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回眸——民辦高校之路

央視國際 2003年06月05日 10:58

　　（5月24日播出）如果有人説高考是一座獨木橋，那麼，隨著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和辦學方式的多樣化，這座橋正在逐漸變寬。恢復高考以來，特別是進入九十年代以後，我國的民辦教育快速發展，使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成為可能，這種發展也為民辦高校在高考中贏得了一席之地。

　　鄭相鋒現在是一所民辦大學的學生，過去為了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學，他曾做過兩年的努力，參加了兩次高考，結果卻只有一個，就是讓他不願接受的失敗。

　　〈採訪鄭相鋒〉那段時間家裏人都不敢提高考這倆字，怕我受打擊。那段時間我這個心態看的不是很嚴重，總覺得考試也就那麼回事，考上了就考上了，考不上再考一年。而第二年（沒考上）稍微感覺有那麼一點失落。

　　雖然我國的高考錄取人數在逐年上升，但每年仍有更多的考生不得不面對像鄭相鋒一樣的結果。鄭相鋒在他第二次高考失利後，選擇了隻身到北京散心。

　　〈採訪鄭相鋒〉一齣北京站當時那感覺，就覺得北京站有點像招聘會一樣。招生的那麼一個場面特別大，整個北京站廣場圍了一大圈，全部都是那些招生的。我就提著行李遛了一圈，好多招生這方面的人就過來聊。那個時候就覺得，原來還有這麼一個高考失利後讓我選擇的一個退路。因為我原先有一種感覺，就是高考不是唯一的路，但是另外一條路在哪還沒找到。看到這些民辦大學後，我覺得我可以繞過高考這個檻兒，重新找回我那種求學的自信。

　　聽從了自己的感覺，鄭相鋒選擇了一所民辦高校——北京吉利大學。那時，多數民辦高校沒有入學考試，所以鄭相鋒可以直接進入大學，通過學校的輔導學習，參加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獲得文憑。

　　〈採訪北京考試院研究員周軍〉民辦高校在沒有納入高校招生計劃以前，一直處於一種比較尷尬的局面。它基本上是招收高考落榜生。而這種落榜生又不願意再復讀。那麼他到民辦的高等教育去學習，通過自考、成人高考來獲得國家認可的證書，它是這麼一種方式。

　　可能很多人對民辦高校都缺乏了解，一聽到民辦兩個字，就心存顧慮。其實，在恢復高考後不久，我國就出現了以助學為主要方式的民辦教育機構，但民辦高校的發展卻走過了一條曲折的道路。

　　〈採訪北京吉利大學招生辦公室主任徐志國〉中國民辦高等教育隨著改革開放發展起來。最早民辦高校的一些舉辦者，多數都是一些離退休的工作人員。他們在辦班的時候可能都處於一種三無的狀態。三無就是無自己的校室，沒有自己的師資力量，沒有自己的發展資金。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民辦高等教育處於萌芽階段。在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的頭腦中，計劃模式仍然佔絕對主導地位，個人究竟能不能辦高校，怎樣辦，能不能辦好？即使在教育界，很多人對此也心存疑問。然而，普通高等教育當時的規模又使人們不得不面對這個問題。

　　〈採訪北京海淀走讀大學校長傅正泰〉1984年的時候，高考特別困難，錄取率非常低。所以很多家長都強烈呼籲加快高等教育發展。但政府又沒有那麼多錢，所以要發展民辦高等教育。

　　當時，清華大學教授傅正泰和一批熱衷教育事業的人，揣著清華大學贊助的五萬元錢，開始籌建民辦高校，

　　〈採訪北京海淀走讀大學校長傅正泰〉怎麼把民辦高校辦起來，特別是怎麼把它辦好，是個沒有解決的問題。所以必須要通過實踐來摸索經驗。大家都覺得我這個想法很對，但是覺得做起來太懸了，跟各方面的人解釋。為什麼必須這麼辦，為什麼能辦成，然後得到上級領導的支持。所以1984年的時候批准我進行試點這件事情。

　　當時民辦高校存在的普遍問題，是在發展幾年後，會受到辦學規模的制約。但由於沒有明確的法律地位，如何籌集資金繼續發展成為每一所民辦高校都要面對的問題。

　　〈採訪北京海淀走讀大學校長傅正泰〉貸款實際上咱們嚴格説，從現在的商業標準來講，確實是有困難。但是因為北京市政府也覺得這個學校辦的很好，所以北京市當時的市政府副秘書長，他就出面幫我向交通銀行去做工作。經過反復地解釋，交通銀行最後才同意把錢借給我。

　　北京海淀走讀大學是當時民辦大學的一個縮影。但能在政府支持下發展起來的民辦高校畢竟還是少數。隨著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特別是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人民對高等教育的需求急劇增長。全部依靠國家投入的公辦高校體系越來越難以滿足這種需求。

　　〈採訪北京吉利大學副校長劉華松 〉英國一年從我們國家拿走十五萬留學生。一個學生一萬五千鎊，十五萬留學生有四個億鎊。四個億鎊是多少，五十個億的人民幣。我們每年要向英國輸送五十個億的人民幣，並且把這十五萬學生全部送到英國去。教育是培養民族後代的，它不僅是知識的問題，它還有一個對於人培養的問題，還有一個民族的問題。所以我想如果民辦教育不去做過多的發展，那麼我們公辦教育仍然是高考的獨木橋。很多人他考不上，你沒有這麼多資源給他，那他就要走掉。他帶走的不僅是你的資源。英國一個國家拿走我們五十億的資源，五十個億我們可以辦很多很好的高校了。

　　我國政府也認識到民間資本進入教育領域的必要性。隨著我國辦學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社會力量辦學得到了政府更多的關注。逐漸形成並提出了民辦教育 “積極鼓勵，大力支持，正確引導，加強管理”的發展方針，我國的民辦教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採訪北京吉利大學招生辦公室主任徐志國〉我覺得1997年出臺的《社會力量辦學條例》出臺的背景，主要是前幾年民辦高校太多、太亂、太雜。出臺這樣一個辦學條例，對於規範各個學校辦學的行為，可以説是起到一種非常大的促進作用。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力量辦學條例》也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已經在限制中國民辦高等教育發展。所以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國家組織了很多部門，組織了很多人員深入各個省市的一些民辦高校去進行考察、調研。最後能夠出臺一個中國的《民辦教育促進法》，肯定會對整個民辦教育的發展起著一種非常大的促進作用。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在法律法規保護和政府政策扶持下，部分優秀民營企業和民間資本開始大規模參與民辦高校的建設，而這種大資金的介入，使民辦教育的發展速度在一定程度上有了質的飛躍。

　　2002年，我國民辦高等教育機構達到了1200所，各類註冊學生140多萬人，然而與公立學校相比，民辦高校的生源更多的是來自高考落榜生。為改變這一現象，從1999年開始，教育部著手有選擇的將部分民辦高校的招生納入高考體制。

　　〈採訪北京吉利大學副校長劉華松〉這一部分民辦高校當進入國家的錄取體制以後，它有兩個證明：第一、是國家承認你作為一種國家的高校存在；第二、是國家給了你一種資格，可以在國家計劃內很多專業裏邊去招生。儘管這部分學生佔我們總學生的比例仍然不高，但是也是我們已經進入了國家承認的高等教育系統。

　　近幾年，我國教育部門將擁有豐富教育資源和良好辦學環境的民辦學校納入高考招生體系，2002年，這樣的學校已達到130多所。民辦高校的發展前景也讓在這裡學習的學生充滿了信心。

　　〈採訪北京吉利大學學生鄭相鋒〉從規模上、硬體設施上我仔細查看了每一個地方。讓我找到了大學的那種感覺。完全從高中那種環境中脫離了出來。到了大學中覺得可以發揮一下拳腳，好好學一些東西。

　　〈採訪北京吉利大學學生〉以前中國有些革命者，都説曲線救國。我現在感覺自己屬於那種曲線救自己的。我想通過任何一個途徑進行拼搏、進行奮鬥，照樣將來不一定能比他們那些國辦院校的同學差。

　　〈採訪北京吉利大學招生辦公室主任徐志國〉像在去年我們原來計劃招六千人，結果報讀我們學校的學生達到五萬多。甚至有很多的學生他們本身就是被普通高校錄取的，但是為了選一個比較好的專業，能夠保證畢業以後找到好的工作，他們還是願意到我們學校來。去年在我們錄取的八千多個學生當中，有一千四百多個學生都是屬於這樣一種情況。

　　當我們回顧民辦教育的發展脈絡，就會發現 它是在恢復高考後的教育改革中逐漸成長起來的。這種改革仍將繼續，它的發展前景也更為廣闊。而這種發展，也將促使高考更早的告別獨木橋，在我國的高等教育快步進入大眾化時代之後，為更多人材的成長奠定牢固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