似乎也應該結束了。而我和趙老師之間的通信倒是在學習結束後更加密切。從信中得知趙老師的眼睛已不能看書，即使看書也不得不用放大鏡。對於我在信仲介紹的江漢平原風景，趙老師回信説：“聽淩老師念完信，真是看景不如聽景，你的來信,擴大了耳聞，也增長了見識，望多來信，讓我們多了解一些農村情況。”那字跡，雖難得認，但是想到趙老師眼睛高度近視又用左手寫的，那一份辛苦與關懷怎不令我這個渴求知識渴望有人指點的農村女孩感動得熱淚盈眶。有一次我在田間鋤草，鄰田的大媽告訴我説：“你又來信了，武漢的”。因為這一年我自修<<中級日語>>課程，我算了算時間，與上封信剛好相隔半月。這一年是我與趙老師通信最密切的一年，無論在農田做事，在灶旁做飯，在沖洗豬欄，在外出辦事，總能如期收到趙老師的來信。他在信中告誡我：“我非常羨慕年輕人，常常把年輕人比做富豪人。但要節約，節約使用金錢(時間)。”

　　八七年我為縣農牧局的一位同志幫忙翻譯了一份近兩萬字的日文資料，寫信告訴趙老師，趙老師回信説：“此信息，勝過千金禮品，給我慰藉！”

　　為加強聯絡，趙老師寫信要我給他郵寄幾粒棉籽，想試著盆栽棉花。增加興趣。並特咐要我信中指導，我郵寄了十粒。不知是什麼原因，棉籽沒有發芽，試種幾次沒能成功。是一個小小的遺憾。

　　第三次與趙老師見面是我成家後的第三年。我們回新洲老家過春節返回枝江時途經武漢，和愛人一起帶著剛滿周歲的孩子去看望了趙老師和淩老師。因提前信中聯絡好説那幾天要去的，趙老師和淩老師謝絕了外出做客的好意，專在家等候我們。去的時候，已有電臺的兩個同志在拜訪趙老師。

　　我們在趙老師家吃晚飯。趙老師的視力更微弱，他説只能憑聽的感覺知道我們一家人的模樣。我聽了心裏好難過，趙老師這個樣子還堅持給我寫信指導，這是來之不易的收穫啊!我們離開時，趙老師和淩老師贈送給我四大部日語工具書。因見面時太高興，隨便談談就是幾個小時。竟忘了包裏帶的照相機，我們在去的路上還想著要和趙老師淩老師合影一張照片，愛人安慰我説：“下次吧,再去看望趙老師淩老師的時候，一定與他們合影一張！”

　　這以後的一段時間沒有通信聯絡，因為趙老師淩老師的去處較多，我想一定是他們外出旅游去了。九四年七月，收到淩老師的來信，因為以往趙老師的信都是淩老師寫的信封，我以為仍是趙老師的來信。折開信封，是從<<光明日報>>上剪下來的複印的一則消息，寫著：九三學社社員、中國中日關係史學會理事、武漢市友好日語進修學校校長、日語教授趙春霖，因病于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二日在河北省廊坊市逝，終年七十六歲。

　　獲悉這不幸的噩耗，剎那間淚水模糊了我的雙眼......

　　趙老師，我們還打算著春節回新洲老家過年時一定要去看望您和淩老師的。

　　九年來，您為我書信授業解疑，指點人生，關懷著我的每一步成長，您的離去,加重了我心頭的沉重，我把您寫的信一次次重讀，不僅僅是一種懷念，更有一種振奮的力量。

　　細算起來，趙老師離開我們已經十年。每當結束了白天的忙碌而獨坐書桌前的時候，我就感到趙老師他並沒有離去。他的音容笑貌總在我眼 前，因為他的精神他的諄諄教誨已潛移默化在我的志向中，在我為人處事的原則裏。

　　幸與趙老師有三面之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