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祖光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的喜訊傳來，同事們奔走相告，像過節一樣高興。大家認為馬祖光當選院士當之無愧，但在座談和電視專訪時，馬祖光卻説：“這是大家的功勞，沒有全專業人員的共同努力和忘我的勞動，我馬祖光再能幹也當不上院士。”

　　聽説馬祖光評為院士，一家科技報社的記者採訪他時，請他寫幾句話。馬祖光寫到：“弘揚科普，提高全民族科教興國意識；呼喚誠信，立信譽于全世界強國富國之林”。

　　他總結了 3條當選院士的原因：第一是黨的教育和培養；第二是依靠優秀的集體；第三是國內同行的厚愛。作為老一代知識分子，他特別談到了黨對自己多年的教育。

　　克己奉公，儉以養德，一生奉獻，不求索取“黨員不需要照顧。”“黨員在利益面前不能伸手，在奉獻上要走在前面。”

　　作為為科學事業奮鬥了一輩子的老科學家，馬祖光的家太不入時，甚至有些寒酸：一套很便宜的沙發，用了 20多年，有的地方已塌陷了，只是外表用一個罩子罩著，幾把椅子也是修過的，屋子裏沒有新傢具，也沒有什麼電器，只有幾個大魚缸和臥病在床多年的馬祖光的妻子孫老師作伴。

　　這還是他前年才搬過來的新家。原來的家比較冷，沒有一件像樣的傢具。書多，一個舊書櫃裝不下，就堆在地上用塑料布一遮了事。

　　學校為老專家蓋了一棟複式樓，只要他願意，完全可以分到一套，安享晚年，但他仍堅持住條件不好的房子。馬祖光不願意享受嗎？不是，他的同事説：“馬老師的精力全都用在看書、鑽研業務、辦專業上了，他捨不得把時間和精力用在享受上。”

　　熟悉馬祖光的人都知道他家房子的故事：

　　文革初，馬祖光天天被批鬥，一家三代人被攆到在一個倉庫裏，生活條件非常艱苦，只有一個炕，書架還放在炕上，睡覺時腳只能伸在書架底下。後來落實政策，學校給了馬祖光兩間房，這兩間分別在兩個單元的房子，一間是 3家合廚的，另一間是兩家合廚的。住房條件雖不好，但他已經很滿足了。

　　後來，學校又蓋了一批新房，這時馬祖光已經給實驗室一位工人跑下了兩屋一廚，正在給另一位女同志跑房子。學校要給馬祖光調房子。他説：“我再搬是錦上添花，如果給別人是雪中送炭。”他請求把這一間撥給那位女同志。有關領導説，這次主要是照顧有影響有貢獻的教授。馬祖光馬上擺擺手説：“我是黨員，不需要照顧。”一年後，他所在單位的同志都搬進了新居後，馬祖光才從比較冷的房子搬出去。

　　對於過去的艱苦，馬祖光有著深刻的理解，他説：“正是這些艱苦鍛鍊了我的意志，讓我在以後幾十年的生活與學習中始終堅守著一種信念。”

　　正因為有一種信念，馬祖光大學畢業就選擇了北國邊陲哈爾濱。那時，哈爾濱的冬天室外最冷時達零下30多度。他妻子到哈爾濱幾個月後，就得了很嚴重的風濕病。馬祖光背著妻子去醫院看病，妻子的病還沒好，就欠了很多債。但他從來沒有向任何人透露過一句困難的話，更沒有向組織伸過手。當組織上了解到這些情況決定給他一些補助時，他説什麼也不收。後來他父親病故，組織上又給他一點補助，他堅決地把這筆錢退了回去。

　　1981年11月30日，馬祖光從德國載譽回國。因要向部裏領導做彙報，航天部外事局和教育局就把他安排在友誼賓館休息。第二天早晨，他就跑到航天部招待所去了，他説：“那兒一晚上的住宿費幾十塊錢，太貴了！”他堅持住在招待所。考慮到馬祖光要寫總結，需要一個安靜的地方，航天部又把他安排在國務院招待所一個每天只收9元的房間裏，第二天去找他時，他又不見了，他自作主張調換了一個每天只收5元的房間，他説：“這裡已經很好了。”

　　建專業初，為節省經費，馬祖光出差經常坐硬座，坐公共汽車。他身體不好，在車站追公共汽車時跑得慢，有時還要挨售票員的訓斥。有些年，學校每月發校內小車票，但他經常把票放在系裏供別人用，自己儘量擠公共汽車。

　　雖然生活並不寬裕，但是對於錢，馬祖光看得很輕。那些年他需贍養長年癱瘓在床的母親和岳母，再加上給患病的愛人、兒子看病。可就在這樣緊張的情況下，馬祖光還經常拿出一些錢周濟有困難的同志。

　　一心為公，始終貫穿馬祖光的一生。他曾任了4年的省技術物理研究所兼職所長，所裏送來一筆酬金，他立即給人家送回。往返幾次，最後這筆錢還是捐給這個所的圖書室了。

　　1986年，馬祖光應邀出席國際會議作特邀報告，大會發給他500美元，他當即用這筆錢給實驗室買了一套“中性衰減片”帶回國。還有一次他出國回來後到航天部結算，應得的200多美元補貼他堅決不要，這錢至今仍保存在那裏。很多年後，院裏的同志去航天部辦事，一位在財務工作的同志感慨地對他説：“像你們馬老師這樣的人真少有啊，這些錢本來是屬於他自己的，他非要上交。現在這錢還不知道入哪筆賬裏呢！”

　　馬祖光的妻子説：“那年，我兒子突然決定考託福，當時我拿不出30美元的報名費，可把我愁壞了，家裏沒有，我為難地到處去借，人家都不相信，説老馬經常出國連這點兒美元都沒有？”

　　馬祖光的生活標準出乎意料的低：有床睡，有饅頭吃，有幾件衣服穿就行了。説來有趣，馬祖光大學畢業 15年後的1965年才買了第一塊表。他妻子説：“這塊表還是他和我給學生上課用來計算時間的，我們約好誰上課誰戴表。”

　　很多年過去了，一位老教師還記得當年的這件事：“因馬老師英語非常好，當時第二機械工業部決定讓他翻譯一本英文資料。如果他自己翻譯很快就能完成。但他為了提高我們的翻譯水平，把任務分給教研室的幾個年輕人，每人負責一章。其實，這是一件很費力的工作，因為這些年輕人剛開始由俄文改學英文，英文底子很差。馬祖光不僅要指導大家翻譯，而且還要詳細地校對譯稿。這項工作不知要比自己翻譯累多少倍。最後稿費每人一份，給馬老師的一份他卻堅決不要，送給資料室買資料了。”

　　老同志也不會忘記：有一年，他請上海的一位學者來講學，招待費超過了馬祖光規定的 30元，系裏要給他核銷，馬祖光立即拿出60元錢説：“人是我請來的，超出的錢由我自己補。”

　　作為一名共産黨員，馬祖光處處以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他所在的黨支部的三任支部書記都説：馬祖光的黨性和組織觀念特別強，這是在他的一言一行中體現出來的。

　　他曾在一份總結中寫到：“共産黨員在貢獻上是要區別於普通人的，要處處走在前面。在利益面前，更不能伸手。”有人可能認為這只是大道理説説而已，但馬祖光卻是言行一致。

　　他把生命完全交給了專業，交給了黨的事業。正因為如此，他幹事業拼了命。妻子説：“老馬每次出差，我的心都懸塊石頭，直到他平安回來才落地。跟他一起去的人常向我‘告密'：這回他又犯病了。清晨，只要看到老馬坐著睡了，書散在被子上，就知道他夜裏犯病了。老馬是個醫盲，又是個工作狂。1991年秋，他天天夜裏0:00到2:00犯病，呼吸困難，一犯病就得坐起來看書減輕痛苦，他説，能喘上一口氣，多幸福呵！第二天緩解了，他就照常上班。有一次他住進了哈工大醫院，病情稍一緩解，就偷偷地溜了出去。校醫院的夏院長説，這是心衰，隨時都可能死亡！她在校園裏到處找老馬，硬是把他送到醫大二院搶救了兩個多小時。1996年，老馬再次住院治心衰，住院期間，還起草了《中俄校際合作》英文文件……”

　　1983年馬祖光被評為航天部優秀黨員。從1982年至1988年，他連續被評為校優秀黨員。1984年他榮立航天部一等功，1984年和1986年，兩次獲黑龍江省特等勞模，1986年獲全國優秀教育工作者和五一勞動獎章，同年被評為航天部預研先進工作者，1990年獲國家教委授予他的工作40年有突出貢獻榮譽證書。1985年9月18日，他作為黨代表出席了中國共産黨全國代表會議，1987年10月25日，他又作為代表出席了黨的十三大代表大會。

　　出席十三大歸來後，他在一次支部會上説：“離開了集體，一個人啥也幹不出來。哈工大有一大批兢兢業業、水平很高的好同志，我只是其中的普通一員。我們的黨有千千萬萬的好黨員，我也只是其中的一名普通黨員。”

　　馬祖光評上院士後，按院士的待遇，學院給他配了一間辦公室，並要裝修。他急了，説：“要是裝修，我就不進這個辦公室。”最後在他的堅持下，還是把這間辦公室做了實驗室，他和其他6個人擠在一個辦公室。王騏老師説：“那時山西大學來人跟馬老師談事，都沒個地方坐，當時真讓我們面子上過不去，可馬老師認為這沒什麼。馬老師心衰已經很重了，上班經過一個上坡要歇好幾次，院裏給他配個車，他堅決不同意。”

　　別人把馬祖光當院士，可他把自己當成一個最普通的人。他的妻子因病癱瘓多年，一個管工會的職工告訴他：“實驗室有一台輪椅，閒著沒用，你推回去給孫老師用吧。”馬祖光認真地搖搖頭：“不用，不用，我自己去買一個。”

　　馬祖光經常教導自己的孩子：“不要借爸爸的光，要自己去發光。”兩個孩子都有沾爸爸的光為恥的思想。馬祖光知名度高，不少記者來採訪時，想給他們照個全家照，這總要遭到全家人的一致拒絕。孩子説；“我爸是我爸，我們是我們，我們不進鏡頭。”

　　想起這些事他妻子説：“當年，我兒子從哈工大畢業，如果老馬提出家裏的困難，學校肯定能把兒子留下，但他不去説，兒子就分到離家較遠的船舶工程學院工作了。有一次，老馬去兒子單位參加他所在學院的鑒定會，兒子直躲著爸爸，生怕別人知道他是名教授的兒子。在老馬的眼裏，兒女應自立自強，自己去闖世界。”

　　馬祖光投身事業，也牽掛著患病的妻子。“ 1997年，我住進了醫院，當時醫生懷疑是骨癌，我和老馬精神上都受到了很大的打擊。他沒有時間總在醫院陪我，又擔心我心情不好和寂寞，便含著淚錄了一盤自己用英文和俄文唱的歌曲，讓我在病床上聽。他説，聽到歌，就算他陪我了……”至今，他的夫人想念馬老師的時候，就聽一聽這盤珍貴的錄音……

　　對於癱瘓的妻子，馬祖光何嘗不放在心上。他不只一次對妻子説：“我的心臟病越來越重，如果我死了，你怎麼辦呢？哪怕有一點兒希望，我也要努力，讓你站起來。” 2003年7月14日下午，馬祖光去北京為妻子找醫生，行前，他對妻子説：“明天晚上，我就從北京回來，回來前給你打電話，你等消息吧。”可15日的上午，馬祖光手裏拿著妻子診斷的片子，倒在了北京通縣醫院裏……

　　她的妻子等呵，等呵……“老馬從來説話算話，怎麼能不來電話呢？”她開始給他的同事打電話詢問。王雨三説：“當時，我們搪塞著，支吾著，把這個噩耗告訴一個癱瘓在床，等著丈夫給她帶來希望的病人，我們怎麼忍心説出口呢？”

　　馬祖光關心所有的人，包括他家附近糧店的職工和他家的保姆。有一年，他認識的一位盲醫要出國，準備學一些常用的專業英語，馬祖光回到家，對著錄音機認認真真地給他錄了一盤標準的英文磁帶。

　　他常年在外的兒子馬天縱對父愛有一段刻骨銘心的回憶：“我孤鴻海外10余載，與父親相聚的日子一共不超過一個月。第一次回國探親，返美前的一天晚上，我推開他的房門，看見父親正躬著腰，花白的頭髮向下垂著，正在為我修理行李上的拉鏈。他做得是那樣全神貫注，以至於完全沒發現我。這時的父親已沒有了我幼時的嚴厲，有的只是年邁的身體和對兒輩的關愛……在那一刻，淚水模糊了我的眼睛，如今父親的背影已深深地定格在我的腦海中……”

　　不懈求索，導師風範。“做一輩子學生，有一輩子危機感。”“激光是一個新專業，稍一停就落後。不學習，不知道前沿的東西怎麼搞研究?”

　　“做一輩子學生，有一輩子危機感。”跟馬老師接觸過的人，都被他極強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所感染。他無時無刻不在學習，學新東西，這也是馬祖光最突出的特點之一。

　　他的同事説：馬老師邊辦專業邊鑽研，一生都在學習和探索。辦專業初，他對激光知識知道得少，就一心要補上這一課，那股勁頭兒真是沒法比。

　　文革時，一些教師沒事幹在家打傢具，可馬老師還一直堅持學習。他對門的鄰居曾流著淚跟哈工大一位老領導説：“馬祖光，他抬完沙子，挨完批鬥，還不忘學習。他要能活下來，一定能為哈工大做出貢獻。”

　　一個跟他住了 8年的鄰居搬走時很感慨：“馬老師家的燈總是亮到深夜，我從來都沒看到過像他這樣鑽研的人……”

　　在學習上，馬祖光到了癡迷的程度。還沒引進的國際激光方面著名的外文書他都啃過。在實驗室裏，在家裏，在出差的車上或船上，在住院的時候，他都可以學習、鑽研。譚銘文回憶説：“我們經常一起出差，可是每到一個新地方，有閒空時別人都想出去走走看看，馬老師卻一個人在房間看書。他説，激光是一個新專業，稍一停就落後，必須搶時間。你不知道人家在搞什麼，我們怎麼做自己的研究呢。”

　　“孜孜不倦、潛心治學、學識淵博、學術造詣精深”，這是很多人對馬老師的評價。90年代初，國防科工委決定上“慣性約束核聚變”項目，用激光打靶産生核聚變。當時國防科工委召開了一個有國內最高學術權威參加的評審會。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光學界頂尖人物、兩彈一星元勳王淦昌、王大珩，有鄧一民、我國氫彈之父于敏，馬祖光也在被邀請之列，權威專家們對這個重要的課題進行了充分的論證。因為馬祖光既懂原子能，又懂激光，他的論證意見舉足輕重，他提出的觀點和建議得到了大家的重視，更贏得了權威們的尊重。

　　他發現激光推進是一個很有前景的方向，就讓秘書給他複印了厚厚的18本相關資料。對於很多重要公式、定理，馬老師都要自己去推導，只有自己推導出來，馬老師才會認可。

　　馬老師對新生事物很敏感，他總是説：“我們要趕上時代的步伐，就要善於接受新事物。”從用上電腦，他就經常用E — mail與國外學者交流。近幾年多媒體教學進入課堂，馬老師覺得自己落伍了，就請秘書教他怎麼做Power point，馬老師就在家裏一遍一遍地演練。誰曾想下一次開研討會的時候，馬老師竟帶來了自己做的Power point，很“現代”地演示起來。

　　有一年春節過後，馬老師一拖再拖地住進了醫院，醫生責問他：“怎麼來這麼晚，再晚可能就有生命危險了。”住院期間，馬老師還不忘讀書學習。他妻子説：“有時我勸他，身體不好，就多休息休息吧，誰也不能一天就做完所有的事，可老馬總是笑呵呵地説：明天還有明天的事呢，他總覺得時間不夠用。”

　　熟悉馬祖光的人都知道，他喜歡欣賞音樂，喜歡唱歌，但他實在沒有時間去享受。為工作，為事業，他只能捨棄這些。

　　還不忘讀書學習。他妻子説：“有時我勸他，身體不好，就多休息休息吧，誰也不能一天就做完所有的事，可老馬總是笑呵呵地説：明天還有明天的事呢，他總覺得時間不夠用。”

　　鞠躬盡瘁，死得其所。“我這個蠟頭不高了要儘量燃燒……”先生最後的日子，幾多牽掛，工作多得驚人……

　　“從物理專業、核物理專業到激光專業，他一生都在辦專業，尤其是他創辦激光專業併為這個專業的發展奮鬥了 30多年，他是累死的。”

　　75歲的馬祖光是2003年7月15日去世的。在逝世前的幾個月裏，他做的事太多了！有這樣一組記錄讓人驚嘆：

　　3月28日，組織有關人員研究了學科發展規劃。

　　4月15日至17日，帶領大家兩次討論了本學科進入大學科學園的二期規劃。

　　4月18日，彙報“2003年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論壇”情況，向大家介紹了國際激光物理與激光技術前沿方向。

　　5月7日，組織本學科進行“高等學校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討論。

　　5月22日，修訂光電子技術專業本科生教學計劃。

　　5月23日，主持修訂光電子技術專業博士生、碩士生招生簡章。

　　5月25日，參加學校“凝練重大科研方向”會議。

　　5月27日，組織本學科討論“凝練重大科研方向”問題。

　　5月30日，組織學科進行關於“激光推進技術”課題協調會。馬祖光認為，激光推進是激光領域出現的新研究方向。

　　6月10日，組織討論“激光推進技術”研究進展。

　　6月11日，參加本單位學科崗位聘任討論。

　　6月13日，主持學科論證“激光推進技術”。

　　6月16日，參加了學院召開的由專業教師參加的關於物理電子學學科建設座談會。

　　6月24日，參加博士生張新陸、陳雲亮、哈斯烏力吉的開題報告會。

　　7月1日，主持光電子信息科學與技術係教授會，討論本科生和碩士生選題。

　　7月3日和4日，參加了兩天的本科生畢業論文答辯。

　　7月7日，參加2001級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答辯。

　　7月11日，也就是在馬祖光去世的前3天，他給和他一起創業的老教師王雨三打電話。王雨三一提起這件事就泣不成聲：“馬老師在電話裏對我説，希望我參加這次教學計劃的修訂工作，在教學上輔佐一下年輕教師，把他們帶上來。他説，他還親自擬定了一份教學計劃，下週一起討論。他對專業在21世紀前30年內如何發展，均有設想。我們在電話裏談了很長時間……，他囑咐又囑咐，就是對學科發展放不下心，我萬萬沒想到這竟是我最後一次和馬老師交談……”

　　于俊華老師説：“近兩年，馬老師經常晚上兩三點鐘還睡不著覺，他在考慮、規劃學科今後如何發展。”

　　“馬老師就是牽掛學科建設……他走了，對我們這個學科的發展損失太大了！太可惜了！”高惠德老師忍不住流著淚説。

　　青年教師掌蘊東回憶：“馬老師對學科建設非常挂心，他一直在考慮專業今後的發展，這已成了他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他去世前還一再強調，一定要堅持有應用背景的基礎研究，要可持續發展……”

　　在此期間，他還建議黨支部書記周耕夫：“你是支部書記，黨支部要關心學科規劃，應參與學科建設。”周耕夫説：“馬老師的黨性很強，教研室和學科方面的一些大事、大的投資、學科規劃、人事問題等他都跟支部商量和彙報。”

　　他的秘書鞠有倫説：“馬老師本來已經病得很重了，我幾次勸他去醫院，可他總説去醫院耽誤時間……”

　　一位75歲、生命已危在旦夕的科學家，在逝世前爭分奪秒地拼命了。有人勸馬祖光別這樣拼命了，身體要緊。馬祖光回答説：“這把年紀，就像蠟燭要燃盡一樣。我這個蠟頭不高了，今後能做點兒事的年頭不多了……”

　　馬祖光以自己的生命，以一個科學家和一個共産黨員的精神、人格，實踐著“ 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大力協同、勇於登攀”的兩彈一星精神。

　　毛澤東曾説過，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馬祖光一輩子做了很多好事，而有些好事做了，到現在都沒有人知道。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馬祖光一生只求奉獻，不求索取，不愧為優秀的共産黨員，不愧為當代知識分子的楷模。

　　在他逝世一週年的日子裏，已90高齡的老科學家王大珩為馬祖光寫下了這樣的題詞：“高山仰止，祖國以光”。

相關鏈結：馬祖光院士簡介

	我國光學界著名專家、國內外激光領域知名學者、中科院院士、哈爾濱工業大學光電子信息科學與技術係首席教授、中國共産黨優秀黨員馬祖光同志，因突發心臟病，經搶救無效，于2003年7月15日9：40時在北京逝世，享年75歲。馬祖光院士遺體告別儀式于7月25日上午10：00在八寶山革命公墓1號廳舉行。

　　馬祖光，1928年4月11日生於北京。1946年至1950年在青島山東大學物理系學習。1950年9月到哈工大工作，同時在研究生班學習。在學習期間，他被抽調到物理教研室任副主任、講師。1952年月10月7日加入中國共産黨。1958年8月至1970年，他創辦了核物理專業，任主任、副教授。1970年，他創辦了哈工大光電子技術專業（原激光專業）。1979年8月至1981年11月，他在Lambda Physiks公司和Hannover大學作訪問教授。他回國後，任光電子教研室主任、教授，同時擔任哈工大光電子技術研究所所長。1994年，他創建了國家級重點實驗室（可調諧激光技術重點實驗室），任主任。1996年，他任哈工大光電子研究所名譽所長。從1986年6月開始，他任哈工大物理電子學博士點博士生導師。

　　1987年，他擔任國家“863”激光領域第一批領域專家、顧問。1986年至2000年擔任中國光學學會理事。1988年10月他擔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光學工程學科評審組成員、國家教委軍工學科組成員、國家教委科技委員會委員。1990年，他擔任航空航天部科技委員光電子專業組副組長，同年擔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學科評議組成員。1991年，他擔任航空航天部科技委員會委員。2001年，他被評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從1982年開始，他分別擔任《光學學報》編委、《光譜學與光譜分析》常務編委、《量子電子學》編委和黑龍江省光學學會理事長。

　　馬祖光長期從事激光介質光譜、新型可調諧激光和非線性光學及應用研究。他在二聚物準分子、固態三原子準分子、四原子分子準分子、真空紫外波段離子準分子等體系上進行了長期系統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創新性成果。同時，他致力於發展具有國防應用前景的新型可調諧激光及電子研究，取得了重大進展。在國際上他首先實現了激光振蕩10項，發現新熒光譜區17個，首先觀察到非線性光學過程7種，在國際光學界有一定影響。他的“鈉雙原子分子第一三重態躍遷”研究，是國際上的一大熱點，他尋找到了新激勵途徑，首先觀察到熒光輻射。他領導的課題組系統地對準分子激光體系，在理論與實驗上探索了産生可調諧激光的可能性，並在實驗上獲得一系列成功。他領導的學科組開展了一系列對國防光電子應用有重大意義的探索和研究，並承擔了一批激光工程應用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一些研究成果獲國家自然科學獎、國家專利，多次獲省部級科技進步獎。

　　馬祖光發表的《紫外泵浦Na2(B 3∑g)—Na2(x 3∑u)的發射光譜》、《Na2中紫外準分子發射》等論文在國內外光學界有較大的影響。他編著了《激光實驗方法》一書，編譯了《原子核理論》等著作。發表主要學術論文140多篇，被SCI、EI錄用71篇，編撰著作3部。

　　1960年，馬祖光被評為哈工大紅旗手，從1982年至1988年，他被連續評為校優秀共産員，曾獲黑龍江省優秀共産黨員稱號。1984年和1986年他兩次獲黑龍江省特等勞模。1986年，他獲全國優秀教育工作者稱號並獲“五一”勞動獎章，同年，榮立航天部一等功，被評為航天部預研先進工作者。1985年9月15日，他作為黨代表出席了全國黨代會。1987年10月25日，他作為代表又出席了黨的十三大代表大會。

　　2003年7月15日，馬祖光教授因病逝世于北京，享年75歲。